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学生是北大传统的接受者和继承人，他们是最活跃、最富生机的一群。在校期间，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活力，广泛参与学校传统的创造和发扬，老北大人对新北大学生的影响，更是传统的传递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他们的流动性，又把学校和社会连接起来，离校后他们的发展与成绩更是代表北大的名誉和声望，并延续着北大的精神和特质。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教育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大学生身上，学生的成长与成熟象征着整个学校的发展与进步。
作为天之骄子的北大学生，他们毕业之后又表现如何呢？他们是否把学校所学与社会应用妥当地结合起来，并发挥个人优势呢？他们如何克服北大惯有的自由散漫、不合群的习气而创造业绩呢？他们是否继续发扬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而昂立于天地之间呢？他们是否团结一致而引领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呢？
也许我们的要求太多、太高、太苛刻，但是如果一个大学生尤其是北大的学生都无法承载社会的期待，那么，我们民族复兴的期待到底落实在哪里？！
爱之深则责之切，忍辱百年的中华民族终于在崭新的21世纪初显露峥嵘。“问苍莽大地，谁主沉浮？”北大人无疑是中华复兴的重要骨干力量，北大人只有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开拓奋进，继往开来，才能在新世纪的百年再创北大的辉煌！
反思大学的真正理想
作为为社会服务的教育机构组织，大学与社会总是有着或远或近、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社会需求有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部分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区别，大学的服务必然定位于目光长远，并对社会整体的远景做出规划与承诺。惟有此，大学才能为整体社会做出最大的利益和贡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拥有理想主义色彩和远见卓识就显得十分重要。
【蔡元培构思的北大校旗，其三色代表科学、哲学、玄学，这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大学的理想】关于如何界定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产业化实施的程度如何控制等问题却引发了一系列争论。综观中国的大学，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大学拥有像中国大学这么多的校办工厂。中国的大学在面临经济建设的大潮时，却在一定程度上背弃了自己崇高完美的理想，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在很多人看来，大学和办工厂、开公司一样，要迅速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他们不再关心这个社会，不再关心未来，更不关心这里的学生会成为什么样子，一切都变得最急功近利。
缺乏远见卓识的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一个普通的服务机构，从理想主义气氛中慢慢地滑落出的大学更不知魂归何处。正如学者张汝伦所说：“60年前，人们因为国难深重，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才冲出书斋，今天的大学真的又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或已无需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吗？只要在大学校园里走一圈，不难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超市乃至歌厅、舞厅和酒楼，大学一概不缺，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回到本源：大学在社会中应该充当何种作用。美国学者布鲁姆在目睹美国大学与社会的过度结合之后，发出哀叹：“大学必须抗拒那种事事为社会服务的倾向，作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大学必须随时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的要求而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受损害。因为大学必须蔑视公众舆论，因为在其自身内就有着自治的渊源，即按照自然去追求真理、发现真理……”
许多北大人怀念西南联大的生活。虽然空袭警报频频，敌机不时从头上飞过，但老师和学生们只是默默地夹起书本，向校舍后野地荒坟走去。没有什么能够打断他们对真理的思考；即使眼见炸弹落下，他们也仍在思考——思考中国的明天。“那时的课堂已变成垃圾间的空地，生活与学术之间几乎没什么空隙。”八年间，西南联大培养了中国后来的1/2的学部委员，产生了杨振宁、李政道这样一批学术大师。在1986年出版的《西南联大50周年文集》中，联大校友对于那八年艰苦环境中仍旧屹立不倒的精神进行品味。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铸民主堡垒之称号……”联大在抗战时间的确成为中国青年的精神圣地。时至今日，西南联大精神仍然沉淀于许多学者的灵魂深处。
【惨遭日本飞机轰炸后的西南联大校舍】如果拿西南联大的物质境况对比现在的大学，那么今日大学可说是富可敌国。所以从本质上，完全可以说今日大学的落后根源于精神魂质的缺失，这当然有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大学本是社会之光，海之灯塔，绝不应随波逐流，然而今日的大学竟沦为一个工厂或生产工作人的机器，大学必然为此付出残痛的代价。
目前，许多大学纷纷开办市场需求最热门的专业，而对于那些基础学科、见效甚缓的院系却冷然以待。把大学的建设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做法是危险的，人们极容易由于目光短视而忽略基础学科、人文学科的长远价值而最终自食其苦果。有些教育家们呼唤大学要培养出更多的比尔·盖茨式的人物，因为他有创造性，可以积聚财富超过千亿。这些人的观点是很有问题的，他们所看中的无非只是盖茨这样的金钱标志符号。真正的现代大学无不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正如纽曼所说：“大学不应满足于培养伟大的人物，尽管大学里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这种教育使人们对自己的意见和判断能有一种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国外的大学处在一个更成熟的市场运作之中，但是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则往往有着更成熟的看法。哈佛大学前文理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说：“学生对于教学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但这是更大的使命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还在于保存和阐述文化。我们要将伟大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讲授的那些学科与方法也许目前并不需要，或者表面看来与当前关注的问题不甚相干，然而我们知道，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行的思想之间，往往没有多少关系。在哈佛大学，即使没有学生选学拉丁语，我们也有责任使该系继续存在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著作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失去它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就等于又回到欧洲中世纪去了。大学不能由成本会计师开办，也不能办成一个只跟着变化的市场转的商业性企业。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很糟糕的，而对我们力求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更糟糕了。”
大学真正的理想是什么？大学培养人才的方向是什么？在崭新的21世纪，“人力资本论”究竟有多大的指导价值和误区？
加里·贝克尔在1964年的著作《人力资本》中估计，大学四年的投资，按一名男性毕业生的平均工龄来看，每年可得到大约13%的利益。这一估计与马克卢普的看法遥相呼应：“大学毕业生同高中毕业生相比有更大的赚钱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迅速被异化为一个争取未来利益的场所，教育中关于人的要求因素被大大忽略。这也衍生出一个学历社会，专业证书成了被教育者的最重要的追求，几乎进入一种盲从阶段。而关于人的位置，这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似乎缺乏关注。大学似乎是在训练一种人力，而不是人格。但是这种教育迅速暴露了它的致命弱点——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漠视，人文学科在大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1984年，31位美国知名学者组成美国高校人文科学学习状况调查小组，经过几个月努力，完成了《必须恢复文化遗产应有的地位——关于高等学校人文学科的报告》。报告认为：“人文学科是一套知识体系、一种探索的途径，把严肃的真理、合理的判断和有意义的思想传达出来。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及其他国家的人们是如何设法对付生活中永恒不变的基本问题的。那就是，正义是什么，应该爱什么，应该保卫什么；什么是勇气，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某些文化为什么繁荣，某些文化为什么衰落。”而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门也认为，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目的和经济作用，学生只是为了今后的职业需求而上大学；课程过分专业化，低估了人文科学对于培养人的道德创造力和人际关系的能力的作用。所有这些造成了对美国社会长远利益的损害。
日本文部省在对1967年后20年的教育反思中，认识到这20年来的“教育荒废”。为了迅速赶超工业文明，从而忽略了青年学生的精神需求，使日本青年在接受教育之后却变得更加沉沦。更令人吃惊的是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中竟然有相当部分是日本各大学的尖子学生，他们接受奥姆真理教的影响，成为野心家与阴谋家，并试图大规模杀人。
大学教育的真正的终极目的从来都是对于人的完美性的追求。正如康德所说：“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尽管这种理想在现代社会被不断扭曲，大学越来越被看做职业训练场所，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具有良知，对于人类抱有深切忧患意识的教育家来讲，大学必须保持“对人的培养”这一根本性原则。
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任务是“科教兴国”与“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扩大内需”。这是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期望，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当教育过于执著地为别的目的，而非自身服务时，它的效果往往很糟糕。我们错误地估计了教育对于刺激经济的作用，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发挥长远的作用，而非短期内的效益。
哈佛校长陆登庭在北大讲演时说：“大学帮助学生寻求实用和令人满意的职业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的杰出性是无法用美元和人民币来衡量的。最好的教育不仅使我们在自己的专业中提高生产力，而是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它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欣赏艺术，艺术家欣赏科学，它帮助我们看到用其他方法无法掌握的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它使我们个人和我们社区的成员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任何一所优秀的大学都应以培养学生这种不懈地对于生命本质的追求为自己的责任，这种精神的培养关乎生命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