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小麦产量，为什么会有这样惊人的增长呢？既不是去年收成基数太低，也不是风调雨顺，答案只有一个：是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的结果。这个总路线使我国五亿农民的无比巨大的力量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震天动地，翻江倒海。农民们创造了奇迹，打破了农业渐进论者的荒谬理论。
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共产党最重视舆论导向的作用，最权威的党报发出了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这样的声音，当然体现了中央的意图，即鼓动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大跃进”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紧接着在《人民日报》出现的又一篇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毛泽东对记者发表的重要谈话“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都说明了这一点。今天的人们无疑对大跃进年代产生的此类毫无科学依据的妄语感到好笑，而当时的人们完全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狂热与崇拜形成的一个时代的特色。
河南省，无疑是“大跃进”运动的急先锋。这里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这里放出了全国第一颗粮食“高产卫星”，这里结出了一个硕大的苦果——信阳事件。我们把目光投向这里，看一看当时的状况，就会明白那场大灾难的祸根是怎样埋下并发芽的，这有助于我们更为理性地认识那场灾难。
自1957年8月吴芝圃取代了潘复生主持河南政务，以吴为代表的“跃进派”便主导河南。换言之，在全国“大跃进”开始之前，河南省的“大跃进”已经出现。
有人评价说，“大跃进”加“浮夸”，形成了吴芝圃的显著作风，也成了他的政治光环。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泽东表态：河南一年就能实现“四化”，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可达400斤，黄河以南亩产500斤，淮河长江以南亩产800斤。
渴望强国富民并推崇只争朝夕的毛泽东被一个农业大省的激情所感染，他在会上讲：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一年，如果灵了，明年全国再来一个“大跃进”，岂不更好。
毛泽东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但毛泽东又半开玩笑地对吴芝圃讲：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河南一年实现“四化”，不唯不可能，即使实现了，后果也不堪设想。
一边是肯定，一边是“不堪设想”，多少也暴露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跃进式发展”态度坚决，又担忧“工作粗制滥造，群众负担过重”。但毛泽东的气势和胆略决定了中国当时的走向只能是“跃进式发展”，或许，在他看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大不了是“工作粗制滥造，群众负担过重”。毛泽东自然没有预料到，“大跃进”在河南造成的“不堪设想”之后果竟然是灾难性的，后来出现的信阳事件才让他看了个明白。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个《意见》贯穿了“组织形式适应发展速度”的精神。激进的决策层致力于寻找既能促进经济“跃进”又能实现社会革命的全新社会组织形式，吴芝圃是河南省委最热心探讨这个问题的人。他说：“由于工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形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需要。”究竟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需要？这个农业大省的掌门人如此设想：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把农业经济引向繁荣，更加便利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因“跃进式发展”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表扬的河南省，贯彻落实《意见》又一次走在全国的前面。自然，这与吴芝圃的努力密不可分。吴芝圃把贯彻落实《意见》的主攻方向放在信阳，因为他看中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忠诚可靠，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其实，吴芝圃把任务交给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成问题，因为同样的“大跃进”环境，和同样的“奋斗目标”下，人们的狂热与盲从已成为主流。吴芝圃把这样的“机会”交给哪一家，哪一家就会成为“典型”。信阳地区被吴芝圃“高看一眼”终于当了“典型”，风光了一阵子，却酿成了后来的信阳事件。这个苦不堪言的结果是必然的。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欣然接受省委交给的“光荣任务”，并连夜赶往遂平县，把目标锁定在嵖岈山乡。路宪文何以料到，省委交给自己的“小社并大社”这个“光荣任务”，竟是自己走向毁灭之路的起点，因为从这时起，他的激情变为狂热了。
嵖岈山系伏牛山东缘余脉。它由南山、北山、蜜腊山、天磨山、韭菜山、六峰山、鸽子山、凤凰山八座山峰组成，又名八宝玲珑山；因巨石林立、奇峰交错，再名嵯峨山。此山被誉为“中州盆景”，风景独秀，以奇石闻名——有类虎、类猴、类驼、类牛、类马、类羊者各抱其姿，或类凤、类鹰、类鱼、类蛙者惟妙惟肖。
很遗憾，自古，嵖岈山美丽却不富饶，这里自然灾害频繁，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间，仅洪涝灾害就达五次之多，次次平地操舟。“日子美，先治水”，祖祖辈辈深受洪涝之苦的人们把根治水患视为第一要务，1951年至1957年，遂平县倾力兴建板桥水库、薄山水库、下宋水库、双沟水库，以及大量水利配套工程。“一五”期间尽管仍发生了数次洪涝，但水利工程发挥了作用，使灾害程度大大降低。遂平人看到了希望，筹划着更大规模的治水蓝图。1958年2月，全县大搞水利建设，“大干干到二十九（除夕），正月初一还下手”的口号响遍一个个水利工地。
可是，转眼之间，遂平人的梦想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全国性大运动彻底粉碎。1958年3月，连环湖水库刚刚竣工，“大跃进”的狂潮席卷而至，遂平被淹没在狂热之中。
1958年4月20日，贯彻落实成都会议《意见》的产物——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成立，它无疑是“人民公社”的雏形。路宪文坐镇督促，几天内，遂平县所有的乡都变为集体农庄。
4月下旬，共产党中央决策层的几个关键人物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立群自穗返京途中，在火车上热烈探讨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问题，并形成了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是“狂热”的体现。人们无法想象连一向头脑冷静的周恩来何以也“狂热”起来，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全党高度一致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思想”。其实，“高度一致”并非心悦诚服，诸如周恩来等一些中央高层官员的行为说明他们对毛泽东的顺从与迎合实出无奈，不顺从就要挨批，要迎合就得按着毛泽东的思路来，“狂热”附身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们在郑州火车站召见了吴芝圃。刘少奇对吴芝圃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刘少奇的“想法”不仅仅是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立群四人的“专利”，它代表了最高决策层的意愿，吴芝圃对此看得非常清楚。
吴芝圃异常兴奋地说，大社都有了，虽然还不叫公社，但基本是公社性质。本就对此怀有极大热情的吴芝圃，又得到中央领导的点拨，信心更足，便雄心勃勃地在自己的地盘开始“共产主义大试验”。
有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这样说：中央推着河南走，吴芝圃拉着河南跑。被前拉后推的河南，注定挣脱不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厄运。
河南省的“共产主义大试验”以极快的速度展开，并以极快的速度见效。1958年麦收季节，嵖岈山韩楼大队放出了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亩产小麦3530斤！一时间，这里吸引来全国各地数万名参观、学习者。
而这颗出现在信阳地盘上的“高产卫星”一飞冲天的过程，让路宪文的变化上了一个台阶。“高产卫星”放出的头一天清早，主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电话询问路宪文，遂平县出现亩产小麦3530斤的事，是否真实？
他当场回答：说笑话吧，如果是真的，农民不成神仙了？
为了证实此事真假，他立刻指令地委办公室主任王秉林亲赴遂平县现场调查。王秉林当天下午电话汇报路宪文，证实情况有误。路宪文连夜电话告知省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不真实，建议报纸不发。
可第二天，《河南日报》还是发出了“高产卫星”的消息。路宪文大为不解，再次电话询问省委意图何在？
省委领导点拨说：咋还不明白，这是对潘复生“右倾思想”的回击，这是“共产主义试验田”的可喜成果。
路宪文听懂了，自己地盘上放出的是颗“政治卫星”。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叫政治，以及服从政治的必要。这一“明白”，又为“狂热”添了一把火。
紧接而来的是几句影响全国的豪言壮语在遂平出现：“一年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
1958年6月，河南省宣布夏粮总产量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接下来的情况是，遂平县嵖岈山放出的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黯然失色，西峡县先锋社亩产小麦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亩产小麦7320斤，邓县岁营社亩产小麦6541斤。“产量跟着胆量走”，已成为嘴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