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陈桥兵变的形式和过程都和以往的无数次兵变一样，即军队指挥官暗示中级将领，中级将领鼓动士兵，士兵再呼吁军队指挥官当皇帝。但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兵变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却又是温和或者说懦弱的王朝。而这与宋太祖赵匡胤兵变成功后的一系列巩固统治的举措紧密相连。
（一）最初的举措——稳固内部营垒
从客观上来讲，如果抛开“家天下”的眼光来看，除了国号从周变成宋，皇帝从姓柴变成姓赵以外，赵匡胤确实是柴荣未竟理想与事业的最好继承人。他与小小年纪、不谙世事的周恭帝比起来，能力出众又手握军政大权，确实更适合掌管天下、把握政局，也只有他能够尽快结束战乱的局面，使中原重归一统，重现汉唐盛世。而他夺位除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之外，也确实符合了历史与时局的要求，是“天命所归”的结果。
赵匡胤很珍惜轻松到手的江山，他不打算让“天命所归”的好戏再度上演。如何不使北宋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解决“君枝臣干”，重新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摆在赵匡胤面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赵匡胤因“兵变”而登基，因此他十分害怕手下将士发动兵变而使自己丧权。
但是，在兵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他必须要巩固成果。因此，赵匡胤开始加封有拥戴之功的将领。石守信任归德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被任命为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任镇安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张光翰为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这些人都是未来解职的对象，加封是为稳定军心，并借助他们平定异己势力，这就是兵法所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
同时，赵匡胤还极力拉拢领兵巡边的高级将领韩令坤、慕容延钊。加封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韩令坤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二司的最高统帅。这一手相当厉害，两人若接受命令，名誉上高了一些，但二司实权已全被赵匡胤亲信所掌握，若不接受命令，势孤力单，易招杀身之祸。考虑再三，他们终于选择了“听命”的道路。
此时，赵匡胤的加封是有分寸的。一方面，对可能威胁王权的人，即使关系好，也不给实权，最典型的是原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正月的加封没有他的份，直到八月才给他下了一道命令，由忠武节度使改任武胜节度使，把他从离东京很近的许州迁到较为偏远的邓州（今河南邓县），只是赏给他二十万钱，作为当年张永德送赵匡胤彩礼的回报。按说张永德是提拔、重用赵匡胤的恩人，从道义上说似应重用，但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赵匡胤的将领都是张永德的下属，一旦有所动作，就会危及赵的皇位，出于政治的需要，赵匡胤就毫不犹豫地让他坐冷板凳，直到张永德去世，这种状况没有任何变化。《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说“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张永德若是地下有知，恐怕也会苦笑的。另一方面，贬斥侵害文臣的武将。赵匡胤亲信将领王彦升刺杀韩通有功，升为铁骑左厢都指挥使，但一天晚上，他突然闯进宰相王溥家里勒索钱财，王溥告发此事，赵匡胤立即将这位功臣贬为唐州团练使。
（二）异己的铲除与削兵权的谋划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较好地控制了政局，但在登基的第一年内还是发生了两次兵变：第一次是四月十四日，在潞州已镇守八年的后周开国功臣李筠起兵，首先反宋，攻占泽州，“居天下之肩脊，当河朔之咽喉”，又与北汉通好。赵匡胤亲征，六月十三日，攻克泽州。李筠投火而死。六月十九日，李筠之子李守节在潞州城向宋太祖投降。前后不过六十多天便把乱事平定。第二次是在九月二十六日，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李重进于扬州起兵。这一次其实是被逼反的。赵匡胤与李重进是宿敌，代周后便剥夺了他侍卫亲军司的元帅职位，又不准他入京朝勤，最后下令他移镇，要连根拔起。这一次也是用了六十多天，赵匡胤便亲手平定了乱事，李重进举家自焚，所谓党羽数百人和在解州的弟弟全家都被诛杀。
为了镇压这两次兵变，宋太祖在战争后期都御驾亲临战场，体现了新皇帝对这两次兵变的重视。这两个敌人不算强大，在两个月左右便被平定了。但是，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之后，他并没有安枕而卧，而为解决兵权隐患忧心忡忡，由此也进一步触动了他对削夺武将兵权的思考。
有一次，赵匡胤这样问赵普：“自唐朝末年以来数十年，皇帝总共变易了八个姓氏，战争不息，生民涂炭，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要使天下的争斗停止，为国家作一个长久的打算，这该如何去做呢？”赵普回答说：“陛下能说这样的话，是万民的福分啊。这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只是方镇太强大，皇上的实力弱而臣子的力量强大罢了。现在想要治理这种情况，只要削夺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兵，那么天下就安定了。”赵普用意显然在于中央应从“权”“钱”“兵”三个方面入手，把政权、财权、兵权从方镇手中夺回来，换言之，用“夺”“制”“收”的办法使方镇与人权、财权、精兵三者分离，核心措施在于剥夺方镇赖以为祸的经济基础，不过当时最重要的也是燃眉之急的是要解决兵权问题。可以看到，君臣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下一步就是实施了。
（三）长治久安目标下的“释兵权”
兵权问题就是针对统帅禁军的将领和地方节度使手中拥有的兵权。
第一，大幅度调整禁军的领导人员。
由于赵匡胤自己就是靠手握禁军大权而终成大事，其重要性已经显而易见。如果能把禁军的统帅权收在自己的手中，将是再保险不过。尤其是曾参与陈桥兵变的石守信、王审琦等已“各典禁卫”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不能不使赵匡胤为之担心。为此，宋太祖从自身经验出发，认识到有威望的禁军统帅容易成为政变的领袖，于是开始从整顿禁军统帅问题着手，限制和削夺武将的权力。
禁军的殿前司原来共有四帅，赵匡胤原来的职位由副帅慕容延钊接替，但他一直让这位拜把兄弟领兵在外，后借故自己曾任殿前都点检而罢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副帅则由曾为韩通副手的侍卫司大将高怀德升补，实际上是把他调离侍卫司。但赵匡胤还不放心，又把寡妹嫁给他。同时，皇弟赵匡义也挤上了殿前司的第四把交椅。这样，殿前司的最高统帅空缺，副帅是新上任的妹夫，四帅是弟弟，剩下的三帅刚从四帅升上来，自然还没有实力做天子。
侍卫马步军司共五帅，最高统帅李重进起兵失败后由韩令坤接替。跟慕容延钊一样，韩令坤一直带兵在外，最后也一起罢免外放。石守信在“陈桥兵变”时留守开封，功劳极大，后来又补上韩令坤的元帅遗缺，大抵最难令赵匡胤安心。但石守信升元帅后，被任命为节度使，其军职虽暂予保留，但事实上并不掌侍卫司的兵权。结果，禁军原来的人事和人脉已被赵匡胤大幅调整。
第二，为彻底消除军人的威胁，实施“杯酒释兵权”。
在兵变后初期，赵匡胤任命亲信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人为节度使，但在同时，免去高、王、张的兼职，石的军职暂予保留，但事实上与当年的李重进一样，不掌侍卫司的兵权，第二年连名义上的军职也免了，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