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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跟楚洁分手了。算起来，我们俩大约谈了两年的恋爱。
那是初春的一个傍晚，我去楚洁家还钱。这是我们俩处理的诸多“后事”中最具实质性内容的一项。这之前她去我那儿取过她的照片、玩具熊及一些稍微值点钱的化妆品，她是分两三次去的，每次去她都说，剩下的归你了，但过后不久，她又打来电话说，还有什么什么落那了，那不能归你……我就说你来取吧。我心中去意已定，任什么花招都没用了。
分手前不久我向楚洁借了两千块钱，其中一千五我转借给盛立国开烟摊，剩下的被我造了。我急于了清这笔账，便硬着头皮向一个叫老六的大学同学借了两千，我当时在电视台上班，信誉还是有的。
我敲门，楚洁开的门。屋里坐着一个相貌端庄的小伙子，大学毕业生那种，我们互说你好。
我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我说，我来还钱。
那个春天像每个春天一样，七点多天黑。楚洁捏着那个信封送我下楼，我们在她家楼下的花坛边坐了下来，楚洁埋头点钱，我拈出根烟来点上。
周围游动着饭后遛弯的人们，空气中浮动着草木萌发的气息，男人们抽着烟，女人穿着单衣，小孩跑前跑后，悠闲中透着无聊。他们大约巴望着遇到点什么，政治运动啦，车祸啦，“抓流氓抓小偷”的吼声啦……自然这些都是不易遇到的。他们或许能遇到一辆停在楼群阴影中的高级轿车，黑乎乎发亮的那种，他们驻足品评几句，心中涌起对腐败的愤恨和向往，但只是一闪而过。和平年代。都是顺民。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有什么难治理的。
我又跟楚洁说了些不咸不淡的话，工作之类，一副“恋爱不成做朋友”的架势。
我抽完烟，互说再见，我骑上车走了。我经过一些红灯、绿灯、霓虹灯，黑暗中有些春风拂面。我感到浑身轻松，我总算摆脱了这场为期两年的恋爱，这几乎比大学本科还要累，同时，又有那么点感伤，那种得了便宜卖乖的感伤。
我走进刘明家的电梯，开电梯的农村姑娘捧着本卷了边的厚书，见是我，便欠起屁股按下“16”及“关门”键，然后就又将头埋进那本脏兮兮的厚书里。
电梯把我和她缓缓送上十六层，准确又安全。她干得不错。她大约认识所有刘明的朋友。
我一直想写一篇有关开电梯的小说。我觉得电梯工这行当一定挺有意思，有点像出租车司机。二者所不同的是，一个上上下下，一个团团乱转；一个对象有限因而必定细节丰富，一个对象接近无限因而容易熟视无睹。我甚至想好了写两口子，男的是的哥，女的是电梯妹……
那时候刘明还没有结婚，他的家就是我们大家的家；而他婚后，他的家只在他媳妇崔霞上夜班时才是我们大家的家；而他婚后三年，他的家就只是他的家。
刘明在和盛立国下围棋。刘明飞快地给我开门，又飞快地坐回棋盘旁，二人视我为无物。
我开冰箱看有什么吃的，没有。我又开电视过了一遍台，又过了一遍台，没什么可看的。我翻刘明的录像带，问他有没有新毛片，刘明不耐烦地说“没有没有”，我一笑，心说他的棋八成快不灵了。
我坐到棋盘边观战。果然，执黑的刘明已有两条小龙被杀死，另有一条大龙在白棋的天罗地网中左奔右突，四处煽风点火，但白棋太厚了，刘明的脸色如那条黑龙一般难看。
盛立国有节奏地颤悠着身子，兵来将挡，水来土湮，一招一式轻松自如。他从我烟盒里抽走根烟，得意洋洋地点上，一脸幸福地说：“全歼。”又说，“老聂的话了，皇帝他妈，太后（厚）。”
刘明埋头长考，脑袋恨不得扎棋盘上。盛立国则以胜利者的姿态与我扯上了闲天：“从哪来呀？”
“街上，瞎转。”我没提从楚洁那来。我与楚洁有关“分手”的事闹了不下一年，一年来我多次对众哥们报喜：“分了分了！”开始他们与我同喜，还“分了好分了好”地劝慰一番，可没过两天楚洁就又坐在我们中间一块喝酒吃肉，弄得后来我再提“分手”，他们只说：“你丫还是他妈结婚吧！”
我走到阳台上去抽烟，外面竟下起了小雨。空气中弥漫着干燥了一冬的城市被微微浸湿的那种土腥味。不远的街上有一串明晃晃的小摊，盛立国的烟摊便在其中。城市上空一片漆黑，或许那里隐藏着我的新生活？
我的班上得吊儿郎当，除了固定的工资，奖金全部被扣光。我觉着电视台的这份工作就是将我养肥了然后再将我耗费掉，我觉得了无情趣。
我常一觉睡到下午，睁开眼便看到窗外一天比一天绿的树叶。这些高大的杨树每到夏天便将这个带围墙的机关大院映得绿森森的。这类大院顽固地保留着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特征和气息：红砖三层小楼，杨树，副食店，门口站岗的武警等等。这种大院里盛产精力充沛得无处发泄的老人，盛产儿童，也盛产一些分不清年龄的白痴傻子。我家前面那栋楼里便有一个叫“傻大刚”的白痴，小时候常被我们欺负得满院子乱窜，那时他大约二十岁，每天他只有两件事：拎着一个毛巾缝成的兜子去食堂买馒头，及拎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木盒子去奶站取奶。现在我们三十了，他看起来还是二十多岁，每天仍是买馒头、取奶，多了一样，去传达室取晚报。他仍爱跟小孩玩，但没看见这些孩子欺负他，大约现在的孩子教养好了吧。掐指算来，傻大刚也应有五十了，看来傻子青春常驻。都说他父母是高知，都说高知加高知保不齐就生个傻子。有时候他在太阳地里看小孩玩耍，我从那经过，细看之下，他倒是也有皱纹了，但除此之外还是不显老，而当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时，我总是下意识地挪开，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敢与他对视，似乎他的目光很尖锐，很特别（他是异类还是同类？），我搞不太清楚。
我去找老六借钱那天北京正被春天的黄沙所笼罩。老六在电话里说：“你来吧，正好有几个同学也来，大家一块聚聚。”老六是南方人，毕业后就留了校。
从电视台到我的母校一路上都是那些被黄沙笼罩着的杨树，树梢间隐约着些淡绿色。
我买了几听燕京啤酒，坐在面的里一听接一听地喝。多年来但凡出远门我总是离不开酒，尤其是大学同学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一群，我从初中毕业就没交过什么朋友。
我在大学里也尝试过恋爱，但毫无进展。我感觉，对我而言，我仿佛初中毕业就走上了社会，虽然高中、大学都是不错的学校，我也混下来了，但这七年的学生生活应该只是我社会生活的背景，想起来皆是不堪的痛苦，小小的几次捣蛋因后果过于严重也变得毫无乐趣可言。
回想往事，总体来说我是极端厌学的一个人，是反群体的一个人。这群体包括幼儿园、家庭、每个院都有的那种少儿群体、学校、单位。
这些群体的头儿是父亲、幼儿园凶狠的阿姨、孩子头、校领导及某些老师、单位中的某些领导……
我反抗的是这些群体中的当权者及努力当权者，这些群体中有许多倒霉蛋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拿幼儿园来说吧。
我上的那个幼儿园的前身，是延安保育院。并非是我有什么特殊的血统背景，只是因为我妈妈是北师大教育系幼教专业高才生，毕业后她便分到这所幼儿园当干部，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她已成为那所幼儿园的革委会主任。名义是仅次于园长，实质上是一把手，我坚信我妈是个好领导，从软弱的个性及一向的习性来看，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她与“革委会主任”这一如今已充满贬义的形象联系起来，我姐曾说我妈“就知道冲家里人发火，有本事你对外头人横呀”，我想我妈没这个本事，当然我只是说我的直觉，事实上她都做了些什么，我一无所知。
自然，我在幼儿园里很受宠，那是一所全托幼儿园，我妈虽然在那有宿舍，但我仍是一个礼拜才能见她一面。顺便说一句，我从小就家庭观念淡薄，见不见父母根本无所谓，或许不见才好呢吧？
幼儿园占地面积很大，有主楼，主楼前有很大的空场，空场中央是花坛，花坛中央竖着一个约二层楼高的水泥语录牌。
有游戏场。还有一个很大的桃园。我印象中它的规模像一座大学，在幼儿园里可以看到颐和园的佛香阁。
回想起来唯一给我留下亲切印象的一个老师竟是这么一个人。我用“竟”是因为当我回想幼儿园时，脑子里根本没这个人，而当我用“亲切”来搜寻时，跳出来的竟是她。
我几乎把她遗忘是因为第一她带我的时间很少，她似乎是个编外人员，只是当别的老师有事或生病时她偶尔带带我们。第二她长得不说奇丑无比也应是相貌难看，她四十岁上下，镶着颗金牙，方头方脸，面色蜡黄，头发稀疏。印象中别的老师常挤兑她，似乎她“作风不好”，她似乎总穿些“新潮”的衣服，我只记得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的卡列宁装，完全不好看，但似乎那个时候女人只穿深蓝或灰色。
别的老师说她有意讨好我，“拍马屁”，但她具体怎么讨好我忘了，唯一有点印象的是我们一帮小孩去过她住的房子，她住在桃园深处的平房里，那里大约是工人、杂役一类的住所，一般的老师都住在宿舍楼里。那天阳光明媚，她给我们吃了她自己烙的馅饼，她是否倚在门框上露着那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金牙，抽着烟，谈笑风生，这个情景我不敢确定，但她满脸的笑意，满心在欢喜却是肯定的。
印象就是这些，再也想不起别的了。我对她有好感大约就是因为，第一她是个倒霉蛋，她受别人欺负，也就是她受那些平常欺负我们的老师的欺负；第二她不拿我们小孩撒气，她在困境中过得还挺好，不管她是真的弱智还是看穿一切的达观（我觉得她是前者），总之她是我在幼儿园中唯一有亲切印象的老师，这也说明幼儿时的我确实是对相貌看得不重，甚至可说是美丑不分。
这个镶着金牙的、弱智的“破鞋”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要说幼儿园里公认最倒霉的当属反革命分子“林秃子”了，此人姓林，秃顶，比林彪略胖，脸色终日阴沉铁青，属于“文革”中受迫害的老革命，他终日闷头扫地，我们看到他都躲，比如在楼道里或在园内的甬道上，老师领着我们散步，“林秃子”在某处埋头扫地（真不知怎么会有扫不完的地），我们经过他身旁，均纷纷加快脚步，有个别淘气的小孩叫他一声“林秃子”，他或充耳不闻或向我们投来暗暗的一瞥，我们更是叽叽喳喳疯跑过去，队形总要乱一阵。他在幼儿园里充当了大灰狼的角色，他虽然倒霉，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只是害怕，没别的。
至于其他幼儿园老师，我一时没兴趣提了，他们大多与小学、中学、大学老师一样，要么愚头笨脑地作威作福，要么碌碌无为地同流合污，偶尔助纣为虐一下，那时他们大都比纣还狠。
再想一遍，我发觉我的搜寻是带着某种目的的，就比如回忆，我的回忆都是在某种目的的关照下进行的，而有许多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想不起来了，所谓“重要”，是因为它们的目的更深层，更根本。我们只能领会浅层的意义。我们都是迷途的羔羊，我们不知是什么在引领我们……而我之所以想到以至说出以上这些，绝对是与我所读的书分不开的，如荣格、马克思（限于语录）、萨特（限于语录）……想及这些，我唯有沮丧悲观。
回母校是件令人不爽的事。
我对我的那些大学同学多少有些“恨屋及乌”的感情。
或者说，这些外地留京的大学生，与我们有本质的不同。生存对于他们是第一的，他们精力集中，斗志昂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而我们这些北京的孩子，却很容易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寻找目标上，所谓的“高不成低不就”。我们完了，我们看着这些外地孩子成名成款，一步一步攻占这城市。
我们之中有人出国了，他们去攻占别人的城市，有消息传来，他们在那边都混得不错。看来，贫困是焕发青春热情的一剂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