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的早晨，我去上班，像失恋的人通常的症状一样，没有胃口吃任何东西。上午开一个项目的启动会议，照例有人买好咖啡放在会议室的桌上。我下意识地拿起来喝，空着肚子喝完一整杯，疼痛从胃部慢慢地扩散开来，渐渐浸透整个身体。我咬牙忍着，好像这样做就算是在惩罚自己。散会之后，我开始在电脑上写东西，打了两行，又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一直到下午三点钟，实在撑不住了，我请了病假回去睡觉。到家没有脱衣服，就趴在床上，胃痛得睡不着，但就一直这样趴着。快到傍晚的时候，手机响起来，是周君彦，问我感冒好了没有？我听见自己嘴巴里发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声音。他问我怎么了？声音很着急。我好不容易集中精神，回答他：“我没事，就是胃痛在家睡觉还没醒。”他又说了些什么，我听见了但没明白意思，随便“噢”了几声，挂断了电话。天快黑了，房间里的光线慢慢暗下来。一阵铃声响起来，我昏头昏脑地分不清那是什么声音，头也没抬，随手抓过摆在床头柜上的闹钟朝声音传过来的方向扔过去，橡胶质地的钟在墙壁上发出一声闷响，然后落到地上。
是门铃，还在响，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我深呼吸一次，爬起来，走出去开门，门外面站的是周君彦。“怎么胃痛了？”他问我，走进来，关上门。“没吃早饭没吃中饭。”我回答，没看他，走回卧室去继续趴着。隐约听见他走到厨房去开冰箱的门，发觉除了过期食品什么也没有。我闭着眼睛嘲笑他，他走过来，拖我起来，说要带我去吃饭。我说我不要，我就想睡一会儿。他不放手，我又踢又打，他先是抓住我两只胳膊，然后紧紧地抱住我。我脸埋在他胸前哭起来，闷声闷气地喊：“林晰不要我了，都是你不好，他不要我了。”“你还有我。”他抱着我说，声音很轻，也很坚决。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我打起精神来跟他出去吃饭，眼睛又红又肿，大晚上的戴了一副墨镜。下楼到门厅，管理员向我们点头致意，替我们打开底楼的总门。门口停着一辆大块头的轿车，透过墨镜深灰色的镜片看出去，黑色的车身和夜色几乎融在了一起，居然也是一辆凯迪拉克。司机过来开门，我有点茫然地跟周君彦上车。他轻声跟司机说了一个饭馆的名字。车子发动了，他转过身来，握着我的手，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我住的地方？”我问他，突然觉得自己很清醒了，“我没有告诉过你。”他怔住了，没有回答。“你来过这里是不是？”我继续问，声音很冷，“五月十七日晚上，就是乘这辆车来的对不对？我不在，你跟林晰讲了什么？”一切都讲的通了，所以刚才管理员会放他上来按我的门铃，而不是在底楼门禁外面等，我们出去的时候，甚至还帮我们开门。管理员认得他，或者是记得他丰厚的小费。他很久没有讲话。我叫司机停车，司机犹豫着回头看看周君彦，他没有表示，于是车子继续往前驶去。我想也没想动手去拉车门的保险，打开车门。他赶紧扑过来把车门拉上，然后叫司机停车。车子靠边停下来，我下车穿过不停歇的车流朝路对面走过去。周君彦紧跟在我身后，叫我的名字，不时地拉我一下，躲过一辆疾驰而过的车子。我头也不回，穿过六条车道，上了马路对面的人行便道，一辆公共汽车在路边停下来，我上车，他跟上来。车子又一次靠站的时候，我下车，他还是跟着。我拦下一辆出租车，他也坐上来。司机问我们去哪儿，我们几乎同时开口，我说了家里的地址，他报了那个餐馆的名字。
司机回头问到底去哪儿？我又说了一遍家里的地址，然后对周君彦说：“你下车，我们完了。”他没有下车。车子开动了，路灯和过往车辆的灯光时不时地照亮车厢，他转过头来轻声说：“我只是让他至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让他自己看你的心在哪里，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了。”我看着他，突然想起林晰临走说的话“我不想再为你的事情难过了”，其实是他不想让我再为难了。之后很长很长时间，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也没再开口，两个人默不做声地坐在出租车的后排位子上。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韩晓耕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来，声音很大，大到我也听得见：“周君彦，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他一言不发，打开车窗把电话扔出去，电话飞出去很远，最后撞在马路中间的隔离带上摔得粉碎。几分钟之后，出租车在我住的那栋楼门口停下来，他拉住我不让我下车，说：“他已经走了。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我们结婚吧。”我回答：“不可能，我们完了。”我甩开他的手，下车上楼。我不知道后来那辆车在楼下停了多久。我拉起卧室的窗帘的时候，它还在那里。那天晚上，我躲在窗帘后面，坐在地板上哭得不像样子。心里第一次清楚地知道，这些眼泪全是为林晰流的，和其他人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