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翻一本杂志，看到国内一家颇负盛名的学术机构和香港合作对2005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测。据他们的预测，2005年下半年GDP增长将以7月份为拐点，呈现下滑态势。全年平均增速8.6%，消费物价指数持续下降，第三、第四季度为负数。
2005年已经过去了，结果与预测相差甚大，全年的增长率为9.9%，经调整后又为10.2%。整个经济在持续上升，根本没有拐点和下滑的迹象。消费物价指数并不高，但并没有出现负的情况。两家权威的学术机构、一批学富五车的海归学者，为什么对半年内的经济走势做出了如此错误的预测呢？
据报道，这个预测依据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由于它据称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得到了国内相当一批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所谓“科学的基础”就是用经济计量模型“依靠机器算出来的冷冰冰的数据”。如此科学的工具居然得不出科学的结论，我们不得不问，这种工具到底有多少科学的成分？
经济学家经常用数学工具来研究经济问题。其中运用最广的就是编制经济计量模型来预测未来经济走势，或者检验经济政策的效果。应该说，这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首创经济计量模型的两位经济学家弗瑞希和丁伯根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获奖的经济学家至少一半以上与经济计量模型相关。国外经济学家运用经济计量模型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根据这类模型所进行的预测正确的比例也相当大。把经济计量模型作为“科学基础”也并不为过。但为什么这种“科学基础”运用到中国，预测并不长远的经济走势，就不“科学”了呢？
运用经济计量模型要能得到大体上正确的结论，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这个模型所反映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是正确的；二是代入这个模型中的数据要是大体正确的。如果这两个前提不存在，模型的“科学性”就会变成“不科学”。预测2005年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的模型变得“不科学”，正在于缺少了这两个条件。
经济计量模型是用数学公式来表述所涉及的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差别相当大。现在的各种经济计量模型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国情编制的，并没有普遍的适用性。例如，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利率变动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投资的利率弹性大。但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尤其在政府做出重要投资决策、私人投资并不重要的情况下，利率的变动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就不密切了，或者说，投资的利率弹性小。如果把表示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的利率与投资关系的模型运用到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其科学性就不存在了。经济预测的不正确首先是所运用的模型不正确。中国的市场化时间短，经济学研究总体水平也不高，还没有能正确反映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要借用国外的模型就很难符合中国国情，也谈不上是“科学的基础”。
模型不正确，所用的数据再正确也难以得出正确的预测。何况我们的统计数据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预测中关于消费物价的走势，除了模型本身的问题之外，所用的数据可能有问题。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由于所选的商品以及各种商品的权重数，往往低估了实际通货膨胀，与人们的感觉不一致。人们感到物价上升较快的房价、教育、医疗、劳务等项目，或者没有包括在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商品中，或者权重数太低，或者所计算的价格与消费者的支出不同（医生红包与教育乱收费不可能计入）。统计局也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在逐步进行调整。不对这些消费物价进行调整，就作为预测未来物价走势的依据，科学的模型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经济预测对政府、企业和个人做出决策都十分重要。好在政府并没有依据这种貌似科学、实际错误的预测。根据这种预测应该采用松的政策，如降息或增加货币投放，等等。如果这样，经济岂不更热？政府对宏观经济走势有清醒的认识，继续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现在看来是正确的。
运用“科学的模型”预测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告诉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照搬到中国。西方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经济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我们应该吸取、借鉴这种经济理论中对我们适用的内容，如加强产权保护、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等等。但绝不能把它们现成的模型拿过来就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出发点不应该是这些引进的现成理论与模型，而是中国的现实。不从实际出发，任何貌似科学的东西都会变为不科学的或者荒谬的东西。
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会迷恋模型。其实模型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在现实中，比模型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认识和感悟。有时直觉比模型更重要。记住这一点，经济学家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