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六年（941年），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接受吐浑首领白承福等部归顺后，要求讨伐契丹。石敬瑭因安重荣握有重兵，而且自己做儿皇帝在心理上难免有压力，对于是否与契丹绝交有些犹豫不决。桑维翰随即写了一封长篇奏章，殚精竭虑地论述了不能与契丹相争的“七不可”。逻辑推理严密，打着“忧国情切”的旗号，颇具迷惑力，还提出“大计”“善谋”来为放弃斗争作遁词。难怪石敬瑭看后说：“我以前对北边的事情感觉非常愤懑和不快，现在看到所承奏章，顿时清醒，我的心意已决，你可以不必担忧。”由此也可见，桑维翰是石敬瑭的主要决策者。
晋出帝石重贵即位后，桑维翰被任为侍中，但是实权掌握在主张与契丹绝盟的大将景延广手中。桑维翰多次进言与契丹请和都被否定。天福九年（944年），契丹大举南侵，劫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后晋遭受不小的损失。桑维翰乘机让人在石重贵面前说：“牵制契丹安定天下，非起用桑维翰不可。”于是石重贵就把景延广调离朝廷出守洛阳。任命桑维翰为中书令，又加为枢密使，封为魏国公，事情不论大小，全委任与他。
桑维翰这一次掌权，据说是“数月之间，百度浸理”。可是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短时间以内就积聚起百万家财。他又恢复先前罢废的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枢密院学士等职务，安插亲信故交担任，引起朝野议论。李彦韬、冯玉等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分权的做法，由冯玉先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的实权。于是桑维翰乘石重贵生病之时向太后建议“为皇弟石重睿置师傅”。石重贵病愈后获悉此事大怒，就罢去他的相职，出任开封尹。此后他就称有“足疾”，很少去朝见。
纵观桑维翰的一生，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就是一例。其中所除一弊是减轻刑罚：“相州管内所获盗贼，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结果皇帝降旨同意，“自是‘劫贼’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这无疑对被诬为“劫贼”的民众是有好处的。再如开运年间，朝廷任命他的长子为屯田员外郎、次子为秘书郎，他对同僚说：“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引之，甚喧外议。”于是就“抗表固让不受”，要朝廷降格任命，在当时也获得好评。此外，他在契丹前锋骑军张彦泽部占领开封时，临难不苟，不逃不降，从容就死，厉声斥责张彦泽：“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由此可见，桑维翰尚有小善，他对契丹总的态度是求和而非求降，这与杜重威、张彦泽等率众投降后又为虎作伥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对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事难辞其咎，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所以王夫之评价他为“万世之罪人”是有道理的。
由于割让燕云十六州是石敬瑭的主要罪过之一，也是史家长期以来探讨的焦点，在这里需要对割让燕云十六州对契丹和后晋的影响做一个概说。
（三）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深远影响
石敬瑭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乞求契丹出兵，并最终当上儿皇帝，但是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到底给双方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契丹占据有利地势，后晋更加陷于被动。燕云十六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北宋史家曾经记载说，幽、燕诸州是划分蕃汉的天然界限，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前的趋势。燕云十六州的东部在今河北北部地区，处于广阔而平坦的华北平原的北端，囊括雄伟而险峻的燕山山脉；其西部在今山西北部地区，该地多山，地形复杂。由此观之，燕云十六州这一狭长地区形势异常险要，在古代战争武器不甚发达的情况下，确系一道军事天险，谁占据它，谁即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
后晋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致使后晋北部边界无险可守，而契丹却获得了北负山险、南窥平野这一战略优势。契丹铁骑可随时进入“赵魏之北，燕蓟之南”。这方圆千里之间，地势平坦，是著名的华北大平原。契丹南犯，所到之处往往抢掠财富、毁坏村庄、践踏农田，使后晋人民备受苦难。
契丹占有燕云十六州之后，后晋的河东方面，只有云州、朔州以南的雁门关还算有险可守，其他尽失；河北方面，燕山山脉向来是中原国家保卫农业区、抵御游牧民族骑兵进入中原的屏障，而如今却处于契丹内地，为其国土的一部分。地处燕山之麓的幽州，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是汉族文化的北方中心，“是中原文化输入北方的中转站，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其与东北、北方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相接壤，是南北交汇的咽喉地带。就军事方面而言，借助居庸关、山海关还有其他一些天然的河流山脉等，幽州是天然军事重镇。而幽州就这样成了契丹随时出兵南下，打探、研析军情，集合、休整部队和囤积、补给军需的军事据点。
其二，契丹实行南北面官制。契丹获得燕云十六州，不同于以前对周边民族的征服。因为生活在这里的汉族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历史悠久，是契丹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契丹为统治这样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就大胆抛弃本民族落后的统治方式，积极地采用汉族先进的统治方法。
具体地说，就是实行用原来的统治方式治理契丹，用汉族的制度来管理汉人聚居地区的统治政策，于契丹中央统治机构设置北面官制（官署设于皇帝牙帐之北）和南面官制（官署设于皇帝牙帐之南）两个系统。北面官以契丹固有之制统治契丹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南面官是辽朝治理汉人州县、租赋、军马等事物的中央机构，它仿照唐制度设立。在中央设立相关的三省、六部、台院等官职，在地方设有节度使、观察使、刺吏及县令等。南面官的官吏主要任用汉人，使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大量进入辽朝南面官的统治机构中，其次也有为数不多的契丹贵族。同时，北面官制也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北面官的职掌，向相应的南面官靠拢，如北枢密院主要掌管兵部事宜，南枢密院主要掌管吏部事务，北、南二王主掌户部事，夷离毕主掌刑部事务，其职能渐趋于汉化。
契丹自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速度日益加快，汉人与汉语的影响迅速扩大。至会同元年（938年），太宗接受后晋使者进献的十六州图籍，做出升幽州为南京、改革官制、宣布改元等决定，正是适应新形势的重大措施。可以这样讲：从此以后，中原王朝和契丹才真正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其三，契丹国力空前增强，后晋经济每况愈下。契丹占有燕云十六州后，夺得有大宗税收的州县和一些工商业颇为发达的城市。后晋每年又缴纳高额的岁币，以致契丹疆域迅速扩大，经济力量空前增强。数年之后，契丹士兵精强，相邻的国家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
因燕云十六州是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以契丹的奴隶制度是很难统治此地的，契丹统治者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不强行改变当地固有的制度，承认汉族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允许封建佃耕制的生产方式存在下去，继续照搬当地制度。在经济上实行按土地计亩收税，以保证燕云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契丹将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冶金、农业、纺织、造瓷等技术带至契丹，提高了自己的生产技术水平。其中，将燕云地区的农作物移植于契丹北部地区进行试种，培育出优良品种，扩大了耕种面积，致使契丹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使契丹经济形式由单一的牧业经济过渡到农牧结合的经济。
燕云十六州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相对于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契丹原境虽小，但约四十万户的十六州汉人却种植庄稼作为粮食，种植桑麻来纺织衣物，建筑宫室用以居住，修建城郭用以管理，拥有颇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文化水平，加上早已定居辽东、辽西的汉人和渤海人，是一支居于主导地位的强大生产力，他们带动着广大草原上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促进着边陲各民族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过渡。
后晋将燕云十六州拱手送与契丹，对后晋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晋丧失了面积达十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数百万，土质肥沃，灌溉方便的富饶之地。又向契丹岁输帛三十万匹，成为后晋政府沉重的长期性经济负担，后晋政府将其转嫁于劳动人民头上，大大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使人民生活越发贫困。人民生活无着落，只得铤而走险，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益发激烈，后晋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总而言之，后晋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政治方面，其影响极其深远。契丹为统治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燕云十六州，创造出在一国实行两种制度、两种机构以统治奴隶制生产关系和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分别占主导地位的两大经济类型区。契丹自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国势蒸蒸日上，威名日益远扬，东边有高丽来朝拜，西边西夏称臣，南部后晋为子，与赵宋约为兄弟之国，吴越、南唐通过航海运输贡品，不得不感叹它的兴盛。后晋自丧失燕云十六州后，北部边境无险可依，形成契丹可随时出兵于后晋的被动局面。后晋统治日趋腐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愈加尖锐，致使农民频频起义，契丹屡屡出师，最终，后晋为契丹所灭。宋朝的叶隆礼在他所著的《契丹国志》中对后晋灭亡做出了较为准确的分析：整个国家把燕云地区当做北方的大门，失去这些地区天下不得安定，后晋必然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