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是全世界和平的象征，它提倡互助友爱、平等竞争。但是1972年8月24日在西德慕尼黑市举行的第20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却发生了恐怖主义分子的突袭事件，震惊了全世界。
大会进行到第11天的9月5日，在黎明前的一个小时，即4点30分，几个身穿各种服装的人，提着藏有机枪和手榴弹的工具袋，越过2米高的围墙，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奥林匹克村。奥运村里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约1万名运动员和官员。
他们毫不迟疑地照直前进了90米，来到了库诺利大街31号楼房。楼房的大门没有上锁，他们轻而易举地上了2楼，急促地敲击着以色列选手住室的大门。以敲击声为起点，以色列选手开始了漫长一天的死亡旅行。
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来是呕歌全世界青年人的和平和友好的，是面向世界各国人民开放的宏大的体育盛会，特别是慕尼黑奥林匹克大会，为了抹去**德国在1936年举行的第11届柏林运动大会留下的政治烙印，树立一种新的形象，大会始终洋溢着没有任何敌意的自由的热烈气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就等于向犯人发放了自由通行证，为他们制造事件打开了方便大门。
而且在此之前，他们作好了缜密的准备。据说1名游击队员曾经在建造奥林匹克村时当过建筑师，另一个游击队员早在前一天就潜入了奥林匹克村，侦察了31号楼的内部情况。
4点55分，首先被激烈的声响从梦中惊醒的是举重裁判员约赛夫·格特普洛因特、运动员约赛夫·洛马诺，还有教练莫希焕·瓦英格，他们马上感到可能有恐怖分子，为了通知同伴和别的选手，便大声疾呼：“有恐怖分子，快逃啊！”与此同时，机枪喷出了火舌，刚当了三个星期爸爸的瓦英巴格教练躺在了血泊中，再也没有站起来。洛马诺身负致命重伤，不久即死亡。格特普洛因特则被绑了起来。
住在同一个楼的举重教练丘宾亚·索考夫斯基事后说：“当听到敲门声和令人恐怖的喊叫声时，我也立即意识到了是阿拉伯人的袭击，接着又听到了‘快逃’的喊声，我便夺门跑了出去。”
罪犯的动作干净利索，再加上赤手空拳的选手毫无招架，使得他们的此次突袭行动变得十分顺利。他们搜索了左邻右舍，抓到9名以色列选手，并反绑住他们的双手，堵住嘴，把他们绑成一串推倒在床上。接着，恐怖分子用电话叫通了奥林匹克总部，告知说自己是阿拉伯游击队，已经抓了11名人质，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关押的200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并要求确保自己从慕尼黑安全逃往阿拉伯的一个国家。具体地说，就是首先把巴勒斯坦游击队员送往除安曼和贝鲁特以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等证实了上述条件已经达到以后，再就有关人质的释放和自己的出逃进行谈判。
恐怖分子限定的答复期限是上午9点，并且威胁说，如不答应条件，就要一个一个地处死人质，以示警告。后来期限多次变更为12点、下午3点、5点，但谈判却毫无进展，只有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实况通过电视、收音机播放到了全世界，事件发生后，封闭了奥林匹克村，记者团被拒之门外。可是，还是有几名记者、播音员、摄像师躲过警卫人员的视线，钻进了奥运村内的楼房里。美国ABC电视台的摄影师也钻到了以色列选手的宿舍对面的一座楼房内，一直跟踪报道到人质和恐怖分子撤离宿舍为止。在世界上许多人只能收听收音机广播的时候，ABC电视台的观众却能够看到恐怖分子的真实活动。
西德当局为寻求事件的圆满解决竭尽了全力。慕尼黑警察局长舒拉帕、奥林匹克村村长托雷格首先同恐怖分子进行了谈判。接着是慕尼黑市市长、巴伐利亚州内务部长、西德内务部长等，相继到达出事地点，同恐怖分子的头目进行了谈判，请求他们释放人质。下午，勃兰特总理也从波恩乘专机赶到慕尼黑，提出如下方案：把人质同德国人交换，支付一笔赎身金，政治性地解决这起事件。但是遭到恐怖分子的顽固拒绝。勃兰特总理请求阿拉伯各国首脑给予帮助，尤其是期待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埃及总统安比尔·萨达特从中调停。多次打电话，可偏偏他都不在，没能马上取得联系。接电话的总理西德基冷淡地说：“我不能作主”，然后就挂上了电话。勃兰特总理向朋友倾诉了自己的愤怒，指责西德基没有诚意。
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内阁成员聚集在国会阳光四溢的餐万里，收听转播实况。达扬国防部长一个人坐在另一张桌前，眺望着窗外的天空，陷入了沉思。梅厄总理用悲伤的颤抖的声音说：“太遗憾了，我不得不传达一条令人悲痛的消息。”然后又平静地宣读了被卷入这一事件的运动员的名宇：巴加、罗曼、苏比兹阿、加特夫洛因特、斯莱伊宾、瓦因巴格。
被扣作人质的选手们似乎恰巧代表了集中了许多出生于不同国家的以色列人。26岁的巴加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是一名律师，一年前移居以色列，刚刚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33岁的罗曼出生于利比亚，他第一个被杀害。击剑教练苏比兹阿和举重裁判员加特夫洛因特是从罗马尼亚移居以色列的。18岁的最年轻的马克·斯莱伊宾是3个月前刚从苏联移居以色列的。马克的祖父回忆说：“我的孙子曾说过，一块回以色列吧，我的祖国是以色列，我要为以色列而载誉归来。”最后一位是瓦因巴格，他也被暴徒杀害了。
但是以色列政府的态度也很强硬，从一开始就不准备答应恐怖分子提出的释放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的条件。
9月5日上午8点钟，配备了坦克、装甲车、救护车的特种部队国境警备队员前往奥林匹克村，这批经层层选拔特种部队队员大约三百人，担负着狙击恐怖分子、解救人质的任务。
奥林匹克村外的丘岭上聚集了上千名围观的群众。他们在哄哄嚷嚷中，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尽管也有人说：“恐怖分子手持机枪，太危险啦”，但大部分人没有想到这将导致一场悲剧的发生。这里有高声叫卖冰激淋和腊肠的小贩，很多人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像是郊游似的。
在奥林匹克村里，不少选手对事件并不关心。在车水马龙的31号楼房前不远的中央广场，选手们很有兴趣地打着乒乓球和高尔夫球，扬声器不断播放着轻松愉快的波尔加舞曲。到了晚上，不少运动员和往常一样，纷纷前往迪斯科舞厅跳舞。
当然，也有对此次恐怖事件持关心态度的运动员。美国标枪选手施米特唉声叹气地说：
“发生这种事，奖牌还有什么意义！”加拿大的短跑运动员查普曼所住的宿舍与31号楼相毗连，进不了屋的他发牢骚说：“难道要在寒冷的外面呆上一年吗！”美国马拉松选手穆哈说：“眼看着对面发生着屠杀事件，还怎么有心去比赛。”
恐怖分子虽杀害了2名运动员，但是在德国当局同恐怖分子谈判期间，皮艇和拳击两项比赛仍照常进行着。
固守在31号楼的恐怖分子时常出现在窗边，似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面对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这次恐怖事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是否继续进行比赛。布朗迪基主席主张继续比赛，委员会通过投票，决定正在进行中的比赛继续进行，其他比赛项目，视情况再另行开始。这个附带条件等于暂停了比赛。
事件发生12个小时之后的下午5点，苏联同波兰的排球赛开始在离屠杀现场不到100米的体育馆举行。
另一方面，在同一时刻，身着防弹背心的10名警备队员，穿上西德军服悄悄地潜入到31号楼的地下室内，等待着突击的命令。
以色列政府强烈要求德国当局首先要营救出9名人质，但是，德国认为这等于向恐怖分子屈服而予以回绝。在以色列不答应释放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的情况下，德国很难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以色列和德国经过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选定三种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使用强硬的奇袭手段。即在与恐怖分子谈判的同时，警察突然发起攻击，冲进楼房。或者让警察从屋顶上突然冲进去，因为恐怖分子手握手榴弹，人质像佛珠似的串在一起，这一方案是十分危险的。
第二个方案是，向恐怖分子提供一架直升飞机，放他们与人质一起逃走，在他们离开31号楼向停在广场上的直升飞机走去的时候，狙击手同时向恐怖分子开火。但是这一方案有个漏洞：如果恐怖分子要求乘坐大客车，狙击手恐怕很难射中目标。因此这一方案也被淘汰。
最后一个方案是，用直升飞机把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往机场，向他们提供一架开往开罗的客机，在恐怖分子和人质从直升机向客机走去时，狙击恐怖分子。结果决定采用最后一个方案。
同恐怖分子的谈判花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晚上8点30分谈判才告结束。恐怖分子同意乘飞机离开慕尼黑。晚上10点钟，9名人质蒙着眼睛，被塞进拉着遮布的橄榄色的大客车，同恐怖分子一起，通过地下通道，向停在中央广场的3架直升飞机开去。
但是别有所图的西德当局并不准备将他们送往慕尼黑机场，而是郊外约25公里处的一个空军基地。那里有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27客机在等待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