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新的一年更为艰辛。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吃小亏的为人宗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认为他们在黄郛手中吃了大亏。
这个人不是国民党却胜似国民党，说的话，做的事，全是代表南京政府，绝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同时其人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但又有自己的必守准则，使你无缝可钻。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只是再也不能让这个黄郛在前面挡着路，否则如何捞本？
此时29军也想在华北立足，一个地方，一个中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矛盾，前者甚至还有借日本人之力来排挤中央势力，赶走黄郛的意图和举动。
内外夹攻之下，黄郛身体每况愈下，在心力和体力上都到了再也无法支撑的地步，而局面却仍然在一天天继续恶化下去。
在又勉强支撑一年后，他向政府请了病假，回到阔别已久的莫干山，从此再未北返。
在莫干山，物是，人却已非。
翠绿依旧，炊烟依旧，山房依旧，可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静下心来，很多个夜晚，常常会被北方燃起的烽火所惊醒。
自黄郛南下后，留守华北的何应钦被日本人逼得几乎一步一退。
先是遭遇“河北事件”，被两个日本武官又讹又诈，造成了“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接着又被迫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华北，这些东西都被写在一张纸上，此即外传的“何梅协定”，其实只是一张便条，上面既无签字也没盖章，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但是它标志着华北的两年坚持已走向尾声。
当黄郛在莫干山听到这一消息传来时，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他放弃静养，亲赴南京，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建议，要求加快内部的抗战准备。
黄郛现在连远路都走不了，再也不可能去华北“尝甘苦”了，但政整会还存在。
黄郛建议赶紧解散，该用的用，该遣的遣，因为自己不在，已无法控制住这一充满着“日本通”和“皮条客”的临时机构，而我不用，敌必用，政整会很可能会走向反面。
政整会随即被撤销，黄郛的话也果然得到应验，殷汝耕、王克敏、殷同、李择一等后来都陆陆续续做了汉奸。
沈亦云越来越忧心。
她忧心的是自己的丈夫。
一天又一天，黄郛在日渐消瘦下去，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有时胸部还会剧烈疼痛。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
她在书上查到，当时有两种不治之症，一为吸血虫病，一为癌症，得了这两种病，患者都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而痛苦万分。
吸血虫病不太可能，悄悄地向医生求教，得知无端消瘦正是癌症的表象之一。
沈亦云又疑又惧，带黄郛出山一检查，果然，肝癌，晚期，医生判断只有数月的生命了。
对沈亦云来说，这是真正的晴天霹雳。
短暂相聚意味着的却是长久别离，人间事，没有比这更令人伤悲的了。
数月，对于聚首来说太短，对于分离来说却太过漫长。他们一道共过崎岖，共过忧患，共过寂寞，20年相知相守，一人去，另一人犹可独生否？
但是这一切，包括病情，她都不敢对黄郛据实相告，每天都是含笑入病房，一出来才愁肠百结。
黄郛不问，可是隐隐约约中已经猜到了病情之严重。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病，经过华北两年的苦熬苦斗，曾经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
他曾经希望以这五年的减寿，令大局稍安，可是大局却越来越显混沌，在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后，以前的种种努力眼看着已是前功尽弃。
黄郛一向对生死看得很开，只有这一件，他无论如何难以释怀。
当时的中国，手术台上的疑难杂症，一般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操作。不需要他自己开口，日本大使馆几次主动上门推荐，说我们派最好的医生来帮你治。
黄郛摇摇头，拒之门外。华北正陷危机，他永远不能够原谅这个不可理喻的霸道之国。
有一天，一个人到医院里来看他。
看到这个人，黄郛忽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以致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没有人知道一贯稳重的他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只有守候在身边的那个聪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为来访的是何应钦，此时又正值两广事变爆发。
看到何应钦来访，想到的是北方：他们一起共事，在华北整整抵御日本两年，可是华北最后仍然陷入危机，而且至今仍是隐患重重。
两广事变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内忧不断，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有尽头。
难道我们曾经作出的所有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吗？
真是凄凉心境，堪向谁诉。
沈亦云走出门去，偷偷给蒋介石发了份电报，示意对方：你义兄心里还是放不下国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对兄弟之间的感情又开始微妙起来。黄郛对部下和同事宽厚，对自己位高权重的义弟却从来都是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这在如今说一不二的“蒋委员长”听来，自然很是不爽，私下里也不止一次发过怨言。
直到华北再度出现危机，黄郛病入膏肓，蒋介石才更深刻地体会到那里的“火坑”有多么深，替他跳“火坑”的人又曾有多么艰难和不易。
这个人的好，有一天你总会知晓。
蒋介石后悔莫及，不仅将自己的私人医生派到上海给黄郛诊治，而且经常发电报来探问病情。
在接到沈亦云的电报后，他立即复电一封，让沈亦云转告黄郛：两广那边的事我已经快要摆平了，你不要担心，还是安心养病，赶快恢复健康要紧。
黄郛住院后不能看报，也看不到电文，但他对时局的发展却始终了然于心。
在听妻子读完蒋介石的复电后，黄郛口述回电，授之以计：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哪怕生命早已在倒计时，这位腹有韬略的政治家所想到的，仍是国之安危。
在“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之所以登高一呼，就能汇集各路诸侯与倭决战，黄郛病中之策，实对其有莫大助益。
等蒋介石从广州归来，又专程去上海看望黄郛。这是兄弟间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一次诀别，因为蒋介石已确知黄郛患的是绝症。
时光不能够倒转，当年那个翩翩美少年，如今已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完全失去了模样。
蒋介石感触于心，他低头告诉义兄：抗战准备已经过半，再等个几年就可以全部就绪了。你个人所受的那些委屈，到时国家都将得到回报。
这也许只是对于病人的一种对症下药的安慰，然而黄郛听后极为振奋，一时精神大好。
蒋介石一走，他就对沈亦云说：要真是这样，我纵然死也值了！
黄郛于弥留之际，听到的最后一则好消息，是百灵庙大捷。
当天他就陷入了昏迷，醒来之后让人把沈亦云叫到身边，后者以为他要嘱咐什么家事，未料听到的却是断断续续的几个字：第一路……第二路……进……退……
黄郛早年从事军事，交卸军队从政后，便不再过问戎机，然而在这回光返照的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之上，纵马驰骋，杀敌御侮。
1936年12月6日，一代政治家撒手西去。
抗战胜利，蒋介石明令褒奖，称赞黄郛作为文臣，其功绩堪比战将（“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自从黄郛南下不归之后，华北局面一日危似一日，连何应钦都因顶不住压力，跑回了南京，但这时有人代之而出，撑住了眼看就要倒下的擎天之柱。
此人非同凡响，黄郛在华北苦撑两年之后，他又继续在那里独撑两年，然而同为政治家，两人从性格到作风又截然不同。
黄郛是一个很真的人，这个人却真真假假，哭哭笑笑，一生演过的戏连他自己都数不清，黄郛有既定的深远策略，这个人擅长的却是变幻不定的纵横之术。
他就是萧振瀛。
黄、萧不同，很大程度上还缘于角色定位不同。
黄郛为国之干臣，所思所虑均从国家大局出发，有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萧振瀛出自29军，他所要努力争取的，首先必须是“主公”宋哲元和29军这个团体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当不成诸葛亮，最多只能做宋公明旁边那个拿纸扇的智多星吴用。
长城抗战，29军能够一举成名，与萧振瀛的宣传技巧是分不开的——说得好听叫宣传，说得不好听其实就是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