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一个乡村，漆黑的夜晚，已十点多钟，因为要选举KSSP地方负责人，几百位农民代表在已连续开了两天会、每天早起晚归的情况下，仍然情绪饱满，坐在简陋的暂充会议室的小学教室里继续开会。候选人轮流上台演讲，代表们认真聆听。累了，他们就休息一下。他们还唱歌，歌声洪亮、高亢，久久地在漆黑的夜空中回荡。连孩子们都动员起来了，为大人们送水，整理选票。这是KSSP发起的“人民计划运动”的一个场面。与1940、1950年代中国的土改运动何其相似啊——这一运动为国际社会盛赞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伟大的事件，并因此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谁说底层民众素质低，不懂民主？只要真正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比谁都更积极、更主动、更自觉。听KSSP的人介绍，这些代表没有任何补贴，全是自愿，而且还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当选，有些代表还因为住得远，晚上只能在教室里睡书桌，已经连续两天了。人们还是如此情绪高涨，踊跃参加，根本不用动员。我们走进会场，立刻掌声如雷，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一张张朴实、热情和激动的面孔，还有一双双明亮、充满渴望的眼睛。我们也为会场的气氛所感染，虽然已连续奔波了好几天，但此时毫无睡意，疲惫顿消。后来好几天的时间里，我还不能平静下来。脑海里一直存印、回味着那个场景。
还有一次，是和KSSP的一些成员去一个高山上的热带雨林保护区。
出发时，因为在前两天的讨论中，大家都为全球化剧烈冲击导致当地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恶劣状况感到毫无办法，一筹莫展，因而垂头丧气，情绪低落。所以车厢里弥漫着一种束手无策悲观失望的气氛，个个无精打采。但随着汽车爬得越来越高，在山腰间盘旋而上，天越来越黑，大家的情绪反而好起来，先是有一两个人开始唱歌，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应合，最后大家亢奋起来，比赛着唱歌，一首接一首，一个接一个，把凡是能想起的歌都唱了。五音不全的，断断续续的，大家都在唱。歌声此起彼伏，印度的，中国的，夹杂在一起，歌声冲破了重重黑暗，回荡在大山的深处、在丛林的上空。大家把嗓子都唱哑了，还在继续唱。印度人本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那一夜大家更是唱得如痴如醉，几近疯狂。坐在黑暗中，听着高亢的歌声，我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感动中，流下了眼泪，心里充满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既乐观又悲观，既满怀希望又充满绝望，是啊，这些善良的、热情的、充满正义感的人们，如今面对这严峻的全球化现实真是困难重重啊。我感到自己从内心深处爱上了这些纯朴、充满同情心与良知的印度知识分子，对他们充满敬意，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兄弟般的感情。我是为我们共同面临的境遇与悲情而痛苦，为他们的悲愤与顽强的完全不甘屈服的反抗而震动，为前景的迷茫而与前所未有的迷惘而感到软弱，而哭。
纯净的泪水洗刷着我的脸庞。
从印度回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不能忘记那些为底层民众而奔波的印度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苦行僧的形象。比如来机场接我们的KK，拎着一个小箱子，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接我们。KK一副苦力的模样，长得粗壮高大，皮肤黝黑，留着一撇小胡子，总是精力充沛，脚步匆匆。他每天坐着拥挤的日夜驰骋在印度各个乡村城市的火车到处奔走，在接近赤道的炎热的天气里汗流满面，拎着简单的行李，随时准备在一个偏僻的小站下车，去某个乡村工作。我们开始还以为KK只是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KK是首都新德里著名大学的教授。
但他就是这样一副苦力的模样，长期奔走于田间山野，为着一个自己心中的目标。或许，当年甘地也是如此布衣赤脚地奔走的。
当今中国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如此呢？
鲁迅先生曾有过关于“香汗与臭汗”的精辟论述，现在看来，这真是区别知识分子的一块试金石。有些人整天出入沙龙、大学、研究所、会议室和宾馆酒店，热衷于一个接一个的研讨会、国际交流，热衷于围绕着权贵低头哈腰屈膝媚骨以博得一点小利益，每天享受着空调冷气，当然不用流臭汗，他们也早已不知同情心、良心为何物，甚至鼓吹穷人是活该，贫富悬殊乃天经地义之事。
我常常纳闷：曾经被誉为人类良知的代表、人类反抗与怀疑精神的象征的知识分子为何会变得如此鲜廉寡耻，欺软怕硬，没有一点骨气，没有一点良心，甚至为虎作伥？
或许，这只能归结为我们处在一个更加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一种新的关于等级关于秩序的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已彻底改变了我们，而我们自己还没有察觉，还被蒙在鼓里。在当今世界上，豪华住宅区将城市里的穷人与富人完全隔离开来，所谓中心城市将落后地区与富裕地区完全隔离开来，所谓八国集团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在民主自由革命一百多年以来，新的更多的隔离区与集中营日益增多，鸿沟与差距日益增大，甚至比以往任何世纪更肆无忌惮地扩张着，以所谓自由的名义。
但人们一点也没有觉得现代世界体系哪里出了问题，还认为从来如此，理所当然，连一点质问与怀疑都没有。似乎只要不动刀动枪，用毒药慢性杀人就可以允许。一千多年以前，知识分子们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叹，再安于朱门深院的富贵人家，出门尚能看见“冻死骨”，至少还会有所触动。而如今，住在豪华城市的中心区或CBD地带，出门满眼只有鲜花、豪华景象、霓虹灯彩闪烁，根本看不到任何贫困迹象，穷人踪影，更遑论“冻死骨”了。因为穷人与贫民区早已被赶到城市的远郊，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而连接一个又一个中心城市与大都市的，是飞机、豪华高速列车，于是，民主自由世界以其最高明的巧妙手段、以自由流动自由选择的名义使穷人与贫民区人间蒸发了，于是，富人们心安理得，高枕无忧。在这样的世界里，当然只有穷奢极侈，尔虞我诈，只有竞相比富，唯利是图，只有有钱时的趾高气扬，钱少时的失落自卑，得意与失意均以财富为中心，哪里还可能有一点所谓同情与怜悯。
我曾经读到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他说他一直到二十多岁，还以为全中国都跟上海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衣食无忧、到处都是鲜花绿地、高楼大厦呢。直到他参加了工作，去西部出了一次差，才深为震撼。我相信，这是所有现在出身于大中城市、中上层人家的孩子的普遍的真实写照。他们的教育词典里，他们的生活圈子里，甚至他们的目光所及，都没有了穷人这个词和形象及贫民区这个概念，真实的世界被虚假地美化了，残酷的社会现实被巧妙地遮蔽了，即使电视中、报刊的角落里偶尔出现，那也只是带着表演性质的一闪而过，离他们的切身生活十万八千里，异常遥远。里面更多地充斥着新富人、成功人士，如京城博导那样的，傲视平头百姓，睥倪凡俗众生，那才是学校、家庭、社会为他们树立的楷模、榜样。他们只需一心盯着那些当代英雄，奋起追赶。同时，由于他们把李泽楷这样的人当成了追赶的目标，他们就永远处于焦虑、急躁之中，处于心理的失衡之中，眼中哪里还有别人与其他阶层。由此，世界被完全隔成了两半，截然分开，一些人永远活跃在时代的舞台，一些人则永无出头之日，这两个群体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老死不相往来。在这样的世界里，新的隔离区与集中营比比皆是。那些良知尚存的孩子当然不可能清楚，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大部分还是落后地区，他们以为世界就是纽约、巴黎、香港和上海。
我接触过不少早已跻身于富人行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题中很少谈到穷人，即使有，也是以嫌恶的口气。比如一些拥有汽车的知识分子，他们谈到穷人时不是嫌过马路的民工慌张迟疑的畏缩，就是指责扫马路的环卫工人妨碍他们不能从容幸福地一路顺畅毫无阻碍。这样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指望他们会去乡下流臭汗呢，在他们的意识深处，觉得自己顾自己还顾不过来呢，赚的钱还不够多，开的车还不够高级，住的房子还不够大，找的情人还不够漂亮。但我有时也想，这样的知识分子还算是知识分子吗？他们整天打扮精致，追逐时髦，热衷交际，闭门造车。如果他们是作家艺术家，他们创作的东西又怎会有自然、朴素与美？如果他们是学者，他们又怎能获取第一手的真实的资料？如果他们是政策研究制定者，他们又如何了解底层的困境、现实的问题，如何反映百姓疾苦、缓解社会危机？
当然，会有人反驳我：印度知识分子的那种努力与拼搏又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承认，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他们微不足道，无能为力，但至少，他们反抗过，斗争过，他们骨头是硬的，没有闻风而倒，而且也并非毫无希望。毕竟，情况总是在随时发生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较量，没有永远的赢家与输家，也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与失败者。他们还能让人们看到一点希望，看到一个民族的良心与象征是如何奋起抗争的，使人们不至完全绝望。而我们民族的良知与信仰的代表呢？如同京城博导那样的，未发一枪一弹已先自趴下，未见敌影已先自举手而降，甚至干脆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在胜负未定之际就早已自甘沉沦、自我毁灭。检察当前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一种新的投降主义大面积地传播，争先恐后自动投怀送抱，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一种包装过的“二奶主义”大行其道，还引以为荣，说总算傍上了大款，攀上了富门，总比连门都摸不着好吧。如果一个民族的主心骨与良知尚且如此，那么，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与前途呢？
古人云夫战之上策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又云“先攻其心”，难道我们的心真的已经被彻底征服了吗？
诗歌的草根性时代
在七月底举办的首届博鳌青年思想沙龙上，一些青年评论家讨论到新时期以来甚至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失效的问题，认为从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到评价体系，新文学都存在很大问题，比如精英主导，观念先行，严重缺乏本土传统与民众基础，一切以西方现代文学为唯一尺度和标准，以获得西方承认为最高荣誉，在传播上采取从上到下强制阅读灌输。对此，我表示赞同，同时认为当代文学正面临重大挑战，并提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这一情况可能有所改变，这就是我说的文学的“草根性”的出现，有可能发起新的文学革命，并创造新的文学高潮。这一问题过于重大，这里我就不作展开，由于我本人对诗歌比较熟悉，这里就以诗歌为例。
一、新诗的起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新诗是外来之物，作家李锐称五四新文学是从天上“盗来的火”，诚哉斯言。新诗是从上而下的，始终难接地气，无法深入普通中国人心灵深处，与古典诗歌不是一个级别。但几代诗人不懈努力，为其中国化探索各种路径，包括向民歌民谣学习等等。后因战争及灾难被打断。
当代诗歌三十年，朦胧诗继承延续五四新文学传统，重新接轨，仍然是“自上而下”的产物。一小批高干高知子弟得益于文化专制与垄断，比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读了所谓的“灰皮书”，向其学习模仿后——而且可能是断章取义的学习，引进至中国语境，没想到给封闭已久的沉闷空间打开了一扇窗口，朦胧诗迅速引起轩然大波，产生广泛影响。
但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其实是隐含危机的，具有泡沫化的特征，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示范性创作类同于精英号召或领导指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民意或民众基础，为什么“朦胧诗”被认为“朦胧”，其实说的是这种诗歌并没有广泛的市场和心理需求及基础，并不能真正打动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入他们的内心深处。这种震动的情况只不过类似于，因为相信这些高干高知子弟们是见多识广的，他们说的东西可能是好东西，再加上专家们善意的扶持和评论，人们才勉勉强强先接受下来，但其实不一定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可能只具有时代价值而没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有年轻一代学者指出：其实是出于一种急切的现代化的愿望，人们将先锋小说过早经典化，但现在看来却有些承受不起。我觉得，朦胧诗的情况也完全类似，以至一个海子出来后，仅仅二十多年，朦胧诗都似乎有被遗忘和遮盖的迹象。
但朦胧诗毕竟开了一个头，从此，新诗不断下行，随着社会稳定带来的教育普及，新诗向中国的最基层渗透。虽然至第三代（含60后），当代汉语诗歌仍然具有精英化特征，以学院体制完成启蒙任务。按当时的说法，是“补课”。第三代诗人主要由中国各地大学的诗歌骨干构成。但比起初期只有一个北京中心，当代诗歌开始呈现多个中心的局面，地方性诗歌开始起主导作用，比如四川等地。但是，新诗真正被广泛接受，我觉得是只有到了21世纪初才发生，即70后、80后产生后，才比较彻底地完成其中国化、草根化过程，新诗才开始成为中国年轻一代的真实心理需要与精神追求，成为一个自下而上、逐步升华提高的过程。
这个过程还是一个激烈竞争、相互融化吸收、不断淘汰的过程，在这样的基础上，被逐渐得到认同和接受的具有独特天赋的个性化诗人和具有融合能力的优秀诗人脱颖而出，并得到广泛传播。而在我看来，新诗的真正希望正在这里，可以断言，当代汉语诗歌开始进入一种自然生长自由竞争相互融汇的良性状态。只有这样产生的诗人与诗歌才是真正经得起时代与历史考验的。
在这一缓慢的、逐渐变化的过程中，我觉得特别要强调三个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盘峰论战，负责诗歌启蒙的精英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为此展开争论。刚才说了，朦胧诗本身是文化垄断的产物，其源头是“灰皮书”，在文化专制时代，只有高干高知才能看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受其启发，一部分具有天赋的青年开始文学探索，加上占据北京的中心位置便于传播，先在小圈子，然后通过公开刊物辐射。第三代虽然显得丰富多样化一些，但大部分还是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的延伸，按当时的说法，是“补课”。
1989年事件导致这一历程被打断。始终是精英化的诗歌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