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语言学的史册上，孔颖达是一个熠熠闪光的名字。他和颜师古都是训诂方面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两人又同时代，同为一殿之臣，也可以算是一件人文盛事。
孔颖达是冀州衡水人，出身于小官吏家庭。“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他对《左传》、《尚书》、《周易》、《诗经》、《礼记》等都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使他成为一个学养十分深厚的儒者。孔颖达还善于写文章，对算历也很精通。同郡的学者刘焯名重海内，孔颖达前去拜访，刘焯开始没把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接待上难免不热情。孔颖达向他请教一些疑难问题，大大出乎刘焯的意外，刘焯立即“改容敬之。”后来，孔颖达谢绝了刘焯的挽留，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
隋代在科举方面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用明经、秀才两种科目考试选士，隋炀帝时又增添了进士科。孔颖达在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任河内郡博士。隋炀帝有一次征召各郡的儒官，让他们集中到东都洛阳，让国子监的学者们和他们互相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孔颖达脱颖而出，才冠全场。当时数他年龄最小，那些老资格的前辈学者辩不过他，深以为耻，暗地里收买刺客想杀了他，多亏了礼部尚书杨玄感把他接到家中住，才使他幸免于难。
真没想到孔夫子的门徒们还有这么一手。我们现代人常感叹“人心不古”，据此事来看，古人之心更加“不古”，我们还是别学他们。
孔颖达后来补太学助教。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地于武牢”。中原大地是争夺天下的主战场，武牢又是兵家必争的天险，真难为孔先生找了这么个多难的地方来避难。实际上这是史官讳笔，孔颖达当时正为王世充服务呢。
幸好吉人自有天相，战火没有烧着他。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孔颖达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又转任给事中。
唐太宗即位后，立即实行偃武修文，要用文治守成帝业，达到太平盛世。他尊重儒经：“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尊儒重经也是唐太宗为政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经常在听朝之余，和才学之士一起谈论典籍，议说今古。一方面是从儒经中学习治理天下的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目的只有一个：力保大唐王朝长治久安。在众多的才学之士中，孔颖达是很受器重的一位，唐太宗常和他一起学习讨论“圣贤书”。太宗曾经问他：“《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孔颖达回答说：“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测，孔颖达修礼作乐度不可知。《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唐太宗对孔颖达的这番话深以为然，大加赞赏。
贞观六年，孔颖达任国子司业。一年多以后升任太子右庶子，同时还兼着国子司业一职。他曾和其他儒士学者一起讨论历法，也参加了隋史的编修工作，成绩显著，被加封为散骑常侍。
唐太宗偃武修文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修订礼乐。封建礼仪历来被统治者所看重，好像有礼仪者才是正宗的统治者，没有礼仪的则是假冒伪劣产品。西汉末年王莽之乱后，各路诸侯遍起，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的打错旗帜，有的穿乱衣装，只有刘秀的队伍过来仪仗严整，礼节不乱，父老都说：“不意今日复睹汉官威仪！”所以，功成而作乐，治定而制礼，是统治者惯使的老套路。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令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旨在显示汉族的正宗统治已经恢复，南北朝少数民族统治时代已经完结。之后，隋炀帝在江都加以修订，编为《江都集礼》，是南北礼学的集成。隋末一乱，礼乐又湮没了，唐朝初立，沿袭隋礼。贞观二年，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太宗让他召集礼官学士修改旧礼，魏徵也参与其事。贞观七年修成《贞观新礼》的初稿。随后唐太宗又令房玄龄、魏徵、王和颜师古、孔颖达、令狐德、李百药等学者再次修订。孔颖达在其中释疑、补缺，起了很好的作用。贞观十一年，《贞观新礼》修成，共计138篇。唐太宗诏令颁布天下，并作了一番自我宣传：“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并随违而矫正。”唐太宗对《贞观新礼》很满意，曾得意地问群臣：“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代法否？”以犯颜直谏著称的魏徵这一次也赞颂连声：“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看来《贞观新礼》是成功的。
孔颖达参与修礼成功后进爵为子，并获得了物质奖励。在辅导太子方面也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收到了回报却没收到效果。太子李承乾让孔颖达写《孝经义疏》，孔颖达因文见意，大加发挥，对太子多有规谏，获得了学者的好评。唐太宗知道孔颖达和于志宁多次匡谏太子，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贞观十二年，孔颖达又任国子祭酒，同时还兼着给太子讲书的差事。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亲临国子监观释奠，并让孔颖达讲《孝经》。当时国子监学舍数千间，学生达3000多人，四方学者云集，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也派来了学生，听课者多达8000多人。唐太宗这次听课十分排场，给孔颖达之下的学者和学生们都有赏赐。孔颖达感于盛况，写了一篇《释奠颂》，唐太宗手诏褒奖。
孔颖达能教好各种各样的学生，但就是教不好李承乾。承乾不遵法度，孔颖达就犯颜直谏，也不给他留面子。太子的乳母对他说：“太子成长，何宜屡致面折？”孔颖达回答说：“蒙国厚恩，死无所恨。”更加努力地劝谏。很可惜的是，李承乾不能纳其善言，以致于自取失败。
孔颖达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是训诂五经。唐太宗尊儒重经，自然也重视对儒经的研究。首先是考订经文，这项工作是由颜师古完成的，后来经过房玄龄和众多学生的集体审议，被太宗批准为《五经定本》，颁布全国。后来，又因为“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不利于学习，唐太宗令孔颖达、颜师古，司马才章等人定《五经》义训，书名《五经正义》，颁布全国，一扫东汉以来经学的混乱局面。唐太宗对他们的成绩是肯定的，下诏道：“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渝，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并赐物三百段以示嘉奖。
《五经正义》颁行后，便成了唐代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应考者必须按照《五经正义》的解释答题，不能自立主张。但是，《五经正义》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是官修之书，杂出众人之手，不一致的地方较多。往往是曲徇注文，彼此互异，疏文也不切实。当时的太学博士马嘉运等学者对《五经正义》提出批评，唐太宗于贞观十六年诏令再加以详定。次年，孔颖达年老退休，《五经正义》的修订工作在贞观年间未能完成。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儒臣继续修订，至永徽四年修成，仍以孔颖达署名，正式颁行天下，成为钦定的全国性的统一教材。唐宋两代明经科举考试，试题与经义都以此为标准。
《旧唐书》载：“（贞观）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辞飚起。’”这表明，唐太宗在贞观十七年让人画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以后，后来还陆续将一些大臣的图象画在凌烟阁上。这对孔颖达来说也是无尚的荣光。
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病逝，陪葬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