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差点使“北约”瘫痪的间谍教授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北约”的秘密文件源源不断地流往苏联，西方世界部署在华沙集团的间谍网络被破坏。对苏联而言，“北约”几乎已经不存在秘密。
造成这一切的克格勃间谍汉布尔顿，是英国经济学博士，加拿大拉法尔大学经济学教授，一位拉丁美洲问题的权威专家。因其卓越的贡献，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与他会面。在西方间谍中，汉布尔顿是唯一得到过此殊荣的人。
在加拿大渥太华有一条名叫拉斯金的幽静街道，汉布尔顿的家坐落在街中间。这是一栋小巧玲珑、质朴大方的砖瓦房，1922年5月4日汉布尔顿就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乔治·汉布尔顿是英国人，在法国一家加拿大报社工作，汉布尔顿在法国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
汉布尔顿的母亲是爱尔兰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非常关注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家里总是高朋满座。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和加拿大社会名流在此自由畅谈，大发宏论。汉布尔顿在孩童的时候，母亲就给他规划好了理想的人生。在母亲心目中儿子应当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心胸开阔、意志坚强，并具有挑战旧世界的勇气。在母亲的影响下，年轻的汉布尔顿立志成为一个大人物，一定要出人头地。读中学的时候他曾对自己的姐姐说：“要使自己变得重要，要让更多的人注意你，只有重要人物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1949年4月，一个春天温馨的夜晚，贝西·汉布尔顿夫人又在家忙于招待四方来客。今天在众多的客人中有一位苏联人受到她的特别关照，他叫鲍罗廷，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这位年轻人彬彬有礼、举止优雅、谈吐大方，颇有绅士风度。贝西·汉布尔顿夫人非常欣赏鲍罗廷的才华，觉得如此年轻优秀的人物有必要介绍给儿子认识。
鲍罗廷的真实身份是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负责国外情报的第一总局的官员。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网刚刚遭到彻底破坏，他到加拿大的任务就是发展苏联情报机构在加拿大的间谍网。其实鲍罗廷已注意到汉布尔顿，那天汉布尔顿和鲍罗廷谈得十分投机。后来，鲍罗廷又打电话给汉布尔顿，约他出来喝咖啡，他们沿着尼多运河边的小径散步，无所不谈，鲍罗廷觉得汉布尔顿做一个间谍有很大的潜力，心里已把他列为重点发展对象。汉布尔顿也觉得两人特别投缘，愿意向他倾诉自己的心事，希望得到他的肯定。汉布尔顿表示愿意为苏联做些事情，希望今后与鲍罗廷有合作的机会，共同做一些大事。
1951年，鲍罗廷突然从汉布尔顿的视野中消失了。
1953年，汉布尔顿去了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准备将来做一名经济学家。此时，汉布尔顿已经结婚成家，与夫人居住在巴黎远郊的一座别墅里。
1956年，汉布尔顿即将结束学业。一天，两位来客叩开了汉布尔顿的家门，其中一位就是鲍罗廷。当时，汉布尔顿又惊又喜，热情地与鲍罗廷拥抱在一起。寒暄之后，鲍罗廷向汉布尔顿介绍了自己同行的客人——保罗，也是一位苏联人，汉布尔顿一边热情地与保罗握手，一边把客人引进了客厅。
当年，鲍罗廷调离加拿大去了英国任职。但克格勃对汉布尔顿的关注一直没有放松，并有专人负责记录汉布尔顿的行踪。现在汉布尔顿硕士快读完了，到了与克格勃合作的时候了。
鲍罗廷问起汉布尔顿今后的打算，汉布尔顿说打算继续攻读经济学，伦敦经济学院已经录取了他，准备去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16世纪西班牙的经济问题。不料，鲍罗廷哈哈大笑起来：“朋友，西班牙经济问题随便什么时候都可研究，我看你应该更关心现实的经济社会，去做个有影响的大人物，这是你母亲的心愿，也是你的早年理想。”
汉布尔顿一愣，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鲍罗廷说：“伦敦经济学院可以晚几年去，目前，你可以先申请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作。只有去了那里，我们才能实现早几年在渥太华商谈的合作。”
汉布尔顿思路全乱了。看见鲍罗廷他们的口气不容置疑，他答应向设在巴黎的“北约”组织国际秘书处经济金融科申请，表示愿意到那里工作。巧合的是，汉布尔顿的父亲有一位朋友在“北约”经济部供职，以前常去他家，认识汉布尔顿。他见到汉布尔顿的求职报告便热心推荐，“北约”有关部门约他见了一次面，不久就通知他去上班。
作为“北约”组织的经济学专家，汉布尔顿的主要工作是分析“华约”各国和“北约”各国的经济情况，指出它们各自的优点和不足、潜力和局限。他们提供给“北约”组织的研究成果报告是“北约”政治家们做出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因而他可以接触到“北约”的机密文件，包括“北约”组织各成员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评价，“北约”组织各成员国军队的装备和物资、西欧国家的经济应急计划等，这些都是苏联极感兴趣的机密。但克格勃对汉布尔顿非常有耐心，保罗与他接触只是聊聊天，一起喝杯咖啡，有时也扯到汉布尔顿的工作，汉布尔顿也只口头讲些一般性的文件内容。克格勃的眼光和目标更长远。
克格勃心理学家对汉布尔顿进行了评估和分析，认为他喜欢适量的刺激，需要压力的胁迫。一次，保罗与汉布尔顿在西西里餐厅用晚餐，保罗还未开口询问，汉布尔顿习惯性谈起工作中接触的一些文件内容，当然，是一些并无多大价值的东西。保罗依然保持着微笑，说他非常欣赏汉布尔顿超人的记忆，随手拿出一张巴黎地图，位于东北部的7个地铁站被画了圈。保罗说：“我们需要更安全、更刺激、更智慧的约会方式。我们每个月见面一次，时间定在每月第一个礼拜的星期五，见面地点在地铁站，不管见到或没见到，下一次见面按顺序移到另一个地铁站。”听起来有些麻烦，汉布尔顿却很有兴趣，对约会非常重视。从此，地铁站的秘密会面，为约会搜集情报的准备，赶赴约会的紧张状态，这一切成了汉布尔顿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并乐此不疲。
一年多时间里，汉布尔顿以口述的方式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虽然机密情报甚少，但他对干这种工作很有热情。 1957年秋，保罗在地铁站与汉布尔顿碰头后，他们走进车站附近的一座小教堂，保罗拿出两个纸袋，一个纸袋里装着2000美元，全是20~50元的旧钞；另一个纸袋装着一架莱卡牌的微型照相机和30个胶卷，足够拍1000张照片。保罗第一次对情报的质量提出了要求，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有价值的机密文件上。他让汉布尔顿以工作需要为名设法把文件借出来，下班偷偷地带回家，再用莱卡相机拍下来。
汉布尔顿迟疑了一下，接过了装相机和胶卷的纸袋，但不愿意接受美元，他说自己做这些不是为了钱。保罗笑笑，说你不必为苏联政府财政节省经费。汉布尔顿最后还是拒绝了。到下次见面的时候，汉布尔顿没有让克格勃失望，他交给保罗的两卷胶卷里有两份机密文件和一份绝密文件，都是来自“北约”组织地地道道的真货。
此后，“北约”组织的秘密文件通过汉布尔顿源源不断地流向苏联。保罗告诉汉布尔顿，他提供的情报极有价值，总部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克格勃精心策划培植汉布尔顿用了七八年，现在到了丰收的时候，克格勃总部特地在巴黎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处理有关汉布尔顿的事务。
1958年，汉布尔顿与妻子离异，单身汉的生活更加无拘无束。保罗不停地向他索要情报，而且对文件的机密等级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北约”1970年军事实力目标规划的报告等。汉布尔顿还曾向克格勃提供了一份有关西方世界部署在华沙集团间谍网络的文件，这些间谍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由此造成一些西方间谍莫名其妙地在莫斯科被发现，使西方情报部门一直找不到原因。这一年，汉布尔顿向克格勃提供了大约800页机密文件，平均每天两页多，工作效率非常之高。对苏联来说，“北约”组织已基本无秘密可言。奇怪的是，汉布尔顿一直拒绝接受克格勃的报酬。苏联解体后公布的档案表明，克格勃一共支付给汉布尔顿1.8万美元。
1959年11月的一个阴雨天，汉布尔顿驱车到巴黎郊外，在一家汽车旅馆与保罗见面。保罗带来一只旅行箱，里面有一台专门为汉布尔顿特制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带录音功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频率，到了规定的时间，只要打开收音机调准频率就可将莫斯科的指令录制下来。此外，保罗给了他一个密码本，一次性的密写信笺和几本黄皮小笔记本。收音机记录下来的是4个数字一组的代码，在保罗的指导下，汉布尔顿很有兴趣地学习了密码和莫尔斯电码。
这事让汉布尔顿兴奋了好一阵子，如今可以直接听到莫斯科的声音，无需保罗这个中介，这让他觉得自己神奇诡秘、与众不同。许多年后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一想到能把收音机调到一个指定的频率上，同千里迢迢之外的莫斯科进行联络，接受到专门给我发来的电报，真叫人激动不已。”莫斯科确实也很看重他，送给他的收音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旦汉布尔顿遇到麻烦，比如身份暴露了，莫斯科可以通过收音机及时通知汉布尔顿前往他住处附近的街心花园，克格勃在那里有一个秘密投递点，汉布尔顿可以拿到一本护照，以及到维也纳后如何进行联络的信息。然后，有专人护送他经奥地利前往苏联。
汉布尔顿醉心于间谍游戏，间谍生涯满足了他的好奇心，虽然因怕被发现而产生的恐惧感挥之不去，但他还是喜欢窃取情报时的那种状态。他整天神秘兮兮的，不知在忙什么，很少关心老婆家庭。他与第二任妻子菲奥雷感情也日渐淡薄，吃完晚饭，就把自己反锁在书房，忙碌到深夜。菲奥雷与独守空房差不多。有一次，菲奥雷一觉醒来仍不见丈夫的身影，跑到书房门前，顺着钥匙孔往里瞧，看见汉布尔顿正用照相机拍照文件，当时惊出一身冷汗，她明白丈夫在干什么，从此不再过问丈夫的事，感情也更加淡薄了。
受人欢迎的教授
攻读博士学位，做一名大学者，一直是汉布尔顿想完成的心愿。他在“北约”一直没有升迁的机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读博士的想法更迫切了。
一次与安全部门的一位官员聊天，话题扯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新近破获了一起间谍案，这位官员说，哪个地方有机密情报哪个地方就可能有间谍。“北约”这么庞大的机构，完全可能潜伏着一两个“鼹鼠”。安全官员发现汉布尔顿脸露惧色，笑笑说，没什么可担忧的，做间谍迟早会暴露的，能隐身10年就算是奇迹了。再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专门对付间谍的。
通过这次聊天，汉布尔顿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做间谍迟早一定会暴露。他越来越意识到这件事的风险性，自己至今没被发现，但命运之神不会永远垂青他。只要安全部门查阅一下他借阅各类机密文件的次数和时间就能发现问题。因此，汉布尔顿决定抽身不干了，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去过一种宁静的学者生活。
汉布尔顿心里十分清楚，克格勃不会轻易同意他的想法，必须想出一个能充分说服保罗的理由。1960年2月的一个礼拜天，汉布尔顿与保罗在一家餐厅用过晚餐，喝了点葡萄酒，保罗情绪很不错。汉布尔顿是有备而来，他不慌不忙地对保罗说：“‘北约’安全部门正对我进行职业忠诚审查，我怕过不了测谎测验。”
“出了什么事？”保罗有些紧张，他与汉布尔顿交往多年，第一次听到对方这种不安的语调。
“我的妹妹到民主德国旅游，西德情报机构发现她去过苏联领事馆，他们怀疑这种行为不是偶然的。”
“就这些吗？这可能是个误会。”
“我想也是，但测谎测验这一关如何通过，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汉布尔顿满脸沮丧地说，“不早点防患，我出事只是迟早的事。”
保罗非常失落。他们合作一直很顺利，收获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数次受到克格勃总部的表彰，他的军衔晋升了两次。汉布尔顿一旦出事，目前来之不易的局面都得结束。保罗虽然心里不情愿，但有一点他是非常有原则的，就是汉布尔顿无论如何不能出问题。分手时他说：“你要稳住情绪，我回去立即向总部汇报，后天，我会约你见面。”
3天后，他们在近郊一家咖啡店又见面了，保罗告诉他，放在公园秘密投递点的护照他随时可以取走，一路有专人护送他到苏联。如果确信他们有指控你的证据立刻就动身，到地方后可以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你在“北约”组织遭受到的迫害。汉布尔顿连连摆手，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他准备辞职。两年前，他与上司谈过自己的想法，自己36岁了，很想早点实现到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再拖几年恐怕就没有机会了。上个礼拜，他又提起辞职的事，上司认为他的抉择是恰当的，并对他进行了口头保证，如果他去伦敦经济学院读博士，“北约”组织有什么麻烦上司会帮他办妥，离开时可以得到评价甚高的推荐信。
出乎汉布尔顿的意料，保罗听了他的叙述，没有坚持要他去莫斯科的意见。他承认目前是汉布尔顿安全退出的最佳时候，而去伦敦经济学院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有在“北约”组织工作的经历，再经过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术锤炼，汉布尔顿会前途无量，在世界经济学术界将大显身手。
汉布尔顿听了保罗一席话喜出望外，万分感谢。保罗向汉布尔顿表示，苏联会时时刻刻关注他的进步，并叮嘱他，回去后立即销毁所有与克格勃联系的证据，与克格勃的联系从此停止。说完这些，保罗与汉布尔顿非常友好地握了握手。离开咖啡店时，保罗微笑着说：“学业完成后，我们仍然有机会见面，多保重。”说完，保罗消失在巴黎的夜色中。
当天晚上，汉布尔顿按照保罗的嘱咐，销毁了照相机，砸烂了收音机的全部电路，毁掉了密码本、密码信笺等所有的间谍工具。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只大旅行箱里，在一个傍晚开车到郊区一条小河边，将旅行箱彻底烧毁了。
汉布尔顿辞掉了“北约”组织的工作，也结束了5年的间谍生涯。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感觉心情特别的轻松。
1960年底，他去了一趟维也纳，想放松一下自己。离开的前一天，他突生好奇心，想试一试保罗曾给他的一个应急电话管不管用。电话一拨就通了，对方客气地问道：“请问，你找哪位？” 汉布尔顿说：“我想订一张去巴黎的机票。”对方说：“今天没有去巴黎的机票，只有明天去伦敦的。” 汉布尔顿说：“我到什么地方取票？”暗号对上了，当天晚上，他去了约定取票地方，是一家高档酒店，苏联人已在包厢里等候，他们又对了一遍接头暗语。两人坐下来，悠然地喝着葡萄酒，聊的是一些轻松的话题，维也纳的美丽景色，市井风俗。苏联人只问了一句：“需要我帮忙吗？”汉布尔顿说，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自己来维也纳只是旅游。
大家都说克格勃薄情冷漠，人一走茶就凉，维也纳之行使汉布尔顿切身感受到克格勃还是蛮有人情味的，苏联人没有忘记他，仍然把他当朋友，是真心愿意帮助他。从维也纳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那里有苏军的空军基地，汉布尔顿一旦有事，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他可以坐苏联人的飞机直达莫斯科。
1961年初，汉布尔顿拿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克格勃没有给他现钞，而是通过一个商务机构给他汇来一笔经费，这次汉布尔顿没有吱声，默认了这笔报酬。汉布尔顿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1963年底，汉布尔顿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43岁。
有意思的是，在他即将离开伦敦经济学院时，鲍罗廷突然出现在汉布尔顿眼前，汉布尔顿又惊又喜，他问起保罗，他说非常思念这位老朋友。鲍罗廷告诉他保罗已调回国内，这回又给他带来了新朋友。汉布尔顿这才注意到鲍罗廷身后有个人。
鲍罗廷介绍，这位中年人叫卡捷西亚，从此将代替保罗与自己联系，联络的方式与在巴黎的一模一样，只是把巴黎的地铁换成了伦敦的地铁。此后，卡捷西亚经常来看望汉布尔顿，基本上都是闲聊，一块散散步，最后在一起吃顿饭。他们从来不谈间谍的问题，卡捷西亚给人的印象和蔼恭谦，非常有耐心。汉布尔顿很喜欢与他交往。
1964年春，汉布尔顿告诉卡捷西亚他将去加拿大，魁北克的拉法尔大学聘请他为教授。卡捷西亚表示真诚的祝贺，在一起用晚餐时喝了一瓶不错的法国葡萄酒。和往日见面时一样，他们没有说到任何与间谍有关的事情。克格勃培植间谍是非常有耐心的。
到拉法尔大学不久，汉布尔顿就喜欢上自由自在的学者生活，他知识渊博，又有“北约”组织的工作经验，所教授的几门课受到学生普遍好评，成为拉法尔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不到一年，汉布尔顿就在学校出了名。后来，汉布尔顿学术研究的重点一度放在拉丁美洲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聘请汉布尔顿担任援助秘鲁计划的顾问，秘鲁领导人贝拉科斯将军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以及稳健的办事风格，聘请他担任政治顾问。在汉布尔顿策划下，贝拉科斯将军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过去的生活渐渐淡忘，汉布尔顿在学者生涯中获得满足。然而，克格勃却没有忘记他。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有专人负责收集他的档案，追踪他的发展轨迹。他在学术界和政治上的成功使克格勃更加看重他身上巨大的价值。
一天，汉布尔顿接到一个电话，是卡捷西亚打过来的，说话的语气非常委婉，他告诉汉布尔顿自己正在拉法尔豪华餐厅等待他的光临。
克格勃主席亲自接见
卡捷西亚告诉他，老朋友们希望他申请希伯来大学一个研究课题，去一趟以色列。卡捷西亚拿出一张希伯来大学课题目录，说：“申请过程中有难处，我们可以帮忙。” 汉布尔顿问道：“我去以色列干什么？” 卡捷西亚说：“你有两件事要去弄清，一是在苏联的犹太人大量移民以色列，他们应该怎样在以国生存；二是以色列目前核研究状况。” 听了卡捷西亚下达的任务，汉布尔顿又陷入矛盾之中，他想拒绝不再为克格勃服务，可内心又有行动的冲动。卡捷西亚笑道：“教授，你是去搞学术研究，为苏联人也是为全人类服务。”
希伯来大学向汉布尔顿发出了邀请信，作为访问学者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专题研究。以色列人非常友好，汉布尔顿无论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还是与希伯来大学教授们切磋交流，他们都尽心尽力为汉布尔顿的研究提供方便。对卡捷西亚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汉布尔顿很快写出了很有分量的分析报告，详细叙述了苏联犹太移民如何迅速渗入以色列社会。移民问题可以去采访，深入典型的地方调查。
第二个问题难度大多了，核武器是个非常敏感而绝密的问题，他只能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此外，他从调查以色列著名物理学家入手，采取旁敲侧击的方法，尽量搞清楚他们目前研究工作的情况，从而得出以色列早就开始研究原子弹并已具备了制造原子弹能力这一结论。两份报告深得苏联高层的好评，成为苏联决策者制定以色列政策的重要参考资料。而这样的分析报告也只有像汉布尔顿这样的教授间谍才能完成。
汉布尔顿在海地度假，结识了新的情人玛利亚·弗勒斯。1975年7月8日，他带着弗勒斯飞抵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一如既往热情地欢迎汉布尔顿教授的到来。但汉布尔顿发现此次来访有些不对劲，凭直觉感觉有人暗中监视他。一次出门回到旅馆，他发现有人进过房间并仔细搜查了他的行李。
其实，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早就盯上了他。起初摩萨德只是调查他研究移民问题的动机，后来发现汉布尔顿借阅大量有关核物理的资料，研究以色列物理学家。随着调查的深入，摩萨德怀疑他是克格勃间谍。汉布尔顿并没有十分吃惊，照常与情人弗勒斯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他心里清楚以色列是一个法制国家，没有确切的证据是不会动他的。不过他还是缩短了在以色列的旅程，取道雅典和贝尔格莱德前往维也纳，保罗在那里等候他。
在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广场，汉布尔顿见到了保罗，老朋友见面亲切而随和，他们沿着多瑙河慢慢走着。保罗说，请汉布尔顿到维也纳来是得到苏联最高当局的指示，今天空军派来专机接汉布尔顿去莫斯科，有重要人物约见他。
汉布尔顿乘坐的飞机在莫斯科郊区军用机场缓缓降落，汉布尔顿一出现在舷梯口就看见卡捷西亚在向他招手。他们登上一辆白色的伏特加小车，在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驶进莫斯科近郊的一栋别墅。卡捷西亚说：“你在莫斯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在20天的时间里，我们会举行多种研讨会和深层次的工作讨论会，会见高级客人。克里姆林宫希望听听你关于苏联美洲政策的真知灼见。”
汉布尔顿在莫斯科受到高规格接待，独自享受一栋别墅，冰箱里装满了法国葡萄酒、伏特加、鱼子酱、大马哈鱼以及许多叫不上名的苏联特产。一辆配备了司机的伏特加小车随时听他使唤。他拜访了克里姆林宫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官员，会面时轻松友好。他们一起品尝鱼子酱，喝着伏特加。官员们出自对西方的好奇心向汉布尔顿问东问西。他们虚心地讨教拉丁美洲的相关问题，听汉布尔顿献计献策。在卡捷西亚的陪同下汉布尔顿参观了列宁格勒博物馆、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大学等风景名胜。莫斯科古老独特的文化历史给汉布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天，卡捷西亚匆匆赶来告诉汉布尔顿，一位重要人物将与他共进晚餐。汉布尔顿问是哪位高官，卡捷西亚笑着说，你会因今晚的见面而感到荣幸。晚上7点，汉布尔顿已被安排坐上餐桌，大家等候主要客人的光临。7点10分，餐厅门被打开，一位身材魁梧、脸色略显疲惫、戴着金属框眼镜的男人走进餐厅，大家连忙礼貌地站起来。这人走到汉布尔顿跟前，伸出手握住汉布尔顿说：“欢迎你到莫斯科来。”
卡捷西亚介绍道：“这位是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安德罗波夫同志。” 汉布尔顿怎么也没想到是赫赫有名的克格勃主席接见自己。他感到很拘谨。但安德罗波夫举止温文尔雅，言谈随和，更像一位学者，很难与人们想象中的严厉冷酷的克格勃挂上钩。安德罗波夫很快使汉布尔顿轻松起来。
席间，安德罗波夫询问了几个问题，比如，美国与犹太人的关系、苏联犹太人移民对犹太世界的影响、“北约”组织的情况。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汉布尔顿已经说了好几遍，所以回答安德罗波夫提问时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而且状态非常轻松。安德罗波夫说：“我们在美洲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需要能影响舆论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汉布尔顿教授。在西方的选举中，一个像你这样有造诣的人是可以获得高级政治职位的。你参政所需要的经费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
汉布尔顿能够受到克格勃主席的亲自接见，并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下探讨问题，这对一个西方间谍来说是十分罕见的。克格勃给了汉布尔顿最高荣誉，也可看出汉布尔顿不是一般的小间谍，而是一位对苏联决策者产生影响的重要人物。
一周后，汉布尔顿坚持要离开莫斯科，理由是学校有个由他主持的学术会议，下月初在魁北克举行，与会学者来自欧美各地，他必须赶回去接待。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并不喜欢莫斯科，尤其是这里的社会气氛。
临走前，克格勃给他配备了一大堆间谍工具：一个卫星短波接收器和一个显示器，莱卡微型照相机，一个装有微型胶卷的空心圆珠笔和密码表等。克格勃仍然对汉布尔顿寄予厚望。
拒绝出逃
1977年深冬，纽约西区的一条大街上，克格勃北美地区负责人赫尔曼驾车去给手下的间谍投递指令，路过一只消防栓，他放慢车速，随手将一根5cm长的铅管扔下车，本来接受指令的间谍就跟在后面，一辆巡逻警车突然插了上来，正好看见铅管飞出车窗，以为扔下了什么爆炸物，急忙截住了赫尔曼，连同那截铅管一并带回了警察局。经仔细检查，警察发现铅管里藏着一封密写信。他们很快把赫尔曼移交给联邦调查局，经过两三天的突击审讯，赫尔曼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身份，同时供认汉布尔顿是一个重要的克格勃间谍。
1978年5月，三位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官员飞抵华盛顿，参与对赫尔曼的审讯，最终确定了汉布尔顿的间谍身份。他们立即通知国内皇家骑警队严密监控汉布尔顿，但警察发现汉布尔顿去欧洲度假了。
5月的维也纳阳光明媚，汉布尔顿接到克格勃的紧急指令赶到接头地点，他钻进一辆小汽车，车里的保罗脸色凝重，省去了往日的寒暄，低声说：“有人叛变了，可能出卖了你。我们的通讯受到监控。”
“这不太可能，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要正视危险，停止一切联系。我们建议你去莫斯科，现在就可以跟我一块走。”
汉布尔顿断然拒绝了保罗的建议，他的母亲和10岁的孩子在渥太华等着他，说什么也不能抛开他们说走就走。此外，汉布尔顿非常自信，给克格勃干了30年，虽然也有过麻烦，但都是一些小风小浪，从未有过真正的险情，他相信自己的运气不错。保罗见一时说服不了汉布尔顿，只好与老朋友告别，他交给汉布尔顿一只装满美元的纸袋，动容地说：“我只能帮你这些了，收下吧！” 汉布尔顿下了车，他听见保罗在车里说，再见，朋友。
汉布尔顿不听保罗的警告，按原定计划继续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用了几周时间完成了他的海湾国家石化工业的研究，然后去了巴黎、贝尔格莱德，又到了伦敦。总之，在一年时间，他访问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可以看出他心神是不安的，比较烦躁。
1979年11月4日，三名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官员陪着检察官弗兰克·普拉特，走进了魁北克圣福瓦2445号公寓的大门。
“是汉布尔顿教授吗？”
“是的。”
“这是搜查证，我们需要搜查你的房间。”
这时汉布尔顿想起保罗的警告，但一切都为时晚矣，30年的间谍生涯从此结束了。
1980年5 月，加拿大司法部宣布，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将不对汉布尔顿进行起诉。自此之后媒体对这件案子的兴趣也慢慢消退了。但是两年后，汉布尔顿在伦敦访问时被捕，并根据《官方秘密法案》对他进行了审判，判处了他10年监禁。
克格勃最有价值的海外间谍之一——汉布尔顿教授就这样结束了他的间谍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