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型期湖北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秩序与生产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学为蓝本。在对西方的文艺理论的介绍与阐释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的认知模式和知识结构。以西方的文艺理论资源来阐释中国的文艺问题，使得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大致地说，我国大规模引进西方文论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二次是建国后对苏联文论的引进，第三次则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今天。而第三次（特别是转型期以来）克服了前两次的盲目与浮躁心理，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越来越理性，并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参与精神和力争同世界学术对话的主动姿态。近年来，学界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参见王飞：《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系统总结》，《文艺报》2009年5月19日第003版。）的问题，这是继“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之后的又一热点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一“重建中国文论”（参见曹顺庆、杨一铎：《立足异质融会古今——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综述》，《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的策略表示认同，并践行着。所谓“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就是在融会中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中西文学问题的互证互释。正如有的学者倡导的那样：“西方当代批评中国化，就是将西方当代批评置于中国的文化语境来加以检验，其与中国的文学经验有共同性者则肯定之，吸收之；与我们的经验相悖而明显片面、谬误者则质疑之，扬弃之；对我国的文艺现象不能解释，陷于盲视者则补充之，发展之。通过这样的消化吸收、扬弃增殖的过程，将西方当代批评重构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8页。）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策略的可行性，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和创新，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要实现“重建中国文论”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一方面改变那种保守、封闭型的思维观念，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面对世界。今天，在来势汹汹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那种闭门造车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和唯我独尊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利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的。另一方面，也要坚决防止那种主张文艺观念全盘西化，不顾国情地生搬硬套的不理性行为。总之，对待外来的理论资源，必须要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性的立场，那就是要立足本土，立足当下。转型期以来，湖北地区在对西方理论资源的介绍与借鉴、吸收与消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累累硕果。这既有对西方某些思想大师及其经典著作的个性化解读，又有对世界范围内某一时期的某一文艺思潮的系统性研究，学者们所付出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资源。
对于西方经典大师及其文本的解读其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历史、文化、思维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更因为解读者必须要从浩如烟海的研读经典的文献中另辟蹊径，找到一个新颖而又具有价值的阐释角度和一种独特而又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注入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为世人呈现另一种认识经典的可能。耙梳和整理思想大师的文艺理论资源是解读经典的重要工作之一，因为许多文学理论方面的理论资源散存或隐含在一些思想大师的哲学或其他著作里面，这就需要文艺研究者去细心梳理，并对其作客观的价值批评。阐释西方文学理论经典是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转型期湖北文学理论批评仍然坚持了这个传统。邱紫华的《思辨的美学与自由的艺术——黑格尔美学思想引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就是一部在黑格尔宏大的哲学体系中系统地梳理其美学思想并进行辩证地评析的专著。该书以黑格尔的《美学》为原本，从多个角度分层次地对其美学思想进行了梳理、评述和阐释。作者不仅提炼出黑格尔生活及著作中的美学思想，同时对其美的理论进行了重点剖析，并分别论证了黑格尔美学思想中的自然美、艺术美（包括艺术美的本质及特征、艺术美的目标、创造主体）、艺术发展史、各门类艺术的美学特征及历史发展和美学范畴体系等内涵。作者在具体分析论证这些美学思想时，紧紧抓住黑格尔的理论这根主线，并用这根主线将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贯穿起来，这样他在整体上观照黑格尔美学思想就显得有条不紊、逻辑严密。邱紫华的这本专著，不仅对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和阐释，同时也是对黑格尔理性与自由精神的一种发扬。他在总结前人的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将黑格尔美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曾经对中国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对十七年时期的中国文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再解读，实质上也是重新清理中国文学思想资源，重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步骤。
所谓经典，往往具有这样一种品质，随着文本与阐释者之间的不断互动，其意义的生成也会随之无限地延展。这样，一个新的阐释角度的选择，会让那些被无数次阐释的经典著作焕发出崭新的理论活力。彭富春的《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以下简称《无之无化》）（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8月版）是一部深入研究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的理论专著。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内学者对海德格尔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全面。但学术界普遍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在海德格尔的存在、真理、时间、艺术等问题上。彭富春却另辟蹊径，将目光转向到虚无这一命题上。因为虚无问题本身的虚无性，对此命题的研究充满了挑战。谈论虚无是困难的，但是更困难的是把无之无化贯穿于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始终。彭富春认为虚无的虚无化即“无之无化”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最核心的问题，并思考“无之无化”之于海德格尔整个思想的意义。作者明确地把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运行划分为三阶段——追问世界（第一阶段）、追问历史（第二阶段）、追问语言（第三阶段）。每一阶段都是“无之无化”的不同样式。作者通过追问世界、历史、语言，将海德格尔思想把握为一个严密的整体，而“无之无化”正是海德格尔思想一以贯之的主题。它敞开为世界的拒绝、历史的剥夺和语言的沉默，虚无性的环节贯穿了世界性的、历史性的、语言性的经验始终。彭富春通过极富理性的思辨和纯粹的语言言说，为读者搭建了一座通向海德格尔精神巅峰的思维之塔。海德格尔的思想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随着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再次阐释，必然会推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前行。
梅兰对巴赫金思想的解读也另辟蹊径，作者在《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这本专著中阐述了她的这样一种认识：巴赫金的思想中有两种视野，即哲学视野和文学视野，而这两种视野不是分裂的、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它们的聚焦点就是巴赫金早期哲学中提出的参与性精神。巴赫金一生的学术生涯正是以这种参与性精神为核心向文学研究的扩展。从复调小说、体裁到狂欢化理论，巴赫金在整体上创造了一个充满了情感与思辨的理论天地。这每一种具体的理论都回应着他的参与性精神。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巴赫金的理论世界是高度个人化和整体化的。梅兰正是以一种整体性眼光来把握巴赫金个体性的理论创造。这也是这本专著的最大亮点，也是对巴赫金研究的一个贡献。巴赫金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巴赫金的误读也是很明显的。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对巴赫金的接受，存在着片面现象，而《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对我们理解、接受巴赫金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
邱紫华、彭富春、梅兰对西方思想大师及其经典著作的个体性解读无疑是转型期以来湖北地区在引介和研究西方理论资源方面的有效尝试。而对某一文艺思潮和文艺流派的系统性研究方面，胡亚敏、张开焱对叙事学的研究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叙事学是这些年来被学界反复探讨和阐发的文学理论批评概念，其理论成果很早就开始指导着小说甚至是电影等方面的艺术创作实践。关于叙事学理论的推荐、研究，湖北地区的胡亚敏、张开焱的研究成果也是转型期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收获。
虽然叙事学这门新型学科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并引起普遍关注，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鲜有系统的研究。1994年胡亚敏的《叙事学》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该书是大陆第一本比较完整、系统的叙事学研究专著。该书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幅叙事学的全景图。《叙事学》一书“在有选择地分析、吸收西方叙事学成果及现代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叙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历史和现状，对叙事理论作了系统的建构”。作者“突破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封闭性，提出了一种以文本形式和阅读过程为重心的叙事理论”。同时注重“将叙事文的形式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把叙述方式和技巧置于突出位置，深入揭示叙述方式在叙事文中的‘组合潜力’”。（李定清：《借鉴·整合·创造：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国化道路——胡亚敏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作者还从文本接受的角度探讨了叙事文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具体阐述了三种新的阅读模式：叙述阅读、符号阅读和结构阅读。同时她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创作和理论原则。
胡亚敏在构建这本专著时，理论框架严密合理，体现了一种内在的逻辑性。《叙事学》首先论述了叙事者，然后是对叙事作品（故事）的相关理论的论述，最后是对阅读者的论述。这是符合文学生产与接受的内在规律的。在对具体某一个环节的论述中，作者大量引用了各种经典理论，并结合古今中外的典型文学作品加以分析。由于叙事学涉及的理论名词非常多，且又多为陌生的外来词汇，所以理论性很强，但经过作者深入浅出的解释，读来并没有晦涩之感，相反，整部专著呈现出厚重扎实的理论品质。
同一年，张开焱的《文化与叙事》和《神话叙事学》出版也是叙事学研究领域的另一道风景。《文化与叙事》着眼于结构叙事学的研究，《神话叙事学》则跳出结构叙事学，另辟蹊径，从文化与叙事的关系着手来讨论叙事的动因与演进过程。
张开焱的《神话叙事学》是叙事学中的微观研究，与胡亚敏对结构叙事的研究有所不同，该书作者企图寻找叙事的起源及其内在的动因，并选择了神话叙事作为切入点。张开焱从法国叙事学家们的一个理论公设中得到启发，即一部叙事作品是一个放大了的句子，一个句子是一部浓缩了的叙事作品，人物是主语，故事情节是谓语。他把这一模式扩大到整个神话文本叙事结构的研究，把整个神话的人物当做主语，故事情节当做谓语，然后多层次多侧面对神话叙事结构进行描述和分析。
尽管张开焱借用了结构叙事学的这一公设，但他又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尝试突破结构叙事学纯形式的局限，把神话的构成、动力系统、功能的文化选择等等问题纳入探讨的视野。这些是结构叙事学不曾详细讨论的。但张开焱认为它们是神话叙事问题中不能不注意的方面。就是对结构叙事学的一些基本命题，如行动者（或译作“角色”）范畴与结构模式，张开焱也做了重新考察，并提出用“三元鼎立”来代替“二元对立”的新设想，这一设想尽管尚属假说，但颇富新意和启发性。作者的一个基本意图是力图把结构叙事学的模式与文化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历史分析模式结合起来，以走出一条新路。张开焱在神话叙事理论方面建构了一个微观体系。
《文化与叙事》是一本关于叙事问题的宏观研究。张开焱力图把叙事问题纳入文化的大格局中进行探讨，与结构叙事学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路数。西方对于叙事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法国叙事学家们创立的，到现在才二三十年的历史。八十年代以后，国内才开始陆续介绍。国内外叙事学一直集中于叙事文本形式构成的描述，这种叙事学是形而上学。张开焱这本书完全是另辟新径，从叙事与文化的关系切入，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他认为叙事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工具性的操作活动，而是人类建构自己精神文化世界的基本方式和活动，叙事因而必然与人类有某种本体论（而不仅仅是工具论）意义上的关联。因此，仅仅对文本叙事形式进行精细描述是必要的，但又远远不够。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进而追问叙事活动、形式与内容产生的文化基础和前提、它的文化功能和使命、逻辑的起点和终点，并结合当代叙事文化境况，提出叙事危机的问题。作者力图从这些最基本的方面，揭示叙事的文化特性、行程和命运，尤其是与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内在关联。应该说，作者拓展了叙事研究的领域，开阔了读者的视野，提出了不少新问题，使读者能从一个不同于结构叙事学的角度看待叙事问题。张开焱在理论上有很好的前沿感觉。他的观点和思路是清晰的，自成一体。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是湖北学者的重要着力点。刘纲纪、邹贤敏、何国瑞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是全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研究有影响的代表性学者。转型期湖北学者继续在这一领域继续耕耘，取得了富有创建的成就。除了高等院校的学者张玉能、胡亚敏等之外，湖北地区从事实际工作的理论工作者在这一领域也做出过不少贡献。江岳、李建华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