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似乎一直处于“两栖”状态：一方面从事所谓“学院派”的、“学术型”的研究和教学，是为“专业”；另一方面则不断应约受邀为各类报刊和媒体写作评论、散议和随笔，属于“业余”。按照惯例，前者一般比较“正襟危坐”，而后者应该相对轻松和灵动。就写作而论，这当然是两种相当不同的行文感觉，所谓“两栖”，指的即是这个意思。
笔者自忖，保持这种“专业”和“业余”同步进行的“两栖”状态，一方面是顺应学院教师身份和社会音乐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我对自身定位的某种“有意为之”。我曾在自己的一本学术文集《音乐的人文诠释》的后记中坦承：“音乐学和音乐学家，在中国的音乐生活和知识生活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当时的自己，而且时至今日，依然还是一个不断困扰自己的问题。”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我近些年来念兹在兹的一个关切是，音乐学术应该介入、参与甚至干预音乐生活。这一关切或许来源于我的音乐—文化信念：音乐虽是一种具有鲜明独立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方式，但它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任何音乐都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它的鸣响和运动一定承载着时代的脉搏、民族的基因、地域的风俗、历史的遗存和个人的创意。然而，在一般音乐听众甚至是专业音乐家的脑海里，对音乐的聆听、接受和理解是否需要涉及上述的那些复杂的，有时是深奥的历史文化维度？就国人的音乐意识而论，我觉得情况并不乐观。就此而论，我认为音乐学家有责任、有义务为广大的音乐听众（包括专业的音乐家）牵线搭桥——牵文化之线，搭历史之桥，解读音乐的文化内涵，诠释音乐的历史意蕴。因此，学院派音乐学家的“专业”就其根本而言，其实与普通听者的“业余”喜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接轨。具体到我自己，以“专业”为倚靠的“业余”写作也就顺理成章。
那么，就普通音乐听者和读者而言，他（她）们如果喜爱音乐并渴望了解音乐，从什么方面入手最为有效也最为有趣？我的看法是，不妨从人文角度切入音乐。所谓“人文”，可以有各种各样学理性的定义和解释，在此暂且悬置不论。但总体说来，我以为“人文”即是与我们的“心灵”“精神”和“情感”最具关联的那些范畴与话题——真善美，假恶丑，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所有这些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人性课题和文化范畴，正是“人文”的要义所在，也是音乐永恒的表达母题。之所以特别强调音乐中的“人文”层面，是因为音乐本是一门高度技术化和极为感官性的艺术品种，这非常容易导致人们忘记和忽略音乐的人文性质。在专业的音乐院校中，音乐往往被当作专门化的技术训练，对此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以至于熟视无睹；而在一般人眼中，音乐基本被等同于消遣性的放松娱乐，这当然也无可厚非——因为音乐确乎具有这方面的功用。然而，在我看来，仅仅从技术的角度看待音乐，那是对音乐的歪曲（尽管如要真正理解音乐，没有技术的支撑绝无可能）；而仅仅从娱乐的层面感受音乐，那是对音乐的降格（尽管对音乐的感性体验是一切音乐经验的基石）。仅就我个人切身的音乐体验而论，音乐当然从来不可能脱离技术肌理和感官直觉而存在，但音乐确乎又远远超越技术和感官，在最好的时候，它能以音响的方式（但并不排斥来自其他媒介包括各姊妹艺术的帮忙）呈现世界的真髓、表达人性的真谛。音乐之所以令人陶醉、让人神往，其根本缘由正在于此——它与每个人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连，并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让听者重新洞察世界和自己。故此，我有些偏好“音乐人文”这一概念，以至于我的博客名称便是“音乐人文笔录”，后来索性就以此名在《文汇报·笔会》上开了专栏……收在这三本文丛里的篇什，即是十多年来我在“专业”的研究和教学之外进行“业余”写作的部分汇总，其中没有收录所谓的专业性学术论文（我的部分学术论文已收入另两本文集——《音乐的人文诠释》和《音乐解读与文化批评》）。谈到“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纠葛和关系，我倒想起巴勒斯坦裔的美国著名文化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曾有过非常尖锐的阐述。萨义德认为，当今学院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中，首当其冲便是“专业化”的压力。虽然萨义德所指的“专业化”压力与我们具体国情中的问题并非完全一回事，但他的立场和态度却值得注意——萨义德希望用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学院派和学术圈中过分的“专业化”：“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专业化意味着昧于建构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结果是无法把知识和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联合，而只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论来看待……专业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在我看来，萨义德所抨击的“专业化”中最致命的问题，正在于“专业化”的盛行导致艺术和知识中本应有的人文性和生命感的丧失。那么，如何应对？萨义德的策略是刻意为之的“业余性”——“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与价值。”
或许中国的情况和西方并不完全相同，我个人并不完全同意萨义德将“专业”和“业余”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看法。就我所在的音乐学领域而言，“专业”和“业余”的统合，或者说，具有专业深度的“业余”和具备业余兴味的“专业”，那是我理想中的愿景。就此而论，我希望自己的“业余”写作并没有背离“专业”的知识要求，甚至这其中有相当成色的专业含量在。另一方面，我完全赞同萨义德的这一看法：“业余性”的关键在于喜爱和兴趣的驱动。从事这些评论、散议和随笔的写作，当然不可能是所谓研究课题的要求，也绝不属于任何科研项目，它们的产生和产出确乎根源于我对音乐、对音乐人文性的体验以及对文字如何表达这些体验的喜爱和兴趣。我想，既然自己不会脱离“专业”，也不会摒弃“业余”，在可预见的将来，大约还是会继续处于“两栖”状态。而保持“两栖”的动态平衡，并协调其中的关系张力，这对于我个人将会是特别的考验，当然也会是有趣的经验。
本文丛中《何谓懂音乐》一辑，所收的文论基本上均与所谓“学理”有关，但行文的方式不是学术性的“论述”，而是随笔式的“漫议”，如我对音乐审美、音乐理解、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价值判断等问题的议论，以及对相关艺术问题甚至音乐学学科问题的思考。本来，这都是些相当“古板”甚至“深奥”的话题，但我想试试能否用相对轻松的笔调来触及——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这些文字的读者是普通爱乐人。思考，以及与思考紧密相关的读书，其实是带有快感的，但在很多时候思考和读书被搞得很无趣。本辑中所收录的文章及相关书评和书序可被看作是我的某种个人努力——希望在思考和读书过程中保持乐趣。我尽己之力，但做得如何，敬请读者与行家批评指正。
这些文章原先大都发表在《音乐爱好者》《文汇报》《新民晚报》《读书》等相关报刊上。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心好意，编辑出版我的这套音乐文丛。在此谨表诚挚谢意！我的妻子赵小红和女儿杨丹赫很多时候是这些文章的第一（或第二）读者，往往在家人间常见的玩笑打趣中对我的写作提出尖锐的修改意见。对这些意见，我有时虚心采纳，有时也置之不理。但对她们多年来陪伴这些文字诞生过程中的耐心和亲情，我愿表达发自内心的真诚感谢。
杨燕迪
2013年11月于沪上书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