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由佳笑着说：“我如约来到他说的酒吧，可我看到只有陆路一个人在那里，还没有等到我问他什么，他却先说话了：‘我换椅子了，升任副部长了，月薪五十五万。’”她忍不住捂着嘴大笑起来，手都笑得发抖。我们几个人都大笑起来。
陆路说：“我当时只是觉得遇到这种高兴事，必须与一位女人共享，我又不认识别的女人。”
“你说谎，你向我求婚之前，你对我说：你当时一升官，就发现你立即想到我，就发现你是爱、爱我的，只是不敢那样想，你现在又说这样。”由佳揭他的短了。
笑过、斗过嘴之后，他们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当时的事——
当时，陆路问道：“你为什么没有让你的男友来？”
由佳脸红着说：“可是我还没有啊？”
陆路傻乎乎地说：“你都快二十五岁了，还没有男友？”
当时由佳脸红了，也有些生气，只是不好表现出来，她只是微笑着反问他：“我很老了吗？那你又多大岁数了？”
他没有回答，因为他足足三十一岁了。他把话题扯别处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当时也退出酒吧的管理？”
由佳没有说话，因为明摆着是因为没有经营前景。
“我是因为你退出的。”
由佳问：“为什么？”
“你一退出，我就忽然发现自己没有兴趣经营酒吧了。今天如果你与男朋友一起来，我说不想说什么了，可是没有这个人，所以我想说、我想说：我喜欢你。我现在觉得我有了一点积累了，才敢对你说。”
听到这里，由佳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她也发现，她竟然也一直是想着他的，或许是喜欢他，也许她也表现出来了什么，否则他不会这样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话。但她当时一直到他送她回家，都没有表示一点什么。
听到这，我问她：“你仍然在为他是中国人犹豫是吧？”
“这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其他方面的事。”由佳看了一眼陆路说，“如果那时你晚几天告诉我那句话，也许我就答应其他男人了。因为那时候我的上司正在追求我，还把我带到了他家去见了他父母一次，也给他家干了一天的活。我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嫁给他，虽然我还没有让他动过我一个指头。”
陆路说：“这倒是新情况，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过，今天终于坦白了。”
我说：“你应该感谢上帝才对，是上帝在这个时候让你升副部长的。”
那件事之后，陆路一有空就邀请她，有时候忙了一天，还没有吃饭就赶着坐新干线到东京惠比须她家门外的小街上等她，往往晚上八九点钟才吃上饭。他对她的礼让和照顾，让她发现，他不仅比追求她的那些日本男人优秀，还比日本男人会照顾女人。
久而久之，她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她开始无法容忍没有他的日子了。
她清楚地记得他是1998年向她求婚的。当时，他让她陪他去仙台办事，那时正值2月，遇到了春斗（工会要求涨工资的斗争），铁路停工，他们就在大子市走不了了。其实，坐别的什么车是可以走的，可他们没有走，他们住在了一起。
那一晚上他说：“名古屋离东京太远了，我们结婚吧。”
她没有表示一点异议，只是说：“我想问问父母同不同意。”
他一听就急了，感觉事情有些不妙，就说：“他们不同意，我们就不结婚了？”
她随即问道：“你要回国吗？”
他没有思索就回答道：“不回去了。我们先租一间房子，有钱了就给你买一套好房子。”
“那我去跟父母说一说。”
果然，她告诉父母之后，立即遭到了反对。不过，也许是陆路还算一个比较成功的人士，他们的反对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烈。当他第一次走进她宇都宫县的家时，得到了她家人较热情的接待。之后，他们也就结婚了。
我问道：“你们结婚后，有不适应对方的地方吗？”
“有，当然有。”陆路抢先回答道，“我最怕过日本人的节，他们的节又多又忙，忙着给亲戚朋友同事送礼。日本生活本来就很紧张，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时间，又要忙这些事。他们在一起又说什么做什么？不过是相互问候、寒暄，累死人了。哪里像中国人，除了春节给亲戚拜年外，来往的朋友都是很好的那种，待在一起也很舒服，就像今天一样。”
我是女人，也有他同样的感慨——我在家里闲惯了，出去送礼也可以顺便玩一下，但过于讲究礼节和形式上的东西，就成了负担。很多日本人自己也是很不情愿这样的，可这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习惯，似乎日本人就是闲不住的，无事也要找事，想方设法都要折磨自己似的。
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讲得差不多了，由佳已经走进了厨房，准备给我们做饭了。我本来想与陆路仔细谈谈，可陆路与我丈夫谈到了国际问题、工作的事，两个男人有了共同的话题，我丈夫也就“不计前嫌”地与他说开了。我自知插不上话，也就去了厨房，帮着她干，也与她聊天，话题很乱，我也谈不上要针对什么问她什么事。其实，两个已经很熟的女人在一起，总有那么多想说的事。
然而她说到的一件原来我就知道一点的“小事”，此时让我感觉到这对相亲相爱的夫妻，也是有一些不小的矛盾的。
“你刚才听到他对日本的攻击了吧？其实，他很想回国，可我不想去。他虽然没有说过埋怨我的话，可总感觉是我拖住了他的腿，为这件事，我很苦恼的。”由佳说，“你时不时与他通电话，他说到这件事了吗？有时候，当着我的面，他不好说。如果他说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我很想知道他的真正想法，我真怕他有一天离开我。”
“哪里有那么严重？”我说，“他偶尔说到过想回国发展，我想他也是说说而已，也是与你一同回去为条件的。况且回国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的，也会遇到各种问题，你不要有什么担心，他非常看重你的。”
“我知道。可他回国是有一些决心的。”她说，“我辞职回家，急切地想生孩子，也有用孩子拴住他的意思。”
“那是因为你太爱他，所以把什么事都想得严重了。”
“也许是吧。不过，我很害怕。他原来经常回国，我都没有什么担心，我与他也一同回去过几次，我也竭尽全力对他父母尽一份孝心。可最近他说：他许久没有回国去看父母了。其实我真怕我们一去，他就不想回日本了。所以我都想方设法找借口阻止他。”她又问我，“那你想不想回国？”
“我每年都回国去看一看，可是在日本都待习惯了，要是真回国定居，还有些不习惯呢。”
“也许男人与女人想的问题总不一样。他在日本也已经待了十几年了。可是，说到日本，他似乎总是没有什么好话。你平时能不能多劝告他几句？其实，人活一世，只要生活得好一些就行了，不要总想一些不实际的东西。”
我点头同意，不过，内心却有些不平静，因为我弄不明白，回国是不是不实际的事，虽然我没有打算回国。
“你不信，他一会儿又要说到回国的事，可能他还要借你来这里，像我一样，找机会让你开导我呢？”她笑着说，“我们说好了，你站在我这边啊！你们同是中国人，可我们同是女人。”
饭菜做好，我向客厅搬运时，看到两个男人在聊工作上的事，我就冲着陆路开玩笑地说：“月薪五十五万，我们要吃饭了。”
陆路哈哈大笑，对我丈夫说：“我现在哪里有那么多，否则我们就能买房子了。近几年，中国不太接受日本的娱乐文化了，全被韩国人占据了，我们那个部门也不重要了，部长调到其他部门去了，是空缺的，部里的事由我与另外一个副部长管，我都当了七年多的副部长了，薪水没有增加，却减少了一些。我对由佳说，我们存的钱，在北京完全能买一幢像样的别墅，我们就去那里买吧。”
由佳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她这一眼意味深长。她对陆路说：“你又来了，你是想抛下我回去吧。”
“可你也应该为我想一想。”陆路有些生气地说，“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社会，我现在虽然还有一官半职，可是至今都很难与日本同事进行深一些的交往。可像我这样的人也算‘成功人士’了，因为有几个人能在日本混上一个较高职位？”他说着，补充了一句玩笑话：“就是我老婆例外，给了我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勉强幽默地说：“有这地位还要什么？别人一辈子都没有找到这种地位呢。”
“所以我很珍惜与我老婆的爱情。”
我又说：“你少说日本人的坏话，就能与日本同事深入交往了。”
“平时我可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否则我怎么能当上副部长？如果我把什么事都告诉你，你一定会认为我是汉奸的。不过，人在屋檐下啊。”
我半开玩笑地说：“听姐姐说你两句，你的确应该照顾日本人的情绪。否则，由佳、安藤对你都会有意见的。”
陆路竟然站起来给两个日本人鞠躬道歉，说：“请安藤君、请夫人多多谅解。”
我丈夫此时却受宠若惊地站起来，一个劲地鞠躬，说：“没有、没有，你刚才说的是对的。”日本人就是这样口是心非的。
说了这些，我们这才开始吃饭。两个男人喝上了酒，却又亲热起来了，大有哥们义气什么的。
一不注意，陆路的嘴又把不住了：“其实，在日本，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更应该回国，女留学生更应该回国了，与我们男人一同回去打天下。有几个人能像雨倩一样，能找到一个好老公？干脆，我们两家一同回中国，成立一家什么公司，专门开展中日两国的业务，一定会有大发展。也让你们女士感受一下什么叫男女平等，共创未来。”
“真的？”我丈夫脸都红透了，睁着昏昏的眼睛说，“我也能去？中国人不会像你、像小倩一样歧视我们日本人？”
“不会、不会，你不仅属于友好人士，哈嘿，还是中国的上门女婿，是倒插门的那种，谁歧视你？我与他急。”
“是吗？什么叫倒插门？”安藤说，“我是搞网络资讯的，还在日本大报干了几天记者，像我这样的人，能在中国干点事？”
“能、能！像你这样的人，可以当总经理，雨倩当董事长，我们两口子给你们当副手，反正我一直当副手都习惯了。”
在饭桌上，陆路不停地唠叨，虽然有时候是玩笑话。不过，这种玩笑话说得越多，我越是觉得他对回国的事是认真的，我没有插上过几句话，但我想得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