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北魏孝文帝改革：一个少数民族的自强之路 (1)

鲜卑曾是我国北方一个落后的民族，长期在“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状态下生活，即使在建立政权后也与先进的汉文化相距甚远，一直被视为野蛮的民族。但是，到了永安年间，南朝梁国使臣陈庆之从洛阳回建康后感慨道：“我们这儿的人们都说从长江往北就都是夷狄了，我这次去了趟洛阳，才知道衣冠士族都在中原，那里物产富盛，人物殷阜，是个礼仪之邦。”以衣冠自诩的江南士族抛开了过去对鲜卑的偏见，变得“钦重北人”。

是什么让这样一个落后的民族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因为鲜卑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改革——魏孝文帝改革。

落后的征服者

北魏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权，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鲜卑族拓跋氏于公元386年建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影响较大的政权。拓跋鲜卑是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游牧民族，其祖先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从事游牧射猎。

拓跋部在道武帝时进入中原，宣布实行分土定居、给耕牛、计口授田的农业经济政策，但其过程在太武帝统一北方以前进行得较为曲折，缓慢。当时，北魏北部边境地区氏族经济成分还占很大比重，不少相继归附北魏的部族，仍保持着血缘群体组织，过着游牧生活，在农业和畜牧业中，仍大量役使奴隶劳动。但至太武帝末年，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社会经济渐渐恢复，奴隶来源枯竭而日趋消亡，封建农业比重越来越大，并逐渐居于支配地位，改变了北魏初期农牧并存的现象，这时拓跋部的封建化步伐才比过去更快。不过，北魏社会经济封建化的过程并未完成，先进的经济激流正冲刷着落后的经济沙碛，直到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国家仍然是几种经济制度的糅合体。但封建的经济制度已占主导地位，它不可能和落后的经济制度平等相处，它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体现为北魏前期复杂而紧张的阶级矛盾。由于北魏统治者是落后的拓跋部上层集团，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压迫和剥削其他各族人民，因而又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和民族这两大矛盾交织成北魏统治的复杂形势。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鲜卑拓跋族为了巩固和发展在汉族地区的统治，不得不吸纳汉族士人参政，进行一些汉化改革。这些改革使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但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习俗、生活方式颇为悬殊，胡汉之间彼此都存有戒心。汉族官员虽被重用，但皆“顾问”而已，军政大权仍为鲜卑贵族所把持。汉族地主官僚当然不满，再则他们轻视胡俗，骄言傲行，因此常与鲜卑族发生矛盾。鲜卑族基于后进民族的野蛮性和疑惧心理，他们对汉族人士的任用是以不损害鲜卑拓跋贵族的利益为前提的，稍有违背，就废而戮之。

如太武帝的主要汉族谋士崔浩，尽管为北魏政权出谋划策，功勋卓著，但因修撰国史时，实书了拓跋氏祖先的事，便引起了拓跋贵族的不满，被太武帝下令一次诛杀了崔浩及参与修史的128人，连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未幸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用汉族士人提议的一些汉化改革，范围、程度极其有限，并没有把汉化改革当成一项国家的基本政策加以全面推行。因此，鲜卑拓跋族野蛮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仍持续不断。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虽然大规模的军事时代基本结束，北魏政权进入了政治为主的文治时期，但国内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突现出来，北魏政权处在动荡不安的飘摇之中。

北魏拓跋部，这个处于落后状态的征服者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成功背后的传奇女人

著名的孝文帝改革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太和改制”，实际上，在这场汉化改革中，他的祖母冯太后才是真正起着贯彻始终作用的人。正是由她确立了北魏汉化改革的国策，主持了其中最重要的汉化改革并培养了持续改革的接班人孝文帝。冯太后以她不平凡的经历和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和魄力使她成为中国的历史上一位传奇女性。

冯太后本身是一位汉人，她的祖父是北燕的末代国君，父亲降魏后为刺史，其叔伯父均为北魏高官。北燕亡后，小时候的冯太后曾有过一段逃难的生活，对民间的疾苦有所了解，她10岁时被初即位的文成帝选为贵妃，14岁立为皇后。这样的环境熏陶，使她不仅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质，而且练就了非凡的政治胆识和才干并立志使北魏富强起来。文成帝死后，12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太原王乙浑专权，大杀异己，图谋不轨，冯太后密定大策，处死乙浑，临朝称制。她引用汉族官吏高允、高闾、贾秀等共参朝政，汉族士人在朝廷中占了优势。立郡学，严选举，整顿爵位制度，有意识地进行汉化改革，使北魏政权转危为安。临朝称制一年八个月，由于献文帝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出生了，她就罢令不听政事，将大权还给了献文帝，自己专心带孩子。

但是献文帝却与冯太后的做法相反，他竭力遏制汉族士人，一亲政就立即封四位皇叔为王，又封鲜卑族的军事统帅慕容白曜为济南王，使鲜、汉势力趋于平衡。接着，又罗列罪名诛杀了冯太后宠信的汉族大臣李奕、李敷兄弟，连李敷的从弟、妹夫也都被杀。为了对抗冯太后的干预，他又要让位给年长的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遭群臣和冯太后的反对，被迫传位给太子拓跋宏后，又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操纵朝政，想用父子联合掌权来防范冯太后。延兴五年(475年)十月，公然“大阅于(平城)北郊”，对冯太后制造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冯太后在延兴六年六月毒死献文帝，自己再度临朝称制。

值得注意的是，冯太后这次临朝称制后，很快就改年号为“太和”。年号在封建时代一般都寄托着最高统治者的志向。“太”者，大也；“和”者，和谐、协调之意。这里包含着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意思。改元“太和”，就标志着汉化改革国策的确立。“太和”年号从冯太后临朝称制延续到孝文帝亲政，先后达23年之久。在这23年的时间里，所有重大的改革措施，都是在这一思想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

冯太后临朝称制后，立即改组中央，强化自己的统治势力。她剪除异己，重用了一批汉族的才能之士，任王睿为尚书令，李冲为内秘书令，使汉族士人在朝廷中再度占了上风。同时，兴建都城，昌明礼乐。整顿基本就绪，冯太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制度上改革鲜卑旧俗。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她废止北魏建立以来导致官吏贪赃枉法，侵剥百姓的班赏陋习，颁行俸禄制。明确规定实行俸禄后，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刑。立法执法，敢于从王公大臣头上动真格的。俸禄制的颁行，澄清了吏治，缓和了阶级矛盾，为其他改革奠定了基础。

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冯太后采纳给事中李世安的建议，颁布均田制。规定：十五岁以上男子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不准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还田于官，桑田可以作为世业。奴婢授田与农民相同。他们可得壮牛一头，授田三十亩，均田制是综合北魏早期的“计口授田”和汉族历史上的“井田制”、“占田制”等，针对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上存在着大量无主荒地和无地流民制定出来的。它用均田的办法协调了国家与豪强、地主与农民、内迁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土地问题上的诸多矛盾，使无地农民获得一份土地，有利于开垦荒地，恢复发展生产，同时也照顾了拥有许多奴婢、耕牛的大地主利益。这对我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一种补充。它适合上升时期的封建社会，从北魏到盛唐沿用了将近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