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摩耶精舍是张大千先生平生最后一个故居，拜谒摩耶精舍是我赴台间的一个心愿。这心愿缘自遥远的少年习画的时代。
那时，悬挂在我桌案对面的大镜框里就镶着大千先生一幅写意山水，是上世纪40年代父亲托人从颐和园买来的，据说当时大千先生住在那宜人的湖光山色之中，一边养性一边作画。父亲共买了两幅，都是五尺中堂大画；一幅浅绛，一幅水墨。浅绛那幅花青用得极美，蓝如青天一般清澈；水墨这幅更好，消融在水中透明的墨色好似流动着，一如梦幻。这两幅画我换着挂，过一阵子换一换，挂这幅时把那幅放在后边。“文革”时被“革命小将”们一起扔到院子里，扯烂烧掉。
画没了，可画的感受却牢牢驻在我心里。此番来看大千先生的故居是为了重温那两幅失不再来的画吗？绝不仅仅如此。我是想看到他所有画作之外却至关重要的东西，想进一步认识他，可是我能看到这种东西吗？
摩耶精舍在台北的正北面，毗邻台北故宫博物院，面朝着一条丛山林深处潺潺而来的溪水。一边是精深儒雅的人文，一边是天然的山水；大千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1978）自美国迁返台湾定居时，买下了这块土地。这天下少有的富于灵气的地方是被他看出来的，还是悟到的？此前这里可是个废弃的养鹿场啊。
大千先生是少有的活着时候就能享受到自己创造成果的画家。这样的人还有毕加索和罗丹。不像凡？高终生扛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如服苦役，死后却叫数不尽的精明人拿他的画发财。但大千先生会怎样使用他的钱财？像个豪绅那样炫富和铺张吗？
当然不是。
大千先生的故居貌不惊人。一座朴素的门楼静静地立在一条弯弯曲曲上坡的小道边，倘若门楣上不是悬挂着台静农题写的“摩耶精舍”的墨漆木匾，谁知这是一代大师的故居？从墙头上生出的鲜红又秀气的炮竹花，一束束闪闪烁烁悬垂下来，看上去只像是一个喜好野趣的人家。
摩耶精舍是大千先生为自己“创作”的作品。他把一座别出心裁的宽敞又松散的双层的楼式四合院放在这块土地的中间。前后花园，中间也有花园。前园很小，植松栽竹，引溪为池，大小锦鲤游戏其间；房子中间还有小园，立石栽花，曲廊环绕，可边走边赏。台湾多奇花异卉，外地人大多叫不上名字；至于后园与前边的园子就大不一样了。来到这里，视野与襟怀都好像突然敞开，满园绿色似与外边的山林相连。据说这后园本无外墙，由于溪谷就在跟前，每有大雨，溪水迅猛，经常涌至屋前，故而修筑一道围墙，很矮，只为防水，不叫它妨碍视线；大千先生还在园中高处搭了两座小亭，以原木为柱，棕榈叶做顶，得以坐观山色溪光晨晖暮霭林木飞鸟是也。
大千先生说：“凡我眼见，皆我所有。”
这后园一定是大千先生心灵徜徉之地。在园林的营造上，大千先生一任天然，稍加修整而已，好似他的泼墨山水。园内的地面依从天然高低，开辟小径蜿蜒其间；草木全凭野生野长，只选取少许怪木奇花栽种其中；水池则利用地上原有的石坑，凿沟渠引山泉注入其内。大千先生的母亲曾嘱咐他，不要抬头望月，大千先生便常借这水池中的月影来观月赏月，故取名影娥池。娥，乃姣好的嫦娥。
院中有一长条木椅，式样奇特，靠背球样地隆起，背靠上去很是舒服，尤其是老年人；这是大千先生四川老家独有的一种椅式。他每作画时间长，辄必背部酸疼，便来院中坐在这椅子上，一边歇背一边赏树观山，吸纳天地之气。
悉心揣摩，大千先生这后花园构思真是极妙。院外是一片自然的天地，矮矮的围墙不去截断自然，园内园外大气贯通，合为一体。那么房子里边呢？也一样融入了这天地的生气与自然的野趣。里里外外到处陈放他喜好的怪木奇石；一排挂在墙上的手杖，没一根是镶玉包金、安装龙头豹首的名牌拐杖，全是山间的老枝、古藤、长荆、修竹，根根都带着大自然生命的情致和美感。这美与情致到了他的画上，一定就是好山水了。
大千先生的画室也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大千先生的故居是在他去世（1983）后，由他的家人不动分毫地捐献出来的，现归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摩耶精舍内的一切都一如既往，家具物什完好如初，纸笔墨砚都放在老地方，好像大千先生有事暂时出门一般。
画室内最惹我注意的是，大千先生画案下有一小木凳，高约二十厘米。川人身材偏矮，大千先生每作大画便要踩上这木凳。他住进台北的摩耶精舍已七旬以上，偏偏这时期他多作泼墨泼彩的大画。画室挂着一张照片，上面大千先生双手握着巨笔，站在木凳上泼墨作画，夫人在身后扶着他的腰部。我还注意到，铺在画案的纸上有水的反光与倒影，可见他泼墨画中用水颇多。水多则墨活，也更自然，并且多意外的情景出现。应该说这幅照片泄露出大千先生那些奇妙的泼墨泼彩画的“天机”。
当然，更泄露出大千先生艺术“天机”的还是他的故居。大千先生旅居巴西时的八德园和美国的环荜庵全都是自己设计的，这“叶落归根”的摩耶精舍更倾注他的心血。从中，我们不仅看出他的趣味、审美、修养和性情，还体悟他的自然观、生命观与精神至上。这里是他精神的巢和心灵的床。为建造摩耶精舍，他用了许多钱财，不少奇石是从巴西、日本与美国高价运到中国台湾的。但在这里——财富化为了美。既没有世俗的享乐和物欲的张扬，没有鄙俗的器物与色彩，也没有文化作秀，而是一任自己的性情——对大自然和艺术本身真率的崇敬与神往。这就更使我明白上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画坛如日中天、其画作堪比洛阳纸贵的张大千，为什么会忽然远赴大西北那个寥无人迹的敦煌；一连两年漫长的时间里，终日在那些破败的洞窟中爬上爬下，给洞窟断代编号，还请来藏族画师协助制作颜料与画布，举着油灯去临摹幽暗的窟壁中的那些被历史忘却了的伟大的艺术遗珍。
现在，我们把敦煌的大千先生与这里的大千先生合在一起，就认识到一位大师的精神之本，也就更深刻地认识到他的艺术之魂。
这里所有钟表的指针被永远固定在他离别的那一刻——1983年4月2日8时15分；他的遗体就葬在后园的梅林中；然而在摩耶精舍，无所不见他影响着我们的精神。
这便是故居的意义，艺术家往往把他们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无形地放在其中，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
在摩耶精舍，我相信，我读明白了张大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