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
二０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秋风秋雨，寒气袭人。晚上十点钟，我已经准备睡觉了，突然，六一级蔡华山、杨昌庆、王一民三位校友来访。一进门，递上厚厚一大叠书稿，是他们忙活一天刚刚复印完的，稿纸在复印机上烤热了，在这清冷的寒夜里散发着温煦的暖意。打开一看，书名《回望昙华林》，A4纸两百八十三页，收录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四年走进华中大学、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和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的学友们撰写的、回忆在昙华林度过的青春岁月的文章。我看了目录就止不住惊讶和叹服，抬起头来望望面前的三位，默默寻思，他们是如何找到前前后后十五届（其中缺少一九五零年级）分布在四面八方的校友，其中很多他们原来并不熟悉，甚至并不认识，从来没有交往过。这些散居于各地的校友，多是年老体弱，不少人内务外务繁忙，又为何都爽快热情地应约，在短短的规定时间里，以数千言乃至万余言写出各自的心声。
文章的作者们踏入昙华林的时候，绝大多数都还是十七八岁的翩翩少年，到而今，许多已是耄耋之龄，最年轻的也已近于古稀。昙华林的日月，对于本书八十多位作者，乃是四十多年前到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而他们命笔之际却都激情满怀。八十二岁的王忠祥先生接到本书策划者、组织者的约稿电话，立即表示：“乐意承担，欣然命笔”，写成一万多字的长文。田蕙兰老师腰腿有疾，常年足不出户、卧床静养，她谢绝过几乎所有聚会、游玩的邀请，这次则笔端饱蘸浓情，记叙那“值得留恋的青春年华”、那“如歌的岁月”。
学友们在当年的昙华林，各人的处境、心境并不完全一样，毕业后的几十年，际遇遭逢更可能有很大悬隔。但是，无论如何，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每个人都有过他的成功与挫折、辉煌与低谷、快乐和酸辛；而昙华林的那一页，在我们这些人的生命中，无例外地是意义重大而影响长远的一段，是无法忘怀的一段。
本书各位作者对于昙华林的回忆，字里行间所蕴涵的色色种种，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曲折发展乃至中国社会变迁的很有价值的个案，可以成为教育学、社会学以及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具有甚高价值的原材料。
王忠祥先生说，他读华中大学国文系一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全年级只有两名学生。我们五六级进校时，全年级则有三百多人。忠祥先生那时一间宿舍两个人，和他同住的是物理系的刘连寿同学。我们入学头两年是八个人一间宿舍，同室的是同一年级、同一个班、同一小组的同学。不同的安置方式，镌刻下不同的时代印迹。记得一九五七年初春，校报的学生通讯员采访原华中大学韦卓民校长，他说，管理大学与军队带兵不一样，学校宿舍和军营要有所区别。他是有意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插开来混住，那样有利于打破学生专业思维的拘束、局限，兼容从科学的视角和审美的视角看待宇宙和人生的方式，也有利于个性的自由发挥。刘连寿先生后来成为知名的高能物理学专家，一九九七年后我和他住同一栋宿舍楼，偶尔交谈，感受到他的人文素养，这和他青年时期所受的全面教育、熏染想必不无关系。五八年之后，在昙华林，我们是二三十人住一间大房，楼上没有厕所，起夜必须下三层楼，再走一条半边露在天井的长廊。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之时，也只能瑟瑟发抖地奔下跑上。不像现在，学生宿舍是六人或四人一间，有的宿舍一间之内就卫浴设施齐全，甚至装有空调，通了宽带。这类细节，也昭示出社会的变化。
即使学生人数众多，那些年师生联系还是相当密切。所以，今天七八十岁的老叟老媪，对四五十年前师长的回忆文字，能够做到可触可摸、可闻可视。彭慧敏学长的文章说，她在离校几十年之后，与同年级的袁慧真、陆明惠同去拜望石声淮先生，石先生对夫人介绍：“今天来了三个‘huì’”。我们同年级乃至于同一小班的同学，久别之后也未必都能叫出所有同学的名字。要知道她们只是我们年级三百二十多芸芸众“生”中的三个！石先生的记忆力人人称羡，但我以为这恐怕还不能全都归结为记忆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老师把学生放在心里的什么位置。以我的亲身体验来说，一九六九年秋至一九七０年夏，全校师生被拉到大冶黄金湖边“斗、批、改”，几个月睡在地上。春天一两个月不断的霪雨，潮气上升，我患上急性关节炎，疼痛难忍，从来滴酒不沾的我买了一斤劣质白酒，当作一个偏方。石先生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审查对象，私下里找到我轻轻地说，“有什么事不要太想不开，年纪轻轻，借酒浇愁不好。”这本来是一个误会，在那严酷的时刻给予我十分的温暖。可见，他之细致入微地关注所有学生，已经成为终生无改的习惯。近几年，常听说，有的地方，硕士生、博士生一年见不到导师几次，我就想起当年自己并不处在顺境的老先生，如何冒着风险，抚慰自己的学生。爱学生如子弟，是我们应当大力发扬的好传统。
本书有几篇谈到当年学生自己办的文学社和刊物，其中《拾花》、《碧桃》给大家印象尤其深刻，据说，当时中文系这些自生自发的学生“同人刊物”一度“如雨后春笋”。我无缘成为它们的读者，因我那两年外出进修，不在本地，但连我当时也耳闻其名。那贴在食堂门口墙上的壁报，引来众多同学端着饭碗围读的景象，李富生（黎笙）同学的文章旧事重提时还是一往情深。试想，林如稷、冯至那些文学大家，他们办浅草社和后来加入沉钟社的时候，不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吗？可是，一阵寒冷的北风刮来，《拾花》、《碧桃》这些刊物和文学社都坠落了，夭折了，还有写了“思想情调不健康”文章的同学被令退学。好在培植那些同人刊物的园丁们，包括那位被退学的傅生文君，在七十、八十两个年代交汇之际，很多又考取最早的几批研究生，得以实现他们的抱负，展现他们的才华。
我连日细读这些文章，脑子里忽然跳出陆放翁的两句诗：“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我一九五六年到桂子山报到是十七岁，一九五八年搬到昙华林是十九岁，今年早已过了七十三岁。书稿勾起我的回忆，把我带回到往昔，重温师恩，重温同学间的友情，重温前辈留下的优良传统，也思索历史留下的种种教训。我以为，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作为珍贵的校史文献会赢得华师人的喜爱，是献给一百一十周年校庆的富有意味的精致礼品，而且所有关心文化教育的人，都可以从中受到触发和启示。
二０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十时半于桂子山北区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