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问作家为什么写作，也就常问作为评论者的自己为什么读书。为了心灵？为了生存？为了功利？为了消遣？为了改造世界的抱负？在我看来，从来不问这个问题的人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凡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追问这个问题，并陷入苦恼的人，也许才是真正靠近了读书意义的人。“我思故我在”。书的魔力是任人皆知的，人生苦短，存在无涯，幸亏有了书，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才能把见闻扩大无数倍，有的甚至等于多活了几个人生。在书中流连忘返，善于汲取菁华者，是珍视人生的本质与自由的人，是心灵的向上者。当然，人们读书的目的不可能是单一的，应是多样目的的交叉并存。可是，当根本性的需求变得茫然的时候，就会出现阅读的危机。
三岁的时候，父亲因病故去。从北大求学回来的他，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有沉重的书了。几个大书架立在屋子里，像矗立着几尊巨大的雕像，占去大半空间。我从梦中醒来，常见光柱裹着微尘照到书架和屋梁上，将整个屋子衬托得既明且暗。小时候的我很孤独，常在书架间独来独往。虽然这些书我根本看不懂，但它们似乎给了我一种神秘的力量。及至能读一点书时，记得首先翻开的是梁启超、鲁迅、河上肇、苏曼殊们的老版书。那时当然不知好在哪里。直到渐老时才意识到，其实他们已经来到了我的灵魂，在悄悄开启我的心灵之门。大学时代有几年是读书最充实的时期，１９６０到１９６３年左右，社会处在休养生息中，出现了十七年中少有的比较讲究艺术规律的特殊时段。我得以有相对完整的一段时间沉潜于古今中外经典的学习，真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像“恶补”一样，一面几乎将能找到的俄罗斯大师们的作品读了个够，一面徜徉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海洋里。我能时时感应到那些已故的、只留下文字的大师们的存在了，他们没有死，他们活在读他的书的人的心中，他们的作品或许比他们本人更伟大、更久远。
工作以后，也有过好几次读书的小高潮，像“五七干校”后期待分配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百废待兴时，八十年代观念大解放时，我仍像一个饥饿者，读哲学，读历史，读西方社科译著，同时密切关注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我把这样的读书统称为心灵的阅读。因为，虽然带有求知的、应试的、为写作而吸吮营养的急迫目的，但能读得进去，灵魂是投入的。于是，面对春潮澎湃的新时期文学，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了笔。
可是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不是我所能驾驭的，我的读书生活也随之出现了危机：想读的书，永远没有时间读，不太想读的书，却占去了大量时间，而且永远也读不完。我好像在进行着一场永无尽头的长跑。有时会产生荒诞感：看似永远在读书，又好像永远没有读书；或者，不知我在读书，还是书在读我？我也想好好地读一批好书，把它们放到书桌最显眼的地方。可是一年了、两年了，除了翻过前言提要，还是顾不上细读。它们已摆了很久，好像对着我冷笑。
这种情况当然与我的职业和生存密切相关。我是习惯于面对创作思潮和文学作品发言的人，可现在作品数量激增，动不动数以千计，即使选择很小部分，也是惊人的数字；更要命的是，真正经得起阅读的没有几部，大部分书因为贫血和缺乏真切体验而不好看，却又不能不看。于是，我的读书姿态常常是：一卷在握，正襟危坐，每个细胞都很紧张，为的是在最短时间抓出一些要领，形成一个评论的框架。所谓艺术的直觉、沉醉自失、含英咀华，都谈不上了。我读得专注，读得累，可就是没有发自深心的感动。这不能不说是读书的异化。我把这种阅读叫做“实用阅读”或者“功利阅读”。
我不知道，像我这样得不到阅读愉悦感却又不停地大量读书的人，现在到底有多少，这个队伍是否还在扩大？但我知道，为了拿硕士、博士头衔和教授、研究员职称，天天硬着头皮读着并不爱读的书的人，也真不少。至于为了出“学术成果”，为了发“权威”、发“核心”，殚精竭虑，刻意把文章弄成一种标准模式的，天底下真不知有多少。这些文章大都不是为了让人看的，而是为了拿来“实用”的。也许这一切情有可原，但总得给心灵的阅读留出空间，让读书回到读书的本义上去：不再是精神的桎梏，而是在精神原野上的自由驰骋。
现在，我很怀念这样的我：在书店的一角斜倚着，默默地读着，不觉天已黄昏；在图书馆坐了一整天，闭馆的铃声响了，才发觉周围的人都走了，我满足地伸了一个懒腰；午睡时看书，书掉到地上了，我也沉沉睡去……所以，有一天，当我的一个学生问我，我们为什么读书时，我说：为了心灵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