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军政府设军令、参谋两部，军政多由参谋部主持。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务，革命党人因感无力承担，提出愿意让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汤化龙原是立宪派首领，在立宪运动破产后对清政府感到绝望。他在11日推举湖北军政府都督的会议上表示赞成革命，“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过了几天，他便公布了一个冒称同盟会东京本部草拟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由都督兼总司令，改民政部为政事部，下设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交通等七局，总揽政务。政事部由汤化龙任部长，下面七个局的正副局长几乎都是同他一样的旧派人物。这个条例不久即被革命党人否定，各局一律改为部，只给汤化龙留下一个编制部长的闲职，其他各部都由革命党人负责，汤化龙也因此弃职而去。但是首义的湖北军政府，由新军高级军官、立宪派首领出面主持，却具有一种“示范”的作用，为后来响应革命的许多省份所效法。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巡抚余诚格逃遁，起义军推举焦、陈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后，不仅巩固了湖北的后方，而且派遣军队支援了武汉抗击清军的战斗。同一天，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陕西军政府在西安建立，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河攻入山西，从侧面威胁南下的清军，并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区的联系。
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拥标统马毓宝宣布独立，成立九江军政分府。九江独立，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1日，同盟会员蔡公时联合南昌各界在谘议局开会，准备拥清朝巡抚冯汝骙宣布独立，冯拒绝接受。蔡公时发动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组成山西军政府，由新军协统阎锡山任都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联合新军协统蔡锷以及管带唐继尧等发动起义，组成云南军政府，蔡锷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的同盟会员张承槱等发动工人、防营和会党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了上海，同盟会员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军政府都督。
上海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的独立。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联合新军和防营占领了杭州，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苏州，江苏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立即抢先一步，要求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5月，江苏军政府成立，程德全摇身一变，由巡抚成为都督。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学生起义，占领贵阳，成立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员联合团练发动起义，占领寿州，连克颍上、亳州等地。8日，立宪派劝说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推朱为都督。后来，起义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朱家宝感到形势不稳，逃离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任安徽军政府都督。
11月6日，广西谘议局议决与清政府脱离关系，推巡抚沈秉堃为都督。不久，前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攫取了都督职位。
11月9日，福州同盟会员许崇智率军起义，推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福建军政府都督。同日，广东宣布独立，两广总督张鸣歧逃入租界，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从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1月9日，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清朝的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至11月下旬，四川重庆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川东南50多州县响应。在四川资州，一部分新军起义，杀死了前来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河南信阳附近京汉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军，拆毁铁路，袭击军用列车，有力地支援了武汉革命军。甚至在清王朝统治中心地区直隶，革命党人也策动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和驻保定的新军第六镇举事。
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发展，有些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农村中也掀起反封建斗争的风暴。江苏常熟、江阴、无锡三县交界地区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农民们烧毁恶霸地主的房屋，竖立起“革命大部督”的旗帜。上海附近各县农民，也普遍掀起了抗租斗争。湖南衡阳、醴陵等十几个州县农民起义，围攻县署，杀逐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陕西自咸阳到凤翔、陇州的数百里地区内，到处发生戮官劫狱等暴动。四川农民在各州县猛烈地展开反抗清军和地主武装的战斗。奉天辽阳、辽中、凤凰、庄河、复州等地和山东的民军都迅速发展，声势浩大，迫使东北三省和山东的清朝地方官吏不得不宣布半“独立”，借以应付岌岌可危的局面。几乎全国各省无不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群众起义或暴动。
与此同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响应武昌起义、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内蒙地区一部分蒙古族和汉族的同盟会员，曾经在学校、军队、会党和反清士绅中进行工作。武昌起义后，归化（今呼和浩特）、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包头、丰镇等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组成革命军，12月间一度攻克丰镇。次年初，又配合山西革命军占领包头，成立革命军政府。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有哥老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参加的武装起义。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到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伊犁。1912年1月，起义军占领伊犁，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宣布“五族共和”，并成立了临时政府。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动这次革命迅速走向高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分散在各地的同盟会员以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各地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后积极策动响应，促进了革命形势在全国蓬勃发展。但是，面临着如此广泛和迅猛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同盟会组织很不健全，缺乏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和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他们既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担心农民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因此希望尽快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缩短革命的历程，在这过程中，就难免使革命的果实落入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手中。
资产阶级立宪派迫于革命声势的压力，利用自己在各省谘议局中所取得的地位，策动清朝官员“反正”，宣布“和平光复”，一定程度上对清王朝的崩溃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的本质却是维持旧秩序，防止革命的深入开展，窃夺权位。湖南起义后，曾一度设立筹饷局，按房地产和田产的多寡摊派捐款，以保证革命的需要。湖南绅商和立宪派激烈反对，把这个革命措施说成是“暗无天日”“鸡犬不宁”。他们唆使旧军官在湖南起义后十天发动兵变，杀害都督焦达峰等人，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闿为都督。就这样，立宪派与旧官僚采用“和平”的乃至流血政变的手段，先后取得了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西、贵州等许多省军政府的权力。
另一些省区，如上海、广东、安徽、江西等地，表面上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但是，这些革命党人掌权以后，由于地位发生了变化，很快地向右转了，其中有些人已蜕化为新官僚政客。当时宣布起义的各省，无论是革命派掌权，还是立宪派、旧官僚掌权，几乎一律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府县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四川的几十万保路同志军被遣散，广东的十几万民军被裁撤，湖北军政府通告全省各州县官绅赶办团练，防止农民暴动，并派军队镇压会党武装。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刚刚取得局部的政权，就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他们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真正的胜利。
无论如何，革命的浪潮迅速地席卷了整个中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制度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的选择。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各省纷纷响应，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均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中，反动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了，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也终于走向了末路。
（四）阳夏保卫战
“阳”指汉阳，“夏”，即汉口，古称夏口。“阳夏保卫战”正是因此而得名。阳夏保卫战是武昌起义系列战事之一，而且是其中进行时间最长、牵涉地区最多，动员民众力量最大的一场战事。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即刻命令陆军大臣荫昌赶赴湖北，令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同时命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14日，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面对这一形势，湖北军政府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继而向北推进，阻止清军南下。从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1月27日汉阳失陷，革命党人共战斗了41天，史称“阳夏保卫战”或“阳夏战争”。
武昌起义之初，战事主要集中在武昌城。武昌光复后，战火又烧过了长江，迅速蔓延到汉口、汉阳。革命军和清政府武装就在这两大城镇市区及市郊的多处地点展开了长达41天的战斗。
1.刘家庙之战
刘家庙之战是阳夏保卫战的先声，也是革命军取得的第一次大捷。
刘家庙本来是一个地名，今汉口黄埔路到丹水池一大片地区，据说清代这一带曾经有过一座庙，名刘家庙，后来庙毁，留下这个地名。刘家庙车站，即今天的江岸车站，位于汉口以北10公里处，是当年京汉铁路进入汉口城区的第一个车站。这里是清政府南下援军的必经之路，也是革命军保卫汉口的前哨阵地，这正是阳夏保卫战从刘家庙开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