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武大复员东迁，我偕几位同学乘车到重庆，下水船票太紧，又乘车经遵义到贵阳，再转车到长沙，由长沙搭运煤的火车抵达武昌。思家心切，归心似箭，赶紧搭轮渡过江，由汉口乘车回到久别的荆门家乡，重见亲人，喜极而泣。因武大开学在即，在家短住数日，便返回武汉。
我虽已是武大学生，上珞珈山还是头一次。武大校园之美，令我惊喜。翠绿的山景，碧绿的湖水，幢幢风格各异的绿色琉璃瓦建筑，掩映在绿树丛中，满眼皆绿，景色绝美。
我与高中同学周昌言住地字斋75号寝室，两张小床，一张条桌，电灯照明，自来水管，比之鄂西、乐山，条件好多了。宿舍上头是图书馆，我常去看书借书；登上屋顶，浏览校园全景。清晨迎着朝霞，跑到湖边晨练晨读，傍晚时分，草地林荫，山间湖滨，三三两两，散步谈心，紧张学习之余，尽享校园的宁静。
武大经济系享誉盛名，师资阵容强大。经济学界有南陶北马之说的陶因，就是前任系主任；继任系主任张培刚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其哈佛大学《谈农业工业化》博士论文，在许多国家出版。当年武大经济系，既有早年留英归国的老一辈权威教授，又有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少壮派”学界精英。教务长相端六讲授《货币与银行》和《工商组织和管理》，倡导和推行现代化财务管理制度；法学院院长刘秉麟讲授《财政学》，很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财政学》一书；张培刚讲授《经济思想史》；刘滌源讲授凯因斯经济学说，为凯恩斯主义研究专家；戴铭巽讲授《会计学》；周新民讲授《统计学》；韦润珊讲授《经济地理》；谭崇台、李崇淮两位教授，也是经济学研究成果颇丰的资深学者。经济系这些教授，都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和研究专长，有独特创新见解，教学经验丰富。他们编的讲义，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观点鲜明，语言生动。这些知名教授，又都具高尚师德，宽厚待人，平易近人，谦虚朴实，虚怀若谷，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堪称人品典范，学界楷模。
当年武大，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场场爆满。我听过周鲠生校长讲外交，对外交风云人物、国际形势剖析透彻。朱光潜教务长讲“谈学习”，指出求学之道，不仅要钻得进去，还要跳得出来。文学院院长刘永济讲“孔子之所以为圣”，引经据典，精辟阐述孔子学说的精髓。还听过外文系缪朗山教授讲“唯物辩证法”，政治系李东蒪教授讲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数学系李国平教授讲“文学与数字”，化学系邬保良教授讲“原子与原子弹”，外文系吴宓教授讲《红楼梦》……这些学术讲座，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我对文学颇感兴趣，选修过苏雪林教授的文学课。苏师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留学法国里昂艺术学院，回国后受聘武大，执教于文坛，教学于杏坛，著述颇丰，在文学界颇有声望。我写过一首《谈人生》，大意是：人生苦短，岁月似流水，名利若烟云，要珍惜时光，珍爱生命，闪亮发热，烛光人生。她把这篇作文拿到课堂上念过，给我很大鼓励。苏师年轻时离过婚，一直独居。她写的一首小诗：“只是下错了一着，全盘都完了；本想卷土重来，夕阳照进了屋角，”至今我还记得。
武大考试极为严格，学校规定，三分之一学分的课不及格或两门必修课加一门选修课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大多自觉，考试带“夹带”、打“PASS”者极少。偶有发现，不仅受处罚，还招同学鄙视。考场鸦雀无声，秩序井然。我班一年级入学新生70多人，是当时武大新生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到四年级时，全班只剩54人，因成绩差留级的不少。我在班上学业成绩不算冒尖，中等偏上，喜看课外读物，文科成绩较优。
当年在武大，我算个活跃分子，学运积极分子，当过湖北同乡会主席，当过班长，当过民间夜校老师，当过合唱队队员。尤其关注国事，常与要好同学，或散步，或坐茶馆，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聊得最多的话题，是学运情况、战争局势以及将来的命运前途。学潮之中，我总是冲在前头。发动罢课时，班上多由我串联，动员签名；上街游行示威时，我多走在队伍前头，担任宣传，街头演讲，慷慨激昂。1947年武大“六一”惨案，我身临其境。当天凌晨三点，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只见斋舍洞口架着机枪，斋舍铁门被军警把守，门前马路上停着囚车。特务手持电筒和黑名单，踢门入室搜查，将被捕同学双手反绑，推上囚车。同学们冲出铁门，围着囚车，准备营救。突然枪声大作，囚车疾驰而去，王志德、陈如丰、黄鸣岗三位同学被击倒在血泊之中，师生员工痛哭失声。翌日，全校罢课，抬棺游行抗议。体育馆设灵堂，前来吊唁的学生、市民，络绎不绝，参加追悼会的有两千多人。三位烈士遗像两侧挽联：凶手查凶手，凶手自唱自和，无耻！同学哭同学，同学流血流泪，伤心！经武大全力营救，社会大力声援，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捕师生。《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响彻珞珈校园。
1948年7月，武汉连降暴雨，江河水位猛涨，郊区一片泽国，大片农田被淹，大批灾民急需救助。国民党当局忙于内战，置灾情于不顾。武汉地下市委指示武大党总支，组织学生上街募捐救灾。我以武大湖北同乡会名义，去湖北省参议会、汉口市参议会、汉口商会，会见议长、会长，介绍郊区严重灾情，要求他们发动社会和商户，紧急救助灾民，并组织部分湖北籍同学，分成若干组，上街募捐。当我们把捐款捐物送到灾区时，灾民们十分感动。募捐救灾的过程，也是宣传群众的过程，扩大了武大学运的社会影响。
1949年元月14日，武汉大学七位同学被捕，学生自治会在武昌蛇山奥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由孙宗汾、王家才和我主持，到了许多报社记者，还有社会知名人士。我们介绍了七位同学被捕的情况，散发了《告全国同胞书》，揭露当局迫害无辜学生的暴行，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声援。其时，会场外站满军警特务，并有全副武装军人闯进会场，气氛十分紧张。我们当即宣布散会，跑到阅马场，乘校车返校。记者招待会次日，《大刚报》刊发“武大招待各界报告学员失踪经过”消息，发表了著名民主人士张难先先生致武汉行辕主任白崇禧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函电。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七位被捕学生获释。
武大社团很多，墙报林立，以我姓名谐音，借用物理学名词，办过“向心力”墙报，中心内容是评议国事，抨击时弊，心向民主，心向光明，齐心协力，复兴中华。当时这个独家墙报，引起一些人关注。虽是一家之言，也反映了大众心声。
1948年7月，经赵道显介绍，我参加地下学联工作组。1949年2月，地下学联成员转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与此同时，经李燕景介绍，与中原局城工科苏东林接上关系，在城工科领导下，从事校内和校外学运活动。在校内，主要是发动师生，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斗争；在校外，联系中华大学、湖北医专等校，利用社会关系，串联进步学生，争取中间群众，扩大学运影响。武汉解放前夕，城工科指派我和孙富勤负责，组织纠察队和文工团上街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致武汉人民书》，宣传形势，稳定人心；并到第一纱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深入车间和工人宿舍，动员工人护产护厂。想当年，年轻气盛，热情似火，不畏艰险，奋不顾身，既参加地下隐蔽斗争，又投入公开学运活动；白色恐怖之中，存在着极大危险。事后得知，我已被列上“黑名单”。幸武汉解放得快，未遭迫害之祸。在紧张斗争之中，完成毕业论文，结束大学生活，离开珞珈校园，踏上新的征程。
武汉岁月
工作年代职业生活
武汉，我居住最久之地。在这片热土上，洒过大量心血，出过大量汗水，留下了我人生奋斗的斑斑足迹，留下了甜美而苦涩的回忆。心爱的江城，我的第二故乡。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5月20日，按中原局城工科安排，持武汉军管会组织科分配通知函，坐划子过江，到汉口一元路武汉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报到，正式参加了机关工作。
政策研究室主任先是文祥，后是李彬，工作人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老区来的干部，二是南下工作团和本地知识青年干部，三是留用人员，共三十余人。室下设组，我先后任过纺织组、工业组、资料组组长。解放之初，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社情调查任务十分紧迫繁重。政策研究室就是搞调查、摸情况、当参谋、献计策。留少数人处理日常工作，多数人分头下去，穿街走巷，足迹遍及全市各个角落。那时机关没有公车，没有自行车，公交车只有六渡桥到硚口一条线路，几辆木炭旧车；机关电话极少，下去调查，全靠步行。通过走访座谈，边问边记，回来整理分析，草拟汇报材料。调查的重点，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水电、粮食、纺织、交通、金融、市场行情及劳资关系。到同业公会调查，不准抽资方烟，不准吃资方饭，更不准收资方礼，作为纪律，严格遵守。我除负责本组工作外，还承担全室综合材料的任务。在武汉直属中央管辖期间，按月向政务院报一份书面汇报，紧急情况及时上报。当时社情复杂，情况多变，且是上报中央的材料，内容要准确，文字要简练，时间急，任务重，对我这个初出校门的青年干部来说，是不轻的担子，不小的压力。
政策研究室撤销后，到市政府（后一度改为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秘书厅（后改名办公厅）工作，先后担任资料编审科、文书档案科、群众来信来访科、秘书科科长，市长办公室秘书兼市政府党组秘书。我从事综合性文秘工作，当年市长的许多讲稿，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人民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工作报告，大多出自我之手笔，或由我组织有关秘书共同草拟。市政府发布的政务新闻，也多由我撰稿，发给报社电台，有时还代为起草短评、社论。
机关文秘工作，不是个人创作，任由自己发挥。既要根据政策精神，领会领导意图，又要符合客观实际，顾及各方意见。一份机关文稿，特别是政府工作报告草稿，要精心选材，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未定稿前，冥思苦想，寝食难安。拿笔杆，“爬格子”，不知熬过多少夜，呕过多少心，劳过多少神，神经严重衰弱，失眠之症，长期困扰。我曾写过打油诗：“晚间彻夜难眠，白日哈欠连天，若问有甚处方，丢下笔墨纸砚。”“前生作了恶，今生把笔握，走也走不了，跑也跑不脱。”既是发点牢骚，也是艰苦文字工作之切身感受。
1954年夏，武汉大水，全市动员，紧急防汛。市政府机关人员，随时待命。调令一来，迅速集合，跑步上堤，码石头，垒草包，巡堤防，查隐患，天热下雨，大汗淋漓，全身透湿。当时我曾戏言：“上堤防汛，确实很累，不过比在机关写稿还是好受一些。”大概让我“不好受”，防汛后期，把我从堤上调市防汛指挥部，参与编辑防汛文集手册，防汛之中还是拿起了笔杆。
三年困难期间，我被派到杨汊湖农场，当了一年场长。农场拥有一批种菜和饲养能手，百多亩菜地，几十头猪，几头奶牛，几头骡马，鸡鸭成群。农场产品主要供应机关，部分供应市场。除固定农工外，还组织机关干部轮流下场劳动锻炼。我与农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夜间给农工上政治课、文化课，经常到农工家里聊天，帮助解决些实际困难。为了发展牲猪，曾带饲养员去安陆参加养猪知识培训班。“养猪无巧，栏干食饱人要好。”所谓“人要好”，就是要有好饲养员，熟悉猪性，掌握配料喂料、配种接生、防治猪病等技能，还要不怕脏，不怕累，吃苦耐劳，手脚勤快。养猪如此，干其他事亦然。
汉口张公堤外，地势低洼，浅滩湿地，虰螺密集，血吸虫重疫区。1959年冬，派我到汉口谌家矶参加灭螺“会战”。三个灭螺大队，主要是机关干部和学校教职员，规定地区，下达任务，限期完成。我任三大队大队长，队员多是教职员，劳动很自觉，还有些体育老师，年纪轻，体力壮，土挖得快，挑得多，跑得快，堤夯得结实，灭螺任务提前完成。最终评比三大队获第一名，为“送瘟神”出了份力，全队皆大欢喜。
我在政府机关长期从事秘书工作，体会到当秘书尤其当领导机关秘书，标准高，要求严，要具备一定思想文化素质和政策水平，要有严谨的学风，朴实的作风。秘书工作面广，里里外外，四面八方；要综合情况，联系各方，参与政务，处理事务；脑子要灵，手脚要勤，待人要热情，服务要周到。秘书接近领导，接触机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要守口如瓶。秘书工作是服务性、助手性的工作，要善于领会领导意图，注意全局工作动态，加强工作预见性和计划性，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当秘书还要作风正派，严格自律，切不可凭借领导权势谋取个人私利。
当年，武汉市政府的机关作风，称得上勤政清廉。机关一个大食堂，人人排队用餐。车队几辆小车，除市长、秘书长因公乘用外，其他干部都是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一个破旧木板礼堂，用了多年，后来建了个礼堂，为仿古屋顶，还作过检讨。开会时，清茶一杯，只有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才上饭店吃个便餐。农场杀了猪，全机关人员平均分，猪肝腰花怎么分，还开会研究。来市府开会，散会各自回去，下去做调查，在单位食堂就餐。冬天路面积雪，大批干部下去扫雪，周末卫生日，从领导到干事，下街扫除。办公厅房子紧缺，几次造计划，准备盖点房子，都因为“增产节约”运动而作罢。那时，秘书们常随市长下去，轻车简从，深入民间，了解情况。机关陈设简陋，市长办公室也只是一两张桌子、椅子、几个旧沙发。我追忆那些年，那么多市府领导干部，尚无一人因经济问题败毁声誉，可谓廉洁奉公，两袖清风。
我在武汉市政府工作十多年，搞综合性秘书工作，先后服务过的市长、秘书长有十多位。这些老干部的共同特点，作风深入，生活俭朴，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不搞特殊化，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好作风。他们又各有个性，各具特征，时隔多年，记忆犹新。
武汉解放后第一任市长吴德峯，大革命时期当过武汉公安局局长，长期做党的秘密工作。他腰杆笔直，方脸大耳，嗓音洪亮，两眼炯炯有神，神采威严，而性情平和，行事周密，遇事亲躬，洞察入微。解放初期，千头万绪，他工作极端繁重，常常忙到深夜。对部下既要求严格，又关怀备至，百忙之中，还挤时间到机关科室，同干部谈心话家常，言传身教，颇受教益，对党外人士尤其注重关心和尊重。“三反”之中，因纪凯夫事件遭贬，他忍辱负重，勇担责任，令人同情敬佩。
副市长周季方，一口四川腔，他作大报告，不坐讲席，不念稿子，也不讲仪表，有时捲起裤腿，在台上边走边讲，风趣幽默，尖锐深刻，全场活跃。那时，他常叫我电话通知下面局长来开会，开门见山，简单明了，布置任务，提出要求，限期回报，讲短话，开短会，雷厉风行，颇有点战斗作风。
副市长魏廷槐，老红军，在延安时当过中央机关总务科长。在武汉曾长期管农业，经常下乡入户，查看田间地头、农场、林场、畜牧场、养殖场，了解农村实情，关心农民疾苦；也经常有乡干部和农民进城上他家拜访汇报，他都热情款待，笑脸迎送，亲密无间，真是农民的贴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