一九四四年一月，我从成都回到重庆，在中央纪念周报告献金经过。所有的中央委员和文武百官左一次、右一次地鼓起掌来，一会儿闭不住嘴地哈哈大笑，一会儿又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地紧张起来。蒋介石在旁边坐着，好像很不痛快的样子。散会后，好多青年朋友拉着我的手说：“中央政府开会，这三四年里头没有像今天这种自然的快乐表现。已往无论开什么会，总是说：奉总裁谕……弄得大家觉得一点兴趣也没有，今天真算是第一次。”虽然大家对于我的献金运动都赞成，可是，蒋介石是不愿意我再去做节约献金救国的工作了。碰巧这时江津的第九中学校长请我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借着这个机会又发动了各界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这里共发动献金一千三百多万。
县立中学有些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被他们的先生领着来见我。这些女学生说：“我们正在发起大会献金和常年按月献金。因为我们没有到前方杀敌，我们总觉得对不住前方的父兄们，我们愿意在忙里抽暇，每人每月做一双军鞋，献给前方战士。冯先生你说可以不可以？”我说：“那可好了，我们前方的士兵穿的是草鞋，走不了三两次山坡，一双鞋就坏掉了；若有布鞋，不论如何，十天八天坏不了的。”那些女孩子听了我的话欢天喜地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报上登着她们发起献鞋大会，不到三天，全县女学生都响应了。她们献了几千双鞋，鞋里面两边都写上字，一边写的是：献给前方抗战将士；一边写的四川江津县某高中某姓敬献。这是多么切实新鲜的爱国举动呀！但蒋介石的特务到处破坏着说：“士兵们草鞋穿惯了，布鞋没有穿惯，只有老冯从前带的队伍是北方人才穿呢！”这种的破坏造谣是多么可笑啊！
此地军政部的监护队，把百姓的菜一拨拨了五六船，运到重庆去卖。民众们来对着我喊冤。又加上这些监护队的船靠在江津县河边上，那些士兵们进城来到戏园子来看戏，不买票。这城里的士兵把着戏园子，没有买票的人不叫进去，因此大吵起来。监护队的士兵吃了小亏，跑回去把步枪、机关枪都拿来，就在街上打了几个钟头，百姓打伤了二三十个，墙上打得满是机关枪眼。我来到这里，绅士都来告状。我问政府派人查过没有，县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对我说：“我们打了电报到中央政府，政府查的人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冯先生，你看政府练的兵，自己打自己，把我们老百姓打伤好几十，还叫我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真是没有看见过这种害国殃民的政府。”我把这件事马上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说：“已派人去查去了。”江津县参议会的人们，没有一个不说蒋介石草菅人命。
江津县西边有个地方叫白沙，那里的大学和中学很多，献金的那一天很热闹。因为全是些青年学生，大多数都是由各地逃难来的青年学生，他们简直把所有的东西都献给国家。因为商会的人们不肯多出钱，学生们都跪下了，叫他们救国家不要只管自己。大公报写了一篇文章：“我们都跪下了”。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那篇文章也不会不落泪的，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是事后蒋介石的特务造谣言说：学生跪下是老冯设的法子压制商会的人。特务对商会的人说：“最好你们不要献金，看老冯有什么法子。”
我在这里看见一位东北青年姓王的，他听了我演讲之后来见我，说他有件很难过的事。他在一个中学念书，大家都吃不饱饭，要求校长改良伙食。他是个代表，说话多了，就说他是共产党，把他吊起来，左打，右打，叫他承认是共产党。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问那位法官，说：“法官，假若你自己的儿子被人家无缘无故地这样地打，这样地吊着，你看见了心里难过不难过？”这位法官被他这一问，天良发现了，过了不久把姓王的释放了。现在，这位姓王的学生，在大学先修班读书，但伤痕仍然留在身上。他一面说着，一面把里头的小褂脱下叫我看他身上被鞭子打的疤痕。这个青年的背被我摸的时候，他的泪如雨下，痛心极了。他说：“我们把祖宗的坟墓丢在东三省，父母也抛在东三省，为了自己不肯当亡国奴，跑到四川来，要抗日，要救国。谁想到说一句话，就说我们是共产党，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挨打的挨打，这真是黑暗到极点了。”
从江津县到合江县，这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刘举人，对献金的事，帮了很多的忙。我把我在成都兵工厂做的钢铁戒指，带了一些来，这种戒指上面刻的有“献金救国”及“冯玉祥赠”等字。我向合江的百姓说明献一个金戒指即给一个钢戒指，人们为了留下一个抗战纪念的东西，所以献金很踊跃。
钢戒指的发动，乃是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宏对我说，他在图书馆看书看见德法战争时，德国军费难办，就想出用钢铁戒指换金戒指和宝石戒指的事，五六百万只戒指也能值很多钱。到了一次大战之后，一个钢戒指就值十万、二十万元了，可见纪念的价值是很大的。江津合江的妇女把金戒指造成字，造成地图献给国家，她们真是热诚极了。
由合江到泸州，泸州比合江县大得多了，从前是个直隶州。这个直隶州有一段历史：在明初的时候，重庆和叙府、宜宾都争这一县。这里的县官以为无论归哪一边都要应酬，若直属成都，就为地方人民省许多款项。因此，州官就上了呈文到成都，说明这个道理，结果没有准。这位州官又直接奏明太祖朱洪武，想不到被明太祖怪罪下来，说这个县官不应当。这位县官觉得这一番好心不蒙采纳，反而受了申斥，他就跳江死了。全县的人民都闹起来，于是明太祖朱洪武才准了泸县改为直隶州。那城边有个庙就是死的那位县官的祠堂，每年二月、八月地方上的人都来祭祀他。可见为民谋福利的官吏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我住在泸县城内的银行公会，房子盖得很好。住了两天，听到说前三四个月这个大屋子里住了二三百个新兵，带兵的官怕他们跑了，把门窗都替他们锁上，因为不通空气，把二三百人闷死在一个大客厅里。从此以后，这座房子没人住过。蒋介石的特务，以为这里一定有恶鬼，可以害人，于是出主意请我住银行公会，他们的用意是想我给鬼害死。我刚住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知道以后，也觉得很平安。害民、害兵的人，才觉得各处都是鬼；同兵民站在一起的人，什么都不怕！我听说闷死了二三百新兵，到底没人问就算完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士兵连狗都不如。
泸县这里有美国的五位小军官，两个是陆军军官，三个是海军军官，都与空军有关系。他们请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吃美国饭。为什么请我吃饭？原来当我在白沙献金的时候，一个美国陆军的小官到重庆美大使馆领他们五个人的饷，装在一个口袋里，坐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枕着口袋睡，睡着以后，口袋丢了，钱没有了。到了白沙下船，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正在那里难过，碰见一位大学生。这位学生懂英文，军官把他丢钱的事向大学生说了。大学生说：“这件事若找冯玉祥将军可以替你办。”大学生就把这位美国军官领到我这里，说明他丢钱的事。我说：“美国人来到中国和日本鬼子作战，这是帮我们的忙。你在船上丢了钱，一定是中国人拿去的。中国人拿的，就如同我拿的一样，我来赔偿你，你也别着急。”我马上赔偿美国军官三万元，这美国军官很感谢也很诧异。后来，他对我说：“你是不是还要到泸州去？”我说：“去的。”他又说：“你到泸州时，请到我们这里，我要请你吃顿美国饭来答谢你的美意。”这就是他们今天请我吃饭的原因。
菜很好，头一杯是红色的番茄汁。我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东西？”他们把罐头给我看，这是用飞机从美国运来的。由此可知他们的军队多讲究，连番茄汁都是用飞机运来的。其次是巧克力的饼，总之他们吃得很舒适。他们打仗的时候打仗，拼命的时候拼命，但国家要他们打仗拼命，也让他们的生活过得舒适。我们中国就大不同了，我们的士兵是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永久是受苦的，可怜不可怜？
泸县这里每天都有喊冤的人来，状子递了一大堆，其中有一张状子上写着这样的一件惨事，大意说：姑嫂两位过沱江，船走到江当中，那边军政部监护队的官兵，砍了柴回来，也要过江，叫这小船开回去。驾船的人说：“我们已快到那边的岸，等回来再装你们的柴火。”兵们不听这一套就向着船开了枪。当时就把二十多岁的一位女人和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都打死了，撑船的人跳下江去跑了。这件事发生以后，告状的人无论在哪里告，没有人管，因为地方县官都不敢惹军队。我马上把这件事连打两个电报给蒋介石。他回电说：“派人去查。”因为没有结果，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又把那些状子当面给他，他还说是：“查查。”
在这里献金总数有五千多万，若不是蒋介石的特务从中破坏，就是两万万、三万万都不为难的。
从泸县到隆昌，这里是个小县，献金也不少。从隆昌再到内江，内江这个地方献金是五千多万。那时候正是华莱士副总统到了重庆，报纸上每天都登着献金的事。内江地方上的人，有的献地，还有学生把他的家产都献出来。有一个小女孩，是个穷孩子，没有钱献金，看见别的学生都为了救国来献金，她就用稻草打草鞋，一夜打了十几对，第二天早上拿到场上去卖，把那钱献给国家。她的眼因为一夜未睡觉打草鞋所以很红。有的老太婆把她祖母给她的银镯子都献了金。老绅士们说，你看这镯子都是黑绿色，这是她们一辈传一辈，在家切猪草染上的绿色。
内江献金完了，就到自贡市。上次曾路过这里一次，已经献了二百八十多万，也可说献金是由自贡市开始的。他们因为听说，别的小城都献了几千万，所以又请我到那里去献金。头一个献金多的就是余述怀先生，他献了一千万；接着就是王德谦先生，他也献一千多万。这里的人很好，献金也特别多。监务局的曾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结果献了一万万二千万元。这一下子震动了全国。假如不是有人破坏，这里的人民一定是甘心乐意献八万万、十万万。
从自贡市转到富顺，这是一个小县，这里献了金戒指一千二百多只、军鞋一万二千双、黄谷三万石，折合起钱仅次于自贡市。
从富顺到威远县，在威远住了四天。一天是主持慰劳抗属大会，一天是主持阵亡将士入祭忠烈祠大典，其余的时间是和地方上的朋友讨论献金的事。结果此地献金二千多万、布鞋一万双。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威远县的商会会长，去听我讲话，走到大门口，还对人说 ：“无论说什么我是不献金的。”他并且告诉别人也不要献金。但是，他听了我两个钟头讲话以后，他流的眼泪把他的胸膛全部都湿了，他首先站起来说：“我拥护献金，要多献金。”由此可以证明，不把话说明白，就叫人出钱，那是不成的。
在威远我发起了官兵入忠烈祠的事。我问县长，这里出壮丁多少人？他说：“能查考出来的有九千八百多，阵亡报了来的有二百多。”我说：“为什么不把阵亡的官兵送到忠烈祠去呢？”县长说：“还没送齐。”我说：“前方正在打仗，怎会送齐呢？你赶紧把名单开出来，把木头牌位都油漆好，三天后我们送他们入忠烈祠。”县长说他马上去办，并且拿很大的黄纸找我写忠烈祠三个字。这里的忠烈祠是拿关岳庙改的。到了入忠烈祠那天，在大草场开会，到了一万多人，把所有的牌位放在三个亭子里，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都参加送牌位的典礼。当送牌位的队伍，经过大街，家家户户都烧香、点蜡，摆着祭桌，放着鞭炮。牌位入了祠堂之后，一位老先生说：“我的儿子叫什么什么名字，今天冯将军来把他送入忠烈祠里，我真是觉得光荣。从此我可以对得住我的祖先、我的子孙了。”
后来有一位空军将士的兄弟替他父亲致词说，他的兄弟在空中阵亡了，他父亲听见说，冯将军到这里要送他们入忠烈祠。他父亲因为有病不能来，叫他来代表，他们这个姓的人有两千多户，都觉得无限光荣，他们这一乡、这一县都觉得特别光荣。
散会时，每一位阵亡的家属，都送给他们米、棉花、猪肉、菜蔬和应用的东西，叫学生们抬着送到他们每个人的家中。就这一来，跑到我住的地方报告要去当兵的人，一会就有几十位。从此，也可以看出来，中国老百姓的良心里，有的是文天祥、史可法，若不发掘，那是无法看见的。因为有这样热烈的大会，蒋介石接连来了两个电报找我回到重庆。我见了蒋介石之后，详细去报告他这各种。
他虽然嘴里哼哼哼，可是能够看出来，他对于我所做的这些事是不感觉兴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