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那时，黄如论辍学在家，尚不满15岁，恰好处在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
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个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恰好是由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开始。在这期间，无论男女都有着很强的好奇心，同时还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体力。用作家的话说，是人生的躁动阶段，也是所谓人性开始全面展示——且极力反对遮掩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数以亿万计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以及大中学校的师生全都变成了尚不满15岁的黄如论，似乎都处在了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其狂热的表现，就是这种生命原动力勃发初期最好的注脚。
我记得周总理在红卫兵第一次座谈会上说过这样的话：思潮是无法抗拒的（大意）。事实证明，无论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还是学富五车的教授和学者，一夜之间全都卷进“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多年之后，我曾经读过一位誉满全国的大学者写的文章，他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不知为什么稀里糊涂地参加了学校里的一派，还闹了相当长的一段派性。对此，有人戏称这位大学者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我看来则是思潮是无法抗拒使然。如此推论，处在生命原动力勃发初期的黄如论先生，则更是无法抗拒“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一定会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黄如论出身贫农，是所谓的“红五类”（一为工人、二为贫下中农、三为革命军人、四为革命干部、五为革命烈士）。再者，他的伯父是红军，按照当时的说法，侄儿也就成了红色子弟。用当时的话说，黄如论是红得发紫的双料“红五类”。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双料“红五类”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核心，自然也是红卫兵中冲锋陷阵的大小头目。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尚不满15岁的黄如论一定是连江县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如果说性格即命运是真理的话，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黄如论先生敢为人先的性格推测而知，随着“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那时的黄如论一定会变成连江地区一派红卫兵组织的小头目。
在举国上下陷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年代中，不干几件错事、不说几句违心话的人是没有的。因此，我作为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向来主张这是我们民族的灾难，不要过分追究这派或那派的责任，更不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惩罚个人。就这个意义上讲，我最鄙视那些在今天撰文有意吹墟自己是“文革”中的圣人，刻意把自己塑造成全民都浊他独清的先知先觉。他似乎忘了自己当年也曾声撕力竭地高喊万岁、打倒所谓走资派的口号，一点也不脸红地说自己最反对紧跟旗手闹革命，等等。我说上述这番话的目的只有一个，没有必要去探究我们的传主黄如论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和表现。
家贫出孝子，国难造英雄。就说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为了寻求民族复兴之路，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就说被称之为民族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造就了一批活跃在当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治国之才。黄如论先生能走到今天，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从反正两个方面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并从中感悟出为人处世、造就事业的大道理来。
关键，还是善于向社会、向人生学习。
诚如前文所述，少年黄如论最渴望的是学习。当他臂戴红卫兵袖章，高声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冲进“文化大革命”洪流中去的时候，具有“文化大革命”特色的文化向他扑面袭来。概括地说，那就是手捧红宝书，无论是召开批斗大会，还是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都要朗朗背诵毛主席的语录；走上街头，除去看见大人小孩在跳所谓的“忠字舞”以外，还有多如牛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表演的节目全国都一样，不是样板戏就是那几十首有名的“文革”歌曲。事后追论，在政治上，这些具有“文化大革命”特色的所谓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艺术上，却有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暂且不论八个样板戏的成败得失，就说这几十首有名的“文革”歌曲吧，也是相当深入在“文革”中成长的那一代人心中的。就这个意义上讲，我相信这些充满“文革”特色的文化对黄如论先生的成长，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说到此处，有两件事情令我震撼：
其一，我记得前几年出国访问，参加一个多为“文革”后出国谋生的朋友的集会，他们十分动情地放声唱起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最后，他们竟然唱得热泪盈眶，有点泣不成声了。当时，我曾发出这样的自问：“他们为什么要唱这些歌曲呢？难道忘了‘文化大革命’对他们造成的创伤了吗？”我至今也没有找到答案。
其二，今年夏天，我随黄如论先生登临南岳衡山之巅，参拜火神祝融氏庙。当我们虔诚地敬献香火之后，黄如论先生望着无边无际的滚滚林海，听着时远时近的声声林涛，他突然舞兴大发，拉来一位同行的不懂“文革”文化的女士，先摆了一个拿起笔做刀枪的舞姿，继之又做了一个挥手指方向的英雄状，还兴味盎然地让同行的摄影师拍照留念。我当时被他这种忽发奇想、与参拜火神庙那种肃穆气氛极不协调的行为怔住了，禁不住地自问：“黄如论先生为什么要在火神庙前跳‘文革舞’呢？难道仅仅是率性而为的性格使然吗？”现在想来，很可能是黄如论先生用佛理禅语洗心之后，面对庙前那些极其虔诚的芸芸众生，蓦然之间得到了一种人生感悟，遂又与潜存在头脑中的“文革”文化发生了某种碰撞，使他身不由己地在庙前做出这些惊人之举。
随着“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黄如论先生也在“文革”炼狱之火中渐渐长大。他手中的红宝书变成了四卷合订本《毛泽东选集》？’他从朗朗背诵毛主席语录，变成了潜心拜读雄文四卷。通过长年交谈，我深感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军事著作对他影响是很大的。当我认真读完黄如论先生的煌煌大作《为人处世与企业管理》后，第一感触是：通篇充满辩证法。我终于明白了，黄如论先生的文化积淀带有很强的时代特质，是他在“干中学”中弄懂了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并成功地运用在商海之中。同时，还化作了团结同志、制胜对手的精神法宝。对此，我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详述，略。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那么所有有意或无意、清醒或盲目地参加这场造神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对毛泽东陷入了近似宗教式的崇拜，一时间，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号召下，于不知不觉中把这场造神运动推向巅峰。我们借用比较宗教学的一般规律，严肃地审视不同宗教的兴起阶段，将会发现一般的信徒们最感兴趣的不是教宗和教义，而是最想知道自己信奉的通天教主的生平和业绩。其中，尤其是那些鲜为人知的秘闻则更是信徒们所乐知的。就这个意义上进行分析。
“文革”中广为流传有关毛泽东的各种传说、传记也是符合规律的事了。可以想见，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不仅对毛泽东无限崇敬，而且还开始认真地研读有关毛泽东革命业绩的书稿。就是日后到了国外，他依然对毛泽东的一生很感兴趣。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常常是以毛主席的历史功过为中心。另外，只要翻一翻黄如论先生在今天的讲谈录，我们就会发现他经常拿毛泽东来自比。例如，他最爱说毛主席当过小学教师，我黄如论也当过小学教师，等等，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还有一种文化现象令人深思，那就是随着全民大唱语录歌时代的渐渐逝去，代之而起的是各种版本、不同艺术风格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又悄然兴起，而且很快就唱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从此，全国又掀起了一场普及毛泽东诗词的文化运动。我记得那时，全国的大人小孩都会背几首或几句毛泽东诗词。据我的推测，黄如论先生也就是在这时才爱上毛泽东诗词的。我为什么不说黄如论先生喜欢上毛泽东诗词，而是说他爱上毛泽东诗词呢？请看我的道理和根据：
平时，我们二人交谈，像毛泽东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著名诗句，他能运用自如，脱口而出；就是他在金源集团作工作报告的时候，也经常仿毛诗吟它一首，借以抒发自己胸怀大志，或鼓励同仁奋起共进。去年，他在昆明世纪金源大饭店开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结束的时候，就即兴赋了如下这首《卜算子》：
“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世纪城风骚独好。茫茫人生路，苦尽甜来又一春。汗马功勋谁不想，旨在机遇帷幄中。四轮战役今何在，独有英雄下夕烟。千秋伟业靠谁闯，缔造广厦千万间。”
我不想评议黄如论先生即兴之作《卜算子》的艺术品位，只想说明他的为文气质、为业气魄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由此可知，黄如论先生的确是爱上了毛泽东的诗词。
黄如论先生在处于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一并由少年完成向青年过渡的阶段，全身心地投身到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在这期间，他不仅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战斗洗礼，而且还接受了具有“文革”特色的文化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等于免费上了一所具有“文革”特色的社会大学。在这所社会大学中，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那富有生命力的军事辩证法，对他日后的成功，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我曾经戏称：黄如论先生获得的第一个学位，就是“文革”中的社会大学颁发的学士证书。
对此，黄如论先生也直言不讳地对我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文化大革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学到很多文化，因为我跟随的造反派组织成员都是厅处级干部、老红军、老革命，我在他们的身边，学到了他们的为人处世，也学到了怎么写文章。应该说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都有很好的教育，一种是儒家的教育，一种是革命传统教育，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在我的头脑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