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久便发现，父亲为了照料母亲，睡眠不足。于是，我每天都凌晨三点钟就起床去服侍母亲。有天晚上，我走到母亲身旁，用手轻轻揉她的前额。我环顾他们的房间，看见四壁挂满了以前在屋里到处都是的图画与相片。我想起离开父母后的那二十五年，想到把他们接过来所花的工夫，想到每天照顾两个生活习惯与我往往不同的老年人。
我揉母亲的头时，父亲正在酣睡。那句话又浮现脑际：“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
不错，我没有住进那个向着阳台的大房间，我也始终没有那个我梦想的健身室。但是此刻万籁俱寂，家人都已经熟睡，我于漆黑中站在我这个住得满满的家里，却感觉到那古老的、超乎一切理解的平静。或许，就是今日的年轻人所说的，我正在“得到一种生活”──使我能保持真我的那种生活。
精神救助
张莉
我突然感到这童心折射出我的心理残缺：自信掩盖着虚荣，善良掺杂着自私。自己的慷慨是有条件的，因为自己已经不需要了，而那孩子就在我这自私的施舍中感激涕零。我糊涂了：究竟是我从经济上救助了范春芳，还是范春芳从精神上救助了我？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在别人需要的时候，能够解囊相助。可是，一个14年没见过火车，没看过电视，连50元人民币都没见过的山沟里的小女孩，面对我的盛情邀请，竟然对城市的繁华不感兴趣！
有一年，我在朝阳市凌源县瓦房店乡百车沟小学采访一位小学教师时，那女孩从门缝里盯了我好久，我笑，她也笑。老师介绍说，她叫范春芳，好学生。家里爸爸傻、妈妈哑，生活可困难了。两次辍学，她靠养鹅、采药卖钱又回到了学校。
夏天，在女儿的催促下，我接她来沈阳度假。我们登彩电塔，逛公园，吃烧烤，唱卡拉0K，她却木然，一路上总是问我：“阿姨，妹妹的旧书能给我几本吗？”
“那当然，你头一次来市里，玩够了再说。”她只好不做声。
晚上，我和女儿的说话声、电视的吵闹声都没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她先把女儿给她的旧书揣进书包，又拼命地从女儿的新数学书上往下抄题。我问她明天还想去哪里玩，她说哪也不去了，想做完50道题，不会还可以问妹妹。也许她懂得，这个繁华的城市不属于她，学到手的知识才是自己的，谁也夺不去。
我极力想给她的却不是她所要的，我很沮丧。
范春芳来时穿了一件长长的金黄色的衫子，显然是成人穿过的旧衣服。可她说这还是村长从救灾衣服里挑出的最鲜艳的一件呢。女儿听得鼻子发酸，就从衣柜里往外掏衣服。她拿出一套蓝白相间的学生套装递给范春芳时，我的心里就翻腾一下，那是我在女儿生日时花120元买的新衣服呀。“这衣服姐姐穿太大，不合适。”我拦了一下。“上衣是短袖，下边是裙子，有什么不合适的。”女儿没明自我的意思。范春芳明白了：“妹妹你留着吧，这衣服太洁净，不抗脏。你再给我几本用过的旧练习册吧。”女儿不由分说，先把衣服塞进她的包，又去找练习册。我有些不好意思，给她200元钱，她说，学费您已经给我交了两年了，我不要。“拿着，这是零花钱。”我也硬把钱塞进了她的包。
第二天，范春芳要和校长回家了，她抱着我的腿哭了半天：“干妈，我一定好好学习，对得起你。”我嗓子发紧。
从车站回来，女儿告诉我，枕头下压着那套新衣服和200元钱，还有一张纸条：“干妈，东西不带了，共拿走书21本，谢谢您和妹妹。”
我突然感到这童心折射出我的心理残缺：自信掩盖着虚荣，善良掺杂着自私。自己的慷慨是有条件的，因为自己已经不需要了，而那孩子就在我这自私的施舍中感激涕零。我糊涂了：究竟是我从经济上救助了范春芳，还是范春芳从精神上救助了我？
心安是福
张丽钧
一个巢，心安下来就是家，一个穴，心安下来就是福。像那个老妇人，天真地挖了一个坑，然后心安地把一份天真寄存在里面。这一日，她一定玩得比我们好，她轻松地行走，轻松地戏水。待到她归来刨出她的彩贝，她就可以微笑着为自己的心安加冕；而我呢，我在不心安地奔波劳顿之后，又为自己选择了不心安而难以安心。我的累，源于手，更源于心啊！
在北戴河海滨，有行走的小贩起劲地兜售贝壳。那是刚刚从大海里打捞出来的各种漂亮彩贝，用塑料袋装着，一袋里面有20多枚。小贩跟定了我，不停地说：“买一袋吧！才30块钱，比零买合算多了！”我禁不住诱惑，俯下身，认真地挑选起来。50块钱，我买了两袋，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
但是，不久我就懊悔了。那可心的“宝贝”渐渐成了压手的累赘。一手一袋，越走越重，累得人连伞都撑不动了。同行的朋友同样手提两袋贝壳，苦笑着对我说：“嗨，你还要不要？你要是要，我把这两袋给你。”
在老虎石附近，我看到一个和我们一样手提贝壳的老妇人，她一定也和我们一样为那压手的“宝贝”所累。只见她蹲下来，双手在沙地上挖了个坑，然后就将那几袋贝壳放进了坑里。我和朋友会意地笑起来。朋友忍不住逗她：“阿姨，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埋藏宝物，不怕被别人偷走吗？”老妇人一边往坑里填土一边快活地说：“待会儿我走了你就来偷吧！”
离开了老妇人，朋友对我说：“要不，咱也先把这东西埋上，等回来的时候再刨出。你看咋样？”我坚决不同意，说：“跟那个坑比起来，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手。”
接下来，我们租垫子戏水，又打水滑梯。玩这些游戏的时候，我们轮流看护着那几袋沉甸甸的“宝贝”。说实在的，获得宝贝的喜悦渐渐被守卫宝贝的辛苦消磨殆尽。
太阳偏西了，我们疲惫不堪地往集合地点走。路过老虎石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靠近了老妇人埋宝的地方。朋友笑着说：“有三种可能：东西被老妇人拿走了；东西被别人拿走了；东西还在。”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确信没人注意自己，将手里的长柄伞猛地往下一戳，“嚓”的一声，是金属碰到贝壳的声音。“还在！”我和朋友异口同声地喊出声来！
突然间，我心里很黯然很惆怅，我在为自己愚蠢地错失了仿效老妇人卸掉重负的机缘而沮丧。想想看，人在世上漫长的旅程中，最沉重的其实并不是某种外物，而是自己那颗无法安定的心啊。一个巢，心安下来就是家，一个穴，心安下来就是福。像那个老妇人，天真地挖了一个坑，然后心安地把一份天真寄存在里面。这一日，她一定玩得比我们好，她轻松地行走，轻松地戏水。待到她归来刨出她的彩贝，她就可以微笑着为自己的心安加冕；而我呢，我在不心安地奔波劳顿之后，又为自己选择了不心安而难以安心。我的累，源于手，更源于心啊！
好好活着就划得来
张耀南
一生中有很多事情是划不来的。因为出身的卑微，花十二分努力才达到他人三分功夫所达到的境地，我们划不来；因为长得丑，尽管心地善良却总得不到异性的青睐，我们划不来；童年时别人可以上幼儿园学英语，学钢琴，学“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我们只能上山下田放牛砍柴，我们划不来；长大了别人有舅舅在公安局、叔叔在人事处办什么都方便，我们却只能举目无亲两眼泪汪汪，孤身一人闯天下，我们划不来；用无数个白天经营一生却只换得个漆黑的坟墓，我们划不来……好多好多事情本来就是划不来的。
我曾在南方一所偏僻的大学教书数年，在那里我结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阎君即是其中的一位。
这老兄学的和教的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很偏，不值钱。当很多人离开日渐被社会淡忘的校园，离开拥挤闭塞、常年见不到阳光的书斋，到另外一个五彩缤纷的校外世界里去，当上上下下齐呼“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的时候，这老兄竟然真的去报考了一所大学的“博士”，下定决心向“教授”那条路进军了。当时他已是32岁年纪，有一妻一女，分有一室一厅住房，马上就要晋升讲师。他费了很多周折才获得报名权。
当时我也苦闷着自己的何去何从。我站在大学的讲台给大学生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时候，我的工钱是每月54元人民币。后来我拿了硕士学位再登讲台，转而讲尼采和克尔凯郭尔、讲海德格尔和加缪时，我的工钱加到每月97元，仅够维持在学生食堂吃中档菜的生活。在那时节，同事的排挤，所谓领导的威压，找不到对象的烦闷，又一齐缠绕着我，使我几乎走到了弗洛伊德所描绘的“歇斯底里症”的边缘。清贫，我可以忍受，但若在这“清贫”之上再加上“勾心斗角”四字，我是无论如何忍受不下去的。
这一年的冬天，不记得是1988年还是1989年，在那间12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对床头床尾、桌上地下一堆堆沉默不说话的书籍发呆时，阎兄来到我的住处。
我问他北京的天气冷不冷，他说很冷，冷得怕人。然后我又问他：“北大博士生住房条件怎样？”“两人一间，每人大约6平方米。”“助学金多少？”“每月110元，加各类补贴，共150元左右。”停顿了一会儿，我又问他：“你弃了已得的住房、将得到的讲师，远离妻女去读博士，划得来吗？”“谈不上划得来划不来，不想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想走，走得远远的。我是把它当成一种生活去看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临别，我把这老兄送出去很远，等他上了公共汽车拐弯不见了，才又裹紧身上的军大衣，在凛冽的寒风中返回。我已经在这个穷乡僻壤度过了好多个冬天，只感觉这年的冬天格外的冷，不仅有风，还有像锥子一样扎着手和脸、一点温情也没有的冷雨，冷风冷雨之外，便是看不到尽头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漫漫长夜。我缩回到一年多没有洗，很冰凉的被子里，望着白色的天花板我又想起阎君的话，也许穷，也许窘，也许划不来，但我们把这一切当成一种生活去看时，情形就会有完全的改观。
“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这样告诫自己时，无论怎样为难怎样无奈怎样无依无靠，我们的心灵都可以获得某种安慰。
一生中有很多事情是划不来的。因为出身的卑微，花十二分努力才达到他人三分功夫所达到的境地，我们划不来；因为长得丑，尽管心地善良却总得不到异性的青睐，我们划不来；童年时别人可以上幼儿园学英语，学钢琴，学“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我们只能上山下田放牛砍柴，我们划不来；长大了别人有舅舅在公安局、叔叔在人事处办什么都方便，我们却只能举目无亲两眼泪汪汪，孤身一人闯天下，我们划不来；用无数个白天经营一生却只换得个漆黑的坟墓，我们划不来……好多好多事情本来就是划不来的。
这划不来的一切却构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摆脱它推开它，因为经历了这一切才走到现在。
人立天地间
世间很多的生命都朝生暮死，十分短暂。譬如蝴蝶。但它们却在阳光下自由无拘地扇动着翅膀，展示着美丽，赞美着春天。它们是会飞的花朵，生命的歌。
人是生而自由但却无时不处于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万物之主的人类，反而比其他生物更具奴性。
街口上，邂逅一位老同学。简单的寒暄过后，老同学开始诉苦，发牢骚。从世风到单位领导，从个人际遇到家庭烦忧，怨天怨地，顿足捶胸，没完没了。我笑了一下说，难得见面，何不换个愉快的话题？老同学一个愣怔，且因自己的失态而赧然。
不久，这位老同学得到了升迁。
又不久，这位老同学因有涉某桩经济案件而需要向上级部门“说清楚”……
为这事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都是一些“世俗的人”。但同时我们又是直立天地间的人。而直立的真实含义在于，让我们有幸体验精神、理想、操守等等，这样一些高贵词儿的内在质地。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把自己保留在卑琐的世俗纷争之外。我们因此而可以使自己的良知不泯，也因此而可以保持我们对人类文明之光的注目和顶礼。
“跨过一条线，人可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一种心域之线。
也许，人生压根就不需要很多，也不需要太过敏感，更不需要太强的自我保护意识。生命的外壳愈坚硬，它的内核便愈脆弱，愈经受不起触碰。人或许并不知道，正是人对自己的过分维护和包裹，在给自己造成伤害。
而说到痛苦，有些痛苦是可以逢人就说的。但更多的一些痛苦，你却只能深埋于心里，去独自面对。并且很多的痛苦，其实是自我的。它们似乎都来自同一个错误──“估计的错误”。或把自己估计得太高，太大，太了不起；或把别人估计得太坏，太顺，太舒心惬意……
世间很多的生命都朝生暮死，十分短暂。譬如蝴蝶。但它们却在阳光下自由无拘地扇动着翅膀，展示着美丽，赞美着春天。它们是会飞的花朵，生命的歌。
人活得超脱一点，至少在精神上，就比别人高出了一截儿，满眼里便更多的是有意思的人情风光，就算难觉出胸中的无垠无限，至少遇人遇事，那气概也就大度而宽容了。人生的风景线上尽管仍是高高低低，却尽在自己的眼底下伸展着。在无边无沿无始无终的时空里，你感念生命的神圣和活着的幸福。在蔚蓝的天穹上，人生的灰色既已荡然无存，那么，在这个时候，假如你呼吸一口清冽冽的空气，便定然会获得一种辟地开天的意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