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我认识了曾医生，虽然还不曾知道他的名字。
那是因为几天前由北平来了个穷友，一个危险人物，危险到什么人都不敢惹，没饭吃没衣穿，也没屋子住。
在革命成功以后，忽然发现这位十年不见的老友，竟还活着，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想在僻处赁间小房好使他安身，也想以九牛二虎之力随时接济他一点生活费。我替他找了两天的房子，在一天傍晚，找着了一个挂眼科牌子的医生家的一间后楼，即刻就叫我那朋友搬进去。当时，我虽然是和那医生讲的房价，又交给他房钱，又向他担保我那朋友是十分靠得住的，但在暮色中，匆忙的我实在没有暇豫的心情去注意他，我不过记住了他的前门两边的白墙上写着，“照原眼科”，也仿佛记着这医生是姓曾而已。
翌日，我那朋友走来和我谈天。
“昨晚那个房东走到我房里向我借一块钱买米，吓吓吓！我说：‘我也是靠朋友维持，实在穷得很，如果有，块把钱是不算一回事的。’他不知道要怎样才好，空了好久，他说：‘你那个朋友倒是个好人噢！’末后，他又说：‘今晚我难过得很，夏先生，我们到小酒馆子里去喝两杯酒吧！’我说：‘不必吧，我不会喝酒。’他说：‘我们喝米酒，不伤人的，十四个铜子一斤。’我一个人也很无聊，好，我就同他去了，在街尾上一个小酒馆里，他要了两斤酒，又买了三个子一包的黄豆，于是两个人喝起来。他讲他的近况，讲他的历史，他说他是瑞征的学生，瑞征是前清两湖总督，吓吓吓！这个人谈起话来很有味。”
“噢，刚认识就向你借钱，这样的冒昧——哼，总是穷得没有办法喏：——借不着钱倒还请你喝酒，在这一点上我觉着这个人倒是真有点味——现在这块钱不知道有了没。如果我有一块钱，我可以送给他的——明天晚上我们请他喝两杯酒好吗？仍然在那个酒馆里。”
“好，好，明晚我在家等你就是。”
第二天，我到曾医生家里去，我在微光中找来找去，不知如何始终找不着“照原眼科”几个字，我很骇异，但是看见前门的墙壁两边有白粉的一幢房，“大概这就是的吧！”我想不管一切，我就走进去。不消说，我是怀着“连一块钱都得向生朋友告贷，贫穷到这样子！”的心情去的，但进门一观察，也不怎样使我失望。那客堂间也点着洋灯，灯下也有两个老妈子似的顾客请他看眼睛，靠窗也陈设一张只开了两道裂缝的桌，东边墙下也摆着小圆台，台上也搁着好几瓶药水，台边还有两个一只脚都不短的藤椅，点缀在壁上的暗黄的字画虽然都往下卷起来，也还勉强粘得住。至于他本人，也戴着遮阳帽，颈上虽没有领带之类的东西，身上却穿着呢大衣，旧靴子上也盖着呢布，一见还知道他是穿穿西装裤的，他手中拿着揩眼睛的棉花，一见有人推门，就脸色苍白起来，知道是我，才浮出微笑，轻着脚步走近我，低声的温和的说：
“夏先生在家。”
我微笑着颠颠头。便往前面走，眼睛从板壁缝里看进那后房，看得出那里面有木板搭成的床，床上坐着一个老太婆，也还有一座旧藤床，床边有个三脚椅，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数不清的家具，总之，决计没有一件是应该丢到垃圾桶去的。上楼时，我循环的默诵着：“难道真一块钱没有吗？——这江湖医生——这骗子。”
在后楼，我不耐久坐，我们就下楼，走过客堂间时，老夏指着我对那医生说：
“曾先生。我们又到那个老馆子里去喝酒吧！这位黄先生他请你喝酒。”
“不敢当，不敢当！”他像没骨头似的连忙鞠着躬，还不停的欢笑：“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请先走一步。”他送我们到门口，口里叽咕着“好的，好的！”
我们走到街的尽头，那里不大有人走，老夏站住一望，退回好几十步，才发现那酒馆。不过他虽指示给我了，我还是不能一目就了然，因为那酒馆不仅小，而且很模糊，里面两个桌，全用灰尘装饰着。铺台上是两盆不大令人垂涎的发芽豆，和一只不知那天杀的干瘪了的鸡，还是整个的，柜台里竖着四个大酒坛，不，其中有一个是不大看得见人的老太婆就是掌柜的，旁边还有一个鼻眼不分明的半大孩子。她们没有招呼我们，我们也就不客气，从外面桌旁的车夫身边挤进去，占了里面正中的优座。
那孩子终于走拢来问我们要什么，我就要了两斤酒。一面计算着：“十四个子一斤，二四如八，一二如二，来八个子的花生米。身上的四毫钱够开消的。再来点……”再来点什么呢？我的眼光到处一寻找。那真不能使我一下就决定。老夏说：“等曾先生来了再说吧。”好，我们就坐着等。我听见那孩子凑近老太婆叽咕着：“他们是曾先生的朋友。”于是，我向老夏：“他们怎么知道曾先生的；”老夏说：“曾先生是股东，这个店他有五块钱的股。”
不久，曾先生笑嘻嘻的擦着手走进来了。三人就了座，我叫孩子拿酒来，又叫他买了八个子花生米。又叫他设计来了一盆白菜炒肉丝。曾先生又擅自在柜台上弄了一碟发芽豆，又弄了一碟海蜇皮。于是我们交谈着痛饮起来。
“在夏先生那里听说先生差了一块米钱，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可有了？”
“不要紧，已经赊了一块钱的米，那米店还放心我，我答应明天还他。”曾先生自得的说：“那晚不是有五块房钱吗？因为欠了人家的，人家知道，马上就要去了，唉，没有饭吃，肚子里很难过——我们喝酒吧！”他筛了酒，举起杯来喝。
“哈哈，你说话真有趣！没有饭吃不仅是肚子难过，那简直是要命的事啊！”我说。
“喝酒吧，喝酒吧！”曾先生又举起杯来：“不要紧的我有鸿运酒楼的一张五十块钱的股票，这酒店生意很好。我托朋友押三十块钱；明天晚上可以成功。我还了二十，加了五块利钱，还有五块好多，这是借的印子钱，每月六分的利息。”他又喝了一大口酒，拣了一颗发芽豆。
我们没有说什么，我只全神倾注他的举动。他筛了酒，搔了两下头，把肩耸起来，搓着手低声的苦笑着说：
“没有办法。我们喝酒吧！——喝酒真是好事情，夏先生没有钱，我也没有钱，我们是好朋友——这地方真好，我们要常常来的！”他说着，回头望望后面的老太婆：“这老板是好人，很可怜的！——她常常到我那里看眼睛，我不要她的钱。她钱不够，我就入了五块钱的股。所以，我在这里很随便的，常常来！”
“酒倒是少喝的好，曾先生，我看你的神经刺激得太厉害了，说话也没有条理。——你何不好好生生把你的行业振兴一下，把生活维持下去？”我说。
“不行！”他摇着头说：“我倒霉，连这个都没有！”他用手摸着披散的领子两端的窟窿，“不知那一天掉了，我上了一个螺丝，梗在颈子上把肉都刺破了。现在螺丝又俏皮，逃了！”他笑了又喝了几口酒，忽然把脚举起来：“你看，我这个皮鞋，底穿了，前面开了口，走起来，他冒烟。”
我们不禁笑起来。
“你每天也有多少收入喽？”我问。
“没有一定，两毛，四毛，有时还倒贴。穷人多啊！一块钱看一回的。一个月难得有几次。”
“像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越是那幅倒霉的样子，人家越瞧你不起。上海这鬼世界是全靠外样子，不怕你本事怎样好。”我愤愤地说。
他只温和的笑。
“是呀，你看姚佐顿花柳病医生，从前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哼，现在，爱多亚路口上半天云里挂着他的招牌，到处张贴了他的广告，随便什么人，只要见了这广告，他不要知道底细就会‘啊，这是个著名的医生！’如是，个个上他那里去，三百五百送给他，花了钱诊不好病，也还是去找他。为的是他的声名大。于今他发财了。曾先生，像你，据前楼的人说，你的手术很不坏，你只要好好的把诊所布置得像个样，把身上弄整齐点，在门口挂个招牌，在弄堂口还挂个更大的，也定一个章程，门诊几何，出诊几何，架子一挺，人家自然不会小看你，像你这样两毛四毛，有时还送诊，有时还……那是……”老夏也说了一大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