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92年的中国文坛还有什么热点的话，那就是大陆出现了第一个以虚构文学而大面积畅销的作家——王朔。它不同于以往或当下某一本书（如《大气功师》）的畅销，而是整个一个王朔的畅销。大凡署名王朔的书，无论是长篇单行本还是中短篇小说集，也无论是薄薄一册的电视剧人物对白辑录还是煌煌一百数十万言四卷本的《王朔文集》，都一律在新华书店或小地摊上炙手可热。而且，王朔还是第一个通过新闻传媒公开扯起“议价”旗号“按质论价”出售作品的大陆作家，并且确实都卖了个好价钱。于是乎一夜之间，王朔不仅成了近年来寂寥的文坛上一个红火闹猛的文学“大腕”，而且同时暴发为独步当代海内文坛的文学“大款”。
终于赢得了社会和经济双效益的“王朔现象”遂成为文化圈内外的热门话题。评价也许不同，褒贬也各自有理，但更让我们感到兴味的是：究竟是什么使王朔突然之间大发了起来？“王朔现象”的背后难道有一只鹰手在操纵不成？“王朔现象”对于即将卷入市场经济的文学将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卷入市场以后的文学又将会出现怎佯的新格局，产生哪些新问题？……分析研究和预测卷入市场以后的文学流变，从“王朔现象”破题是一个恰当的切口。
一、“主朔现象”的成因及启示
“王朔现象”之所以形成，大致不过“内”、“外”两方面的原因罢。
我们先谈“内部”原因。
一是王朔式的小说人物。这是一批生活在独特社会层面中为当代文学所未曾反映过的人物类型。他们一度似乎是过去时代的弃儿和当代社会的“零余者”。然而，理想破灭和文化失范在导致他们精神贫乏的同时却也卸去了他们的精神重负，反倒使他们在转轨换型的社会动变中成了轻装前行的一群，同时兼具盲目性和先锋性的特殊的一群。王朔是他们的代言人。
二是王朔式的小说语言。这是一种充分口语化的小说语言，它的“底本”是北京方言，是大碗茶与“二锅头”滋润出来的传统京味和“一拉罐”与“人头马”浸淫过的现代京腔的杂交与揉台。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将一切严肃的主题、庄重的情感或者无可奈何的莫名其妙的心态与意绪统统化为令人忍俊不禁的调侃和自嘲。放任随意使它带有平民色彩，而它的犀利机锋又充满着现代精神。“顽主”们操持着它亦庄亦谐，无所不“侃”。王朔亦被世人称之为“侃爷”。
我们再谈“外部”的也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首先是大众传媒的强劲推出。应该说，王朔式的小说人物也罢，语言也罢，其特色都并非晚近才得以形成，而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他以《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初涉文坛时就已彰显。但多年以来，无论是文学界还是读者界，都未给予更大程度的认可。“王朔热”得以升温，不能不归结于影视传媒的巨大功绩。而且具体来说，他于八十年代末集中推出的《轮回》等四部电影并没造成太大影响，真正使他走向大众的是电视剧创作，如果说《渴望》还带有第一部室内剧某些尝试性和伦理片模式的局限性而使王朔个人风格不能充分展示的话，那么，《编辑部的故事》则让他在一个通俗框架中作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表演。而且，这种由调侃和自嘲构成的轻喜剧风格因其具有“淡化”和“消解”的双重功用，就使它在九十年代以来的特殊背景下尤其显得适逢其时——它淡化某些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使人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同时它也消解公众中潜在的一些抑郁情绪而成为渲泄的渠道。双重的功用带来双倍的欢迎，王朔的走红从此便无可避免了。
其次是市场机制的及时卷入。这才是“王朔现象”最终形成的关键因素。因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的播映（包括与此相关的所有电视、电台、报刊宣传），实际上都是在为芏朔（书）打广告、搞促销、做市场，无形中就把王朔制造成了一张名牌、一个诱惑、一个悬念，在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中培育出了一个潜藏的巨大的王朔市场。——出版家们眼睛里看到的正是这个，他们不失时机地组织出版王朔，顺水推舟地就将一种名牌效应转化为经济效益了。通过（或利用）大众传媒引导一种阅读需求，培植一个买方市场，然后再抓住它投放商品（图书）。其结柴当然是“购销两旺”了。——这种机制可以说就是推出“王朔现象”的真正魔手。王朔对此心领神会，他开始主动卷入市场一一成立“海马”中心、委托经纪人、给作品明码标价，甚至干脆用《过一把瘾就死》，《我是王朔》等广告般的书名来吊人们胃口。这一切举措都是在做市场，它有效地保证和继续推进了王朔的旺销势头。
那么，“王朔现象”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
关于王朔的文学的品位和价值我不想作更多的评判，我只准备强调他的文学市场学的意义。因为至少在走向市场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他的经验告诫我们，如果我们的出版界想赢得畅销效应的话，就必须研究图书市场学，正视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分析市场，主动走向市场，甚至精心策划，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去引导并制造市场。事实证明，只要艺术上比较成熟的各种风格和档次的文学作品在任何时候都会有自己的读者。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把它推向市场。其实今天畅销的王朔书，多半是他八十年代发表的“旧作”。而且，近年来象王朔这样颇具特色的实力派青年作家确实还有相当一批，只不过多被封闭在文学翻内而不被圈外所了解，以至造成了社会上一定的错觉，相当程度上地夸大了近年文学的疲软与萧条。倘若我们顺应市场机制，先精心地选择几匹“黑马”（比如刘恒就具备王朔的近似条件，既有“菊豆”、“秋菊”等几部走俏电影，又有《白涡》式的可读小说），再有计划地向市场隆重推出，不仅可能调动起社会对文学再度关注的热情，还可望它的反作用力刺激文学生产的复苏与振作，使其在市场经济的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恰当地扮演好自己的历史角色。
二、面对市场的文学分化
宏观视之，王朔现象不过是文学卷入市场的一个小小的前奏，但它又毫不含糊地预示出了卷入市场以后的一种文学前景。
毫无疑问，全面走向市场的中国当代社会必将急遽改变我国传统的文学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质言之，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正视、重视乃至一段时间内过分的夸大与强调。大部分文学生产力将逐渐从政治辐射下走出而卷入经济轨道运作，其意识形态色彩会日见淡化而商业气息将愈加浓厚。这不是谁喜欢不喜欢，情愿不情愿的事，这是时代的潮流。留给作家个人的权利仅仅是选择与被选择，而个人与社会双向选择的结果便导致文学的分化。
其实，1987年的经济大潮已经毫不留情地卷走了昔日文学的轰动效应，深刻地动摇了旧有的文学格局，文学的分化已见端倪。为此，我曾撰写过《作家队伍的分化与重构》（见《文艺报》1988年4月9日）一文，从文学创作主体的角度指出分化将是在观念变革、社会进步和艺术回归三大前提之下的历史必然。值此中国社会挺进市场纵深的今天，这一点就看得尤为清楚了。
由于“文以载道”的历史钳制和膺服政治的现实射力，多年来我国文学就一直未能形成层次分明功能各异的立体建构，而始终是浑沌的一片。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笼商统之地将其称之为“严肃文学”。其实，严肃文学的称谓本身就颇不严肃，它原本是作为与通俗文学相对而言提出的，但无形中就将通俗文学指认为不严肃或不必严肃，这就产生了极大的错觉和误导，带来了不良后果（这个问题我后面再谈）。而且我们大致分析一下所谓严肃文学的内容也将发现，它的相当一部分的价值取向总是与政治趋同，或者说与主流意识形态相通，它总是在认识、教育的功能层面上取得某种社会学的价值认同，因此又常常不免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淖。如果按照文学的审美、教化和娱乐三大职能来划分的话，把它叫做“教化文学”也许更为恰当。在一定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政治强力的推导，这种教化文学一度扮演主角，动辄引起轰动，也实属正常和可以理解。但是，随着今天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的联袂而至，它势必要寻找新的价值实现。或者向纯文学提升，走向塔尖；或者向俗文学靠拢，走向市场。然而，目前的教化文学大多是夹在“纯”与“俗”之间不上不下，呈显着一种“武大郎攀杠子，两头够不着”的尴尬。假如突然有一天，由国家“养”起来的（各作协分会主办的）所谓严肃文学刊物全部实行自负盈亏，那么，它即刻就会直接面对来自市场的尖锐挑战甚至是严酷淘汰。当然，囿于惯性，教化文学在一段时期内或将继续蹒跚前行，但最终的结局是命定无疑的，那就是消解——消解于向纯文学而主要是向俗文学的两极分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