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7年，有个男婴在四川眉山一个书香人家呱呱落地了。他，就是后来的杰出诗人、着名散文家苏轼。少年时代的苏轼天资聪慧，不仅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而且兴趣盎然地酷爱作文，因而受到人们的赞许。在众人的赞许声中，苏轼产生了骄傲情绪，随手书写一联，贴在门上：
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苏轼悠然自得地吟诵着这副对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告诉世人：“天下的字，终于被我识遍；天下的藏书，终于被我读尽。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地潜心于作文了。”几天后，不料有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拿着一本书，专程登门向苏轼“请教”，恭请苏轼认一认书中的字。苏轼欣欣然而有喜色地准备作答。可他接过书本一看，不禁脸上冒汗，心里发慌，书上的字竟然一个也不认识。气盛的苏轼主动向老者赔不是，承认自己才疏学浅；老者将着银须，含笑而去。苏轼一面目送老者远远离去，一面深深感到：在无涯的学海中，竟有那么多的字不认识，那么多的书未曾读过，何谈下笔作文。于是当机立断，在那副对联上增添了几个字。此时，境界为之一新的对联终于展现在门上：
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苏轼改完对联之后，立即步入书房，一面发愤读书，一面潜心作文。到了22岁(公元1057)这一年春天，他终于金榜题名，考取了进士。
苏轼的那副门联在立志的同时还体现了一个“博”字。博，博览群书之谓也。只有博览群书，才能博古通今，写好文章。古人云“书到用时方恨少”，就是作文时苦于读书太少而发自肺腑的无限感慨。唐代皇甫提(shi)说过：“书不千轴，不可以语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变。”(谕血)意思是说，不读千卷书，就谈不上融会贯通；不读百代文，作文时也谈不上灵活变通。汉代桓谭在他的《新论·道赋》中说得更加明确：“读千赋则善赋。”意思是说，读了许许多多的赋(古代的一种文体)，就能得心应手地写赋了。桓谭的话，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多读书是写好文章的基础。毛主席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壮丽的诗篇，这是与他博览群书，尤其是与他爱好阅读中国古典诗词分不开的。毛主席在求学期间，不仅广泛阅读了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着名诗歌《离骚》，而且连汉代的乐府诗，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的诗、词、曲、赋，乃至近代名家的诗作，也都进行了广泛阅读。毛主席一生中到底阅读了多少诗词？据中南海毛主席故居工作人员张贻玖所作的研究和统计表明：在毛主席的藏书中，他亲自圈画批注过的有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篇赋，总计为1590首。正因为毛主席读了这么多的诗词，所以写起诗词来，不但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而且每首诗词都步入了崭新的境界，因而他的诗词都让人爱不释手。这是“读千赋则善赋”的最好说明，更是读书贵在博览的真实写照。
读书贵在刻苦。俗话说得好，不经一番冰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有副对联写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俗话也好，对联也罢，均强调了一个“苦”字。苦，就是要有毅力。当然，条件允许，在舒适一点的环境中读书，有着不为舒适环境所陶醉的毅力，也能够从书海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提高写作水平。然而，如果遇到艰苦的环境，依然能够始终不渝地扬起毅力的风帆，达到成功的彼岸，那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且不说晋人车撒囊萤夜读，汉代匡衡凿壁借光，也不说战国纵横家苏秦引锥刺股，汉代孙敬以绳系头而悬梁苦读，单说司马光的警枕，冯玉祥将军的木箱也就够感人至深的了。宋朝有个名叫司马光的人，惟恐睡觉时间多了而影响读书，便自制了一副木板床，外加一个特别的圆木枕头。这个枕头硬邦邦的，只要一翻身，圆木枕头就会滚掉，他的头就会碰到木板上，这样就被惊醒了，司马光把这个圆木枕头取名为“警枕”。警枕，让司马光吃了不少苦头，却约束了他的贪睡，因而赢得了宝贵的读书时间，终于猎取了渊博的学识，撰成了《资治通鉴》，为后人留下一部重要的历史巨着。少年时代的冯玉祥，仅在私塾里读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便中途辍学跟随父亲来到兵营，吃恫度日。在兵营中，一有空暇，他总是手不释卷。夜间苦读时，为了不影响他人睡眠，他就找了个大木箱，箱内放一盏油灯，再将木箱开个口，把头伸进去，就着灯光看书学习，经常彻夜不眠。几十年戎马生涯，儿十年刻苦攻读，使得冯玉祥将军的学识和写作水平获得了双丰收，他着述的《读春秋左传札记》等书见解新颖，很有学术价值。周总理评价说，冯将军好学不倦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读书贵在加深理解。如果说博览群书是写好文章的基础，刻苦攻读是写好文章的前提，那么加深理解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毛主席阅读诗词时的圈圈点点，勾勾画画，则注重了对前人诗词的加深理解与消化吸收，所以写出的诗词，让人百读不厌。苏轼由于在读书中做到了加深理解，所以写诗、填词、作赋以及撰写散文，均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1059年，他从老家眉山乘船，出三峡，沿汉水北上沐京(今河南开封)。在大好河山面前，苏轼诗兴大发，一连写了四十多首光彩照人的诗篇，让人拍案叫绝；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他站在湖北黄冈赤壁之前，面对浩浩大江，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因该词感情充沛，热烈奔放，获得了“豪放派”的美称；也就在1082年，继《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作问世之后，他又写成了前后两篇《赤壁赋》，一词两赋，同一主题，既有相互辉映之美，又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他的散文，不仅清新流畅，而且文字动人，一跃成为“唐宋八大家”的重要一员。
读书贵在活用。如果说博览群书是写好文章的基础，刻苦攻读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加深理解是写好文章的关键，那么活用则是写好文章的根本。郭沫若说过：“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郭沫若在《开拓新诗歌的路》一文中谈到读书时，还说过：“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里的“活”字，主要是指把书本里的知识(文章的谋篇布局、表现手法、语言特色等)融会贯通并用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不难设想，如果有谁读了书，不去写、不敢写、不会写文章，那么就与活用无缘了，读书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晋朝的傅迪嗜书如命，“好广博读”，荣获“书麓”之称，然而此人既不能说，也不会写，满肚子学问，一点儿也没有派上用场。与傅迪相反，《儒林外史》的作者昊敬梓，从小养成了把书读活的习惯。他在潜心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及认真翻阅诸子百家的同时，尤其喜欢阅读“稗官野史”(小说之类的书籍)，而且真正做到了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并通过写作验证读书的效果，长年累月，从不间断，这就把书读活了。正因为吴敬梓读书做到了活用，所以他的写作造诣很高，诗词歌赋；提笔即成。不仅字通句顺，而且颇有文采，就连一些作诗填词的里手也十分钦佩他的才华。
读书贵在适当作些笔记。徐特立谈到他的读书经验时说：“不动笔墨不看书。”意思是说，读书时，要做到边读、边记、边思考。英国的培根说过：“读书使人头脑充实，讨论使人明辨是非，作笔记则使知识精确。”徐特立和培根均提到了作笔记的重要。古人云：“厚积言有物，勤写笔生花。”作笔记，实际上是从书本中积累写作材料。不少名家都有一面读书、一面作笔记的良好习惯。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仅从1850年8月至1853年6月，就摘录了70位学者的着作，写了20本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笔记。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他摘录的书多达一千五百余本，写的笔记至少一百多本。作笔记的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心得式。
所谓“心得”，就是读了文章之后，把学到了什么知识，受到了什么教育，对文章有何种评价等，有所侧重地写出来。写心得，实际上是对知识的积累和练笔。既有利于丰富写作知识，也有利于提高写作能力。比如，明代杨慎作了一首《楚江曲》：“巫山花已红，楚江波新绿。两两洗纱人，照影斗妆束。笑问竹枝词，何如采莲曲。”有个中学十选了仗首佳作之后，写出了如下评价：
诗人避开人们题咏的山水，独辟蹊径，着意于咏人，为我们勾勒了人在图画中的优美意境：在花红、水绿的美景中，流连忘返的洗纱人，两两一起，照着水影，尽情地妆束自己，看谁妆束的本领技高一筹。他(她)们一面妆束打扮，一面唱着优美动听的“竹枝词”，并且惬意地探讨“竹枝词”的韵味可曾超过情意缠绵的“采莲曲”。
这哪里是在崇山峻岭之中，仿佛身置于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小诗运用烘云托月之法，借巫山、楚江的优美景色，衬托了一对对涂纱人乐而忘忧的心境。其情、其景、其境，让人百读不厌。
在这则读书心得笔记中，小作者对前人的一首小诗从构思和烘托手法两个方面进行了评价，评得有理有据，恰如其分，文笔也比较流畅。由此观之，读过一首小诗或其他体裁的文章之后，坚持写出心得式的读书笔记，写作水平就会逐步得到提高。
二、提要式。
所谓“提要”，就是把文章的主要内容用简要的文字概略地记载下来。这种提要式的读书笔记，既有利于全面了解和掌握原文的主要内容，又有利于提高作文的逻辑概括能力和语言综合能力。有个学生读了莫泊桑的《项链》之后，写了如下一则提要式的读书笔记：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小职员的妻子玛蒂尔德终日幻想过着“高雅和奢华的生活”。她为了出席部长家的晚会而向女友借了一挂项链。然而，却在晚会上出尽风头和过度的陶醉中将项链丢失。为了赔偿失物，玛蒂尔德不得不在节衣缩食中，历尽了十年艰辛。小说通过这个妇女的悲剧，嘲讽了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这则提要式的读书笔记，以精炼简洁的语言概括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和小说的主旨，符合了提要式读书笔记的要求。
三、纲目式。
经过分析和综合，把全书或全文的内容要点分条概括出来，就成了纲目。比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可以整理成这样的纲目：
(一)各方皆美邹忌，邹忌找出问题：
①妻私我；②妾畏我；③客有求于我。
(二)邹忌入朝设喻，指出齐王受到蒙蔽：
①宫妇私王；②朝臣畏王；③国人有求于王。
(三)齐王纳谏除蔽，广开言路，修明政治：
①下令奖赏提意见者；②效果立竿见影——国人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皆朝于齐。
这种纲目式的读书笔记，简明扼要，概括性强，有助于理清情节线索和划分段落层次。经常作纲目式笔记，对作文前养成列提纲的习惯以及提高构思能力等，都有帮助。
四、摘录式。
把书中或文章中最精彩、最精辟的词汇语句或者最新鲜、最典型的观点材料摘抄下来，以便提高写作能力。摘抄内容可分为几个大部。如景物部、场面部、人物部。“景物部”又可分为天文类、地理类、植物类、动物类、建筑类、用具类、其他类等；“场面部”又可分为家庭类、学校类、社会类、竞赛类、劳动类、战争类、其他类等；“人物部”又可分为肖像类、情态类、动作类、心理类、语言类等。有条件的，还可以分得更细些。有了这些阅读方面的积累，再加上勤练，写起文章，就会做到言之有物，妙笔生花了。
写好文章的途径干条万条，读书则是重要的途径之一。清代金缨指出：“鱼离水则鳞枯，心离书则神索。”英国哥尔施密说得更好：
“初读好书，似遇新友；重读此书，似会旧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似遇新友”，贵在“读好书”；假若读了坏书，非但无益于作文，更无益于健康成长。所以瑞士的希尔泰严肃地指出：“坏书是带有知识性的毒药，它会毒杀精神。”
书籍是储积智慧的不灭的明灯，是积累知识的源泉，更是帮助你提高作文水平的良师益友。据说，有人曾向着名老作家巴金请教作文的方法，巴金开门见山地说：“我的方法，只不过少年时候读了几部书，尤其是把《古文观止》背得烂熟，后来写文章就顺手了。”据前人的经验，能熟背50篇古文，就算有了一点语言文字基础。一部《古文观止》编选了前人精萃文章220篇，已超过“基础”的三倍多，巴金却把它们背得烂熟，所以他写出的文章让人爱不释手。由此观之，多读好书，积累学问，的确是写好作文的重要方法之一。关于这一点，即使是中央领导，也是深有体会的。1994年年底，江泽民总书记到南开大学看望师生。在该校图书馆阅览厅，同中文系学生亲切地攀谈起来。江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强调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熟读，重要的地方还应背下来。”江总书记不仅要求同学们这样做，而且率先垂范，接着兴致勃勃地背起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总书记这种身教胜于言教的精神，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请您多读好书吧，因为只有“读书破万卷”，才能真正做到“下笔如有神”。如果用元代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劳于读书，逸于作文”。意思是，只有在读书时做到勤苦用功，写起文章来才能如释重负，轻松自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