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的一个夜晚，天上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窗外到处是欢笑、音乐和五彩缤纷的花灯。吃罢晚饭，我捧着当天的晚报坐在炉火旁取暖，忽然一行小字攫住目光：“一家三口因煤气中毒死亡……”
“煤气中毒”！不知怎地，方才愉悦的心境瞬间被破坏了。心里仿佛像堵上了一堆不易融化的冰块压得我透不过气来。苦涩的追忆，脑际里霍然闪现出一个人，一个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人……
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胡同叫大雅宝，那里有一座古庙。大庙已名存实亡，如今居住着百十户人家。在庙的西北角的一间房屋里住着一位老人，那儿的人很少有知道他名字的，大家习惯地喊他陈班头。
陈班头六旬左右，瘦高的身子佝偻着，听老辈份人讲，陈班头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是位班长，所以人们习惯叫他陈班头。他一生无儿无女，有个老伴还在前几年过世了。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他就每天清早拖着笤帚扫大街。冬天里，每当人们晚饭后围坐在炉火旁聊天侃山时，陈班头拿着自制的铁皮喇叭，操着一口湖南腔高喊着：“小心煤毒，注意灯火”……围着贤孝牌、赵家楼这几条胡同喊上几圈，无论风雪严寒从未间断过。我那时年幼，不知道陈班头为什么天天都喊“小心煤毒，注意灯火”。祖父告诉我说，解放以前就有这是一种职业，叫“更夫”，就是每天晚上打更的人。打更是以前一种巡夜的职业，主要是提醒人们现在是什么时间。“更”，就是几更，几点了意思。有时更夫也负责提醒人们防火、防盗。打更的历史已经很长远了，它起源原始时期的巫术，过去是起驱鬼的作用，只有受人尊敬的巫师才有资格来打更。陈班头是有品德的人，现在已经没有更夫这个职业了，可陈班头却天天晚上打更，保佑大家平安呀。
从此以后，我天天都在等着陈班头喊声渐渐地远了，听不见了，才肯睡觉，不知怎地，我对陈班头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我水远也忘不了1968年冬天里发生的事情……
那是个下午，天气寒得出奇。我们被召集到革命委员会门前，一群气昂昂的红卫兵，把陈班头拖上临时搭起的批判台。他弯着本已佝偻的身子，脖子上悬着块木牌，上面写着：“我是保皇派”几个黑字。批判会上，红卫兵们轮番用铁头武装带抽打陈班头。晕过去了用冷水泼醒，醒来再打。陈班头脸上的血和身上的水混在一起，顺着衣袖裤角流到台上，冻成一滩血冰。我和同学们吓坏了，躲在大人的身后，更小的孩子便大哭起来。这情景虽已过去了二十几年，但至今忆起，仍令我不寒而栗。
然而，使我所料未及的是，第二天晚上，街上又传来了“小心煤毒，注意灯火”的喊声。我跑出院子，陈班头正“吱、吱、吱”地踩着发怨的白雪，一瘸一拐地由南朝北走去。那喊声在凄冷的雪夜里飘荡着，虽然声调不高，又很沙哑，但这喊声却传得很远很远，以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烙下深深的记忆。
记不得与陈班头有过什么交往，印象里只同他说过几句话。
一天滑冰回来，在街里恰巧遇见陈班头。我不无好奇地间他：“你于嘛总喊小心煤气中毒呀？”
陈班头抽动着五官说，“冬天家家生炉子，不小心就会中煤气，年年有被熏死的。我这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为人民服务。”说着，他一拐一拐地走了。我知道这条残腿是“文革”留给他的“纪念”。
那是1973年的事。一天清晨，陈班头正在扫大街，忽听有人大声呼救。原来一个流氓钻进了女厕所，他冲上前同逃跑的流氓打在一处。这一次他又是头破血流。事后街坊四邻都夸陈班头，居委会的干部送来了奖状，陈班头不知所措地只是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从此，“为人民服务”竟成了人们与陈班头的见面礼。
1978年底，我插队返京。那天也是坐在炉子旁聊天，“唉，陈班头一死再也没有人提醒大家要小心煤气中毒啦。”
“陈班头死啦？”我惊诧地望着祖母。祖母叹着气，向我讲述着陈班头人生的最后一幕——
“春节前陈班头就病了，大伙儿忙着办年货，谁也没顾得上瞧瞧他。大年初三那天，邻居们相互拜年，我们来到陈班头的小屋，他已经躺在床上不行了。大伙儿喊他、叫他，陈班头已经没有气力说话了，他望着大伙儿，嘴里还在含糊不清地说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报纸糊啦！”祖母的喊声，打断我的思绪。我放下报纸，步出房门。
夜，静静的，街上绝少行人。我在雪地上踱着步，任凭飞飘的雪花扑打在我身上脸上。触景生情，我又忆起了陈班头，忆起了他沙哑的喊声和发生在这二十年间许许多多令人深思不忘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