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一个古老的命题，一场灾难让它突出文字的重围，再一次走向历史的前台。
多难兴邦
在临时搭建的北川中学校舍内，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看着眼前的一双双经历灾难后仍然清澈的眼睛，激动地说：“今天，别人拯救了我们，照顾了我们；将来，我们学好了本领也要帮助别人，报答他们。这种互相帮助就是人世间的爱。我希望老师和同学们把这次地震作为一堂生动的课，铭刻在心，铭刻一生，永不忘记……要昂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
说完，他拿起桌上的粉笔，转身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四个字：多难兴邦。他就是温家宝总理。
灾难摧残着生命，揭开伤痛，我们的灵魂受到了莫大的震撼。在“多难”这个命题前，究竟做何选择才是正确的，且回溯到千年前中国人对这四个字的拷问。
《左传·昭公四年》载，司马侯劝谏晋王说：“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后来，由此演化出“多难兴邦”这个成语。这个诸侯对君王的箴言，和孟子的一席话异曲同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
2008年5月23日上午，温总理看望灾区师生时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
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明末的蝗灾导致民众的粮食颗粒无收，随之而来的瘟疫带来尸横遍野，最终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揭竿而起，使明朝比想象中早亡；清末广西水灾，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把清朝的“龙脉”狠狠地砸了一锤。所以，有人提出：“慎言‘多难兴邦’。”是的，“多难”与“兴邦”之间不是“种豆得豆”的关系。
老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条件是很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就不会转化。这些无不说明，用辩证的观点来看问题才更客观。多难，容易使人沉湎于悲伤，委靡不振；同时，它也令人谨慎，告诉人们不要忘乎所以，平静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要安定团结，懂得珍惜。
“多难兴邦”的前提是“灾难”后的清醒。灾难会使梦中人惊醒，灾难会使人冷静思考。思考什么？思考我们为什么如此多难，思考我们如何面对眼前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避免灾难的发生和解决灾难造成的问题。相反的，如果在灾难面前依然稀里糊涂，“多难”也就仅仅是“多难”，而不会有“兴邦”之说。“多难兴邦”，仅仅是一种可能，至于能不能由可能变为现实，则要看人遇到灾难之后的表现。
面对自然灾害，“天变不足畏”需要一种勇气与魄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需要一种智慧与谋略。对于一个自强不息的人或民族而言，灾难就像一块磨刀石，人们可以借此磨砺自己。灾难，永远都不会顾及我们的感受，它使数万同胞在瞬间离我们而去，我们能做的，不只是在全国哀悼日对死去的同胞表示自己单纯的悲伤。当然哀悼是必需的，当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默哀时，当各种机动车辆全部停止行进、鸣笛志哀时，当天安门广场上国旗降半时，我们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强烈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面对已经发生的，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要反省，要重建。不能让悲剧继续蔓延，应将其作为“兴邦”的开端，让灾难中的点点滴滴都成为前进的动力。
一个国家能否于低谷中再次崛起，取决于遭遇灾难的民族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和力量。一个精神委靡、缺乏斗志的民族，即使国力再强盛，在灾难面前也必然消极、沉沦，乃至灭亡；一个具有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则最终必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
虽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自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但对“多难兴邦”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多难、同胞的生命上”是对“多难兴邦”的严重误读。多难而不兴邦，甚至多难亡邦，也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国家或民族的前进而去祈求“多难”。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人们都不希望有灾难，更不希望多灾难，因为灾难会夺去亲人的生命，会毁灭幸福的家园，会破坏正常的生活秩序，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说，灾难会给民族带来沉重的负担，会给民众留下难以抹去的心灵创伤。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中，废墟是昨日的坟墓，也是明日的家园；灾难是过去的终点，更是新生的起点。不仅要让被撕裂的伤口痊愈，而且要让康复后的躯体更加强健，同时拥有对灾难的免疫力。
每一次灾难都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房间宽敞明亮，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大大的“寿”字，九旬老人特地穿上了一身银灰色的中式服装。
“因为过两天比较忙，今天提前来给您祝寿。”
“我记得您今年97岁了，思维还这么清楚，是不是和常用脑有关？”
“对，大脑要不停地活动。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今年灾害多，年初是冰雪灾害，‘5.12’大地震也是多少年没有的。”
“地震以后政府反应快，威信大大提高，对当地人民也是教育。”
“我常讲，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有一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是恩格斯说的。”看到老人反应这么敏捷，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
老人表示同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灾难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锻炼一个民族的意志。”
这是2008年8月4日，温家宝总理自2003年以来第五次看望季羡林先生的场景。两位老人直面现实，一段对多难兴邦的探讨，体现了阅尽世事的淡定从容。
因为有灾难的羁绊，历史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王朝的耀眼时光之后，多半是落寞的调子。再看清末颓废的场景：一间小屋，几盘小床，几个年纪轻轻的阔少爷脸上已经颇显老相，猥琐的样子令人作呕，蜷曲着的身体像是个倒着的问号，在追问着迷茫的未来。他们嘴含烟袋，在云雾缭绕中日渐沉沦，看不到危机，更体会不到危机感。
每一次灾难无不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而进步的推动力来自人们内心深处的反省。《周易·困》说：“有悔，征吉。”身处顺境，需要居安思危；身处困境，更要“三省吾身”，反思失误的原因等。恩格斯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
现代社会中，自然灾害仍然频发，使人类措手不及。灾难过后，更要审慎地自省。人不同于“不知晦朔”的朝菌、“不知春秋”的蟪蛄，人的认识可以日积月累、代代相传，由“小知”转化为“大知”。古代先人早就有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经验，并有了“知天命”、把握自然规律的雄心壮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