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清楚所有工作的最终目标或价值，确定所有的方式都能达到最后正确的目标。例如在战争时期，爱国不仅仅表现在上战场，挖掘山洞、钉铁丝、削马铃薯皮、擦洗地板，或是做一些很卑微的粗重工作，也是爱国的表现。大家都可以意识到，做这些小事可以帮助自己的国家打胜仗。在和平年代，更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从小事做起，从基本做起。
我们不应该期待有伟大的领导者出现，或者可以顾全每个方面或承担每一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全部的知识，或是同时在所有的地方进行社会变革的工作。一位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所有优秀的专家和理论学者集合起来，协调彼此的差异，共同组成一个表现优良的集体。
社会变革必须分工，也就是说，这项工作需要不同专长的人共同执行，每一个人都与他人同等重要。每一种性格、每一种技能、每一种才华、每一种天赋都是有用的，也是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因此化学家必须尊重社会学家，因为两者都是必要的。司机、清洁人员、店员、接线生和打字员等，每一个人都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在其工作岗位上，都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没有领导者与追随者之分。在理想的社会变革情况下，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并尽力达成共同的目标。每一个人都是将军，每一种技能都是必要的。因此，社会中的每一个员工都必须愿意做任何一件事，并且为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
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健康的自私。理论上，每一种性格、每一种人都是有用而且必要的，因为他有自己的专长，可以做别人无法做的事，因此，他独特的贡献就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他必须认清自己，知道本身有什么样的才能以及天赋，找到自己特殊的定位——在此领域中他的表现优于其他人。这种健康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同时具有利他与自私的性格。换另一个方式说，自私是我们进行社会变革时，最具利他性的行为（如果我们小心谨慎地定义这两个字的意义的话）。
如果有人问最具利他性的事情，为社会做贡献的最好方法，那么最佳答案就是找到你自己的最佳位置，然后马上行动。我们可以做得最好的事是自我实现、自我充实、享受生产、乐在工作，这是存在心理学或综效中，超越自私与利他对立关系的最好例证。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我们做得最好的事，能让我们产生最大的乐趣和满足，对社会贡献最大，让我们感觉自己是高尚的事。
如果我们了解上述所言，就明白所有人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同一个团体里，拥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不仅欣赏自己所能做出的成功，更应该对他人的贡献充满感激之情，我们必须更能欣赏其他人与我们特长的不同。如果健壮型体质的人数不够，属于瘦弱体质的人就必须执行健壮体质的人该做的事，但是瘦弱型的人无法做得很好，而且这些人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如果社会上有健壮体质的人，弱者会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做好瘦弱者所不喜欢的工作。
同样的，如果男性与女性能够了解彼此相互需要，就能真心爱对方，并心甘情愿地与对方合作。男人应该由衷感激世上存在着女人这种动物，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女人也应该感激世上存在着男人。同样，律师也应该感激这世界上有医师的存在，医师也应该感谢世界上有机械师的存在。如果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甚至也会感激这世上有低能儿的存在（而且对他们付出感情），感激有愿意收垃圾的人、做清洁工作的人，愿意做单纯体力工作的人，以及愿意做我们不喜欢的工作的人。在这种同事情谊的背景之下，敌对以及竞争的观念必须重新定义。
也许有人会意识到，有一个团体拥有比较强烈的同事情谊，那就是科学家。他们的法律、规则以及做事的方法，可以成为其他人的范例。科学的分工非常精密，而且具备深刻的同事情谊。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情况可能并非我们所想的那么完美。敌对、竞争和相互排斥的心态仍存在，尊敬与轻视的差别待遇仍存在。有些物理学家认为生物学不是科学，不值得尊敬；有些社会学家认为工程师只是一些把弄玩具的小男孩，做不出什么大事——在了解以上的信心论述之前，必须根除类似的消极心态。人们必须了解综效的意义，以及超越对立的重要。
每一个人必须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每一份工作都有志愿者。每一个人必须找出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放入社会之中，并有自己的定位，包括特有的才华、能力、技巧、价值和责任等。当然他可以寻求指导员、人力资源工作者和临床心理医师的协助，了解自己，了解社会的经济需求。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在个人本身，除非情况特殊。
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约束、认真工作、完全发挥个人才华与能力的必要。这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好多年轻人在成长和自我实现等方面存在着偏见。愈来愈多过于依赖、过于放纵、只会夸夸其谈、性格被动的人，将自我实现解释为“等待灵感的降临”，他们等着事情发生，等着某个高峰体验出现，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应该做的事。任何可以自行实现的事对这些自我放纵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欢喜的。
从原则的角度而言，这显然是终极的真理，但它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事实。培养一个人的能力是很艰难的事，也可能令人厌烦（虽然有些人能够理解，这是通过对员工使命的全心投入，迈向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过程）。年轻人的态度可能来自于父母亲，他们的父母或长辈不喜欢干涉他人的行为，让他们自由发展，自行下定决心找到自己。在这种情形之下，某些心志坚定、才华横溢、拥有理想的人，比起那些个性被动、意志模糊而冲动的人，会有较佳的表现。
我们应该坚决抵制这种只会坐着等待事情发生，在等待中无所事事，不好好训练、练习、培养自己才能的哲学。我们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证明纪律的好处、放纵的坏处、挫折的好处、努力的好处、挑战的好处，等等。我们有严谨的理论和实验证明，自我实现的人都是努力工作的人，他们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并认同这份工作和事业。当然，这代表着父母亲教育和行为获得改进。这种教育方式与亲子教育方式有所抵触，父母以小孩为中心，满足他的所有愿望，害怕拒绝小孩会伤害他。
社会变革与传统的永久性、固定性和最终性改革不同，它是实验性的，而且存在任何修正的可能。因为知识会不断地积累，而且我们所知道的远比我们所应知道的要少得多；过早的确定和过分的自信不仅不恰当，也不符合科学精神。所有的科学原则，尤其是刚起步的科学，都适用于社会变革原则。
约翰·杜威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不同于过去那些激昂暴烈、酷爱战争的革命者。我们必须具备渗透性的、深层的科学态度，将每项建议视为一项假设或实验，必须经过再三的测试与确认，假定这些建议有可能是错的；即使执行成效良好，我们也必须有心理准备，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新的或是难以预料的问题。
也许可用我们社会的富足作为例子，这是人类几世纪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它不仅带来人性高度发展的可能，更为人类带来立即的幸福。富足的社会具备各项美德、优势，但也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问题、不好的结果和可怕的陷阱。我们应该以更明确的方式说明科学的实验态度。例如，如果依据足够的证据，我们相信改进算术教学方法是达到社会变革的必要因素，对于这种想法人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就是，相信有一个人拥有天赋的灵感，对整件事非常的确定、很果断，他自认为这是可行的，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或反对意见的人嗤之以鼻。
另一种反应是，我们假设有可能有效，但是也有可能无效，因此必须进一步来确认。我们可以事先设计一项实验测验它的可能性，在现有的环境下设计出最完善和精准的实验，以了解各种可能的结果。不过，令人迷惑的是，有许多实验无法同时进行。如果有两到三种改善的可能，而且程度相同，为何不同时测试？在过去相信最终真理的思考模式中，这种实验方式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份信心论述隐含的一个目的是重新定义何谓“确定性”。不同的字典有不同的解释。追求数学或旧有宗教定义下100％确定的想法，必须永远地放弃。但问题是，一旦我们放弃这种超自然的确定，是否就必须放弃所有关于确定的概念，进入一个相对的世界观？
实际上，这是没有必要的。科学家虽然非常有自信，但是他仍然警觉可能发生的错误。当我们有足够的实验证明后，某项陈述就具备了“科学性确定”，但这不是“永久或完全数学性确定”。两者是有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
当然，所有科学理论、哲学和方法的改变，都必须运用杜威实验法则加以测试。例如关于参与观察者的问题必须加以深层探究，将科学等同于实验室实验的想法也必须加以屏除。至于观察者的观察行为会影响观察结果的问题，也必须做更深入的研究。
社会生活中其他的领域同样也适应这种观念。我们应该放弃一些不客观的科学以及没有价值、不真实的观念。同时需要比现在更多的事实以及观念。在渐进式社会改革时期，我们必须具备科学家的耐心，因为事实证明，科学家在下任何结论以前，总是会等待所有的资料都准确无误了才公布最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