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消瘦了许多，母亲全身浮肿。亲人能死里逃生再次相见，大家都流出激动的泪水。父亲文革前住着相邻的两套房子，一套是两居室的，一套是三居室。目前两居室的那一套分给别人了，三居室的一套，有一间分给另一家文革积极分子。父母和弟弟三人挤在两间房内。因隔墙有耳，亲人只能无声而泣，小声说话。
母亲说文革开始至今已经历了多次地毯式的抄家。在“砸烂公检法”以后，红卫兵对各家各户均可自由出入。以“破四旧”、“查黑材料”等等名义，全部值一点钱的东西通通一扫光。母亲还说她患上了结肠溃疡，便中有血，每天大便十多次。运动初期父亲被以“反动技术权威”的名义给专政了。无知的小青年和孩子们向这个无助的家庭扔石头，所有玻璃窗都打碎了，母亲只好躲在厕所里，因为厕所没有窗户，石头砸不着，又说如今好多了，各派只顾武斗了，玻璃最近才装好。
父亲说他多次陪斗，身上挂着“反动技术权威的牌子”，当时他已年近八旬，再加上父亲亲自教授过的学生的暗中“保护”，没有受皮肉之苦，陪斗时也是坐在椅子上，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还笑着说：“坐着陪斗”当时是最高待遇。但当父亲谈到自己的朋友的悲惨遭遇时却泣不成声，还用手绢捂着嘴怕隔壁听到声音。
父亲说：“你估计这场运动怎么收场”，他说：“我相信大乱以后必有大治。这一切一切不会长久继续下去的。”他还说：“我相信我们的民族，这是一个不屈的民族啊！”父亲很激动，说：“我也相信有大治的一天，但愿咱们能活到大治的到来。”父亲叹口气，又说：“你母亲情况不大好，我真担心她等不到那一天”，又说：“最近还有个不好的预兆，你妈妈给我做了好几条棉裤、棉袄，好几双棉鞋。我问她做这么多干什么？够穿就成了。你妈妈说：‘我死了谁给你做？’原来父亲习惯了穿母亲做的棉衣，在他记忆中好像父亲没穿过皮鞋，总是穿母亲做的布鞋，冬天穿母亲做的棉窝。父亲又说：“你母亲几乎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宁可用我的寿换她的寿，让咱们大家都看到大治那一天。”说着眼圈红了。
熄灯以后，父亲突然问他：“你后悔当年因说了那几句话打成了右派吗？”他说：“后悔，也不后悔”，父亲又把灯打开了问：“这话怎么讲”，他说：“我当初不说，我会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自私未能对祖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会自我谴责，而说了，却没想到是这种后果。现在看来我太幼稚。”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把灯关了，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
第二天清晨，全家商议给他两个任务，第一是陪母亲看病，第二是到上海去看一次叔叔，父亲说：“你叔叔情况很不好。”
他当天搀扶着妈妈，碾转几次公共汽车、电车到了医院。文革期间多数老医生均属“反动技术权威”、资产阶级臭老九范围，靠边站了，年轻人负责诊断。那时看病要拿户口本，属九种人范围的被拒之门外。挂号时他拿出户口本，负责挂号的女士看了户口本，户主栏上写着潘承孝，职业是教授，正在犹豫之间，他赶忙说：“这位老太太是我妈妈，她是早期革命烈士恽代英的后代，老太太病重，您给挂上号罢，下次再来时我带烈属证来”，旁边还有个护士看了他母亲浮肿的脸，对挂号人说：“你给挂上号吧”，这样他们才进了候诊室。
看病的是一个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简单的问了病情后，提笔就开药方。他赶忙说：“是否化验一下大便，可能便中有血”，年轻人说：“不用了，吃几付药下去也许就好了，不好再来”，他还要再说话，那位医生已经站起来，对门外喊：“下一个”，他只好搀扶着妈妈走出来。他感到，现在人命真不值钱，就和蝼蚁一般。可悲、可叹！！
两三年以后，母亲是患结肠癌去世的。肠癌早期手术是不会致命的，可偏偏赶上那个可怕的年代。
第二天他告别了父母和弟弟就往回赶，当时天津还有姐姐和妹妹，但他“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身份不好，当时不是串门的时候，怕给人家惹麻烦，就这样悄悄地走了。
回到家，夫妇见面很是高兴。他详细地讲了父母的情况。妻子告诉他机关一切未变，只是武斗中，机关死伤了几个人，调到沈阳的一个工程师前几天斗争会上被打死了等等。第二天他到办公室照了一个面，再一天他和妻子就一同去上海了。在上海他还有一个从未见面，养在岳母家中的已经四五岁的儿子。
他的叔叔潘承浩是中国十分著名的科学家。曾在法国、德国学习、工作，他的几个儿女都出生在国外，回国后大约1950年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并任中国科技大学名誉校长。五十年代初期，叔叔的小女儿他的堂妹－－阿福在北京地质学院读书，每逢星期天，他们经常结伴同行看望他的叔叔。叔叔的家眷在上海，北京只有叔叔一个人，大家见面非常高兴，经常去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坐坐。阿福毕业后分配到外地，他一个人也常常去看望叔叔。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叔叔，情同父子，两人无所不谈。文革初期，叔叔被当作“特嫌”押送回上海，吃尽了苦头。此时叔叔已从公家分配的一所别墅式的房子迁至大约五六层楼公寓式的房子的阁楼里。他和妻子在一个清晨，趁着人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那所楼。爬到顶层轻叩阁楼的木门，婶婶打开门看到是他们，喜不自胜，叔叔和他相见两人紧紧握着手，泪流满面。
叔叔没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只是出于爱国才回来的，审问时问叔叔：“你带着什么任务来的？”叔叔问答：“回国前，我只给自己一个任务，那就是报效祖国”。内查外调一两年没有查出任何一点问题。叔叔有一个习惯，就是保留信件，从谈恋爱到年近八旬信件都留着。于是红卫兵把信拿出来，用毛泽东语录逐条对照批判。
阁楼房间很小，叔叔一支接一支吸着烟，叔叔还说自己的大女儿，也就是他在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堂姐也正在禁闭着，无法相见。
叔叔回国前，把积蓄买了几幅法国著名的油画，带回来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未曾想到这也成了一条罪状，说是“伤风败俗”，因为其中有几幅裸体油画。
叔叔身体很弱。他们与叔叔彼此一再叮咛，依依不舍地离别了，他没和叔叔谈一句自己的不幸，怕加重叔叔的思想负担。
他们离开上海几个月后，叔叔患肺气肿，没有等到平反就含冤去世了。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科院派人去上海专程为叔叔平反。并举行了追悼会。还听说叔叔在中科院最后几年研究医学用的CT。当时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叔叔去世后，婶婶万分悲痛，把所有的那些“惹了祸”的信件，连他同叔叔带回去的文件都付之一炬。叔叔曾对他说，自己回上海时只带走了将要完成的研究材料，所有东西都扔了。几年以后，据说中科院又去叔叔家找文件。婶婶说全部都烧了。听说那个项目得了诺贝尔奖。受奖的是一位外国科学家，中国又丢失了一次机会。
这次去上海他们住在岳母家中，妻子的两个弟弟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因学业优良都留在清华大学任教，而当时都在江西省鲤鱼州劳动，那里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岳母对她的两个儿子也十分忧虑。只有他们四五岁的小儿子，还那么天真可爱。文革结束后，他的两个内弟都先后回来了。一个在山上伐木，没有传上病，而另一个下田种水稻患上了血吸虫病。真不知为何偏偏选这个地方去“劳动锻炼”，据说下水田时还必须赤脚下水，以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临返回前，他们夫妇还带着小儿子到浦江边漫步。他坐在江边，望着黄色的江水、两岸贴满的大字报和满地破碎的大字报的纸片在江风的吹动下在地上打转，一时思绪万千。从外国电台的广播中他知道许多国家，包括日本和台湾省都在腾飞而我们这块土地到底是怎么了？国难与家愁使他凄然泪下，他想也许不必愁了，噗通一声跳下水去一切也就都解脱了，又看看自己跑来跑去的小儿子，他又觉得自己真是胡思乱想。不、不，要相信自己的祖国、相信自己的民族。这块土地不会就这样沉沦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人民会觉醒的。回到岳母家。夜不能寐，写下了下面的一首诗。
“破碎的世界”
（文革中于浦江畔）
在这破碎的世界
美梦中带有噩梦
欢乐中伴有忧伤
那是一个须要奋斗才能
生存的人世
那是一个须要拼搏才能
免受屈辱的人世
当你感到厌倦的时候
当你忍受不下去的时候
请相信
严冬过去后一定是春天
你家乡小溪流过的第一场桃花水
会带来民族复兴的
喜讯
“牛棚生涯”
文革后期来了一个急转弯，叫做“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对象被请进牛棚。所谓牛棚者就是原来的办公室，改建成为临时监狱，上至党政机关、高校、企业，下至农村小队，一时牛棚遍及全国每个角落。
他的一些难友，所谓摘帽右派等等，陆陆续续进了棚。
他开始意识到“大概快轮到我了”。妻子告诉他要做好一切准备。第一件事把朋友之间的信件全部付之一炬以免牵连别人，自己写的日记还包括与妻子谈恋爱时的“情书”经严格检查后多数也忍痛付之一炬。妻子说进牛棚要穿破一点的衣服好，于是“牢服”也准备就绪，就连住牢里所需的被褥、牙具、毛选等妻子为他一一准备好。两三天以后下班前一个多小时，突然来了一帮专政队员，先读了毛的一段语录，然后宣布对潘家华进行专政，照例在办公楼兜了一圈，然后推进牛棚。专政队员指着一张桌子，说：“就坐在那儿，老老实实交代”，并指着大约一米宽的水泥地，说：“你就睡在那儿。”进屋以后定神一看，原来这个房间住着连他一共十个人，那九个人一声不吭，只埋着头写东西，专政队员走后，那几位牛兄、牛弟回头看看他，面部毫无表情，只有一个右派难友向他轻轻点个头。
不久妻子送来他的被褥，一切都是准备好的，甚至是演习过的，他很快铺好被褥，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毛选和稿纸开始“认真”的读毛选了。
牢饭是家属送来的，有些立场“分明”的家属不肯送饭，要牛兄牛弟自己进食堂先请罪后买饭。不久妻子送来牢饭，在专政队员监督下妻子把铝饭盒送到他手上，眼中含着泪。他还清楚记得，饭盒里放的是红烧鸡、油菜，下面是大米饭。吃到最后发现米饭下面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定要活下去”，正巧专政队员走过来，他赶忙把纸条吞下去了。他仿佛记得，有一个电影，描写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国民党监狱里似乎有这个镜头，没想到此时、此地他自己又演了一遍。
集体上厕所时，他观察一下牛棚的布局，原来办公室的一侧至少有十五六个房间都是“牛房”，一两个房间是专政队员的休息室，一个原来开会用的大房间已改成审“犯人”的地方。牢房大体都住满了，可能还余下两三个房间是为了后来者用的。
那天深夜十二点多钟，他被哭叫声惊醒，听来是正在审一名姓陈的老工程师。老陈是一个善良而又勤奋的老人，工作一丝不苟，知识面很广，可能因为“只拉车不看路”罪，又听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组织什么抗日救国活动他参加了，因而成了“特嫌”。皮鞭抽打声、嘶哑的求饶声、辱骂训斥声……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只有在反映德国***和日本鬼子的恶行的电影中听到过。他发现四周的人都睁着眼睛。他旁边是一位印尼华侨，可能也因为“特嫌”进了牛棚的。那位华侨小声对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该轮到咱们了。”他记起妻子留下的那张纸条：“一定要活下去”，是啊！要记住这句话。几天以后，听到走廊上一阵急促的脚步，这些牛兄牛弟都如惊弓之鸟，立刻意识到出了什么事，一位牛弟轻推开门看了一下，立刻被一拳打了回来。大约十分钟以后全体牛棚人物都被集中到一楼，看到一具尸体，脑浆已经流了一地，仔细一看那是刚进棚不久一位大约三十岁左右的牛弟，专政队叫大家一齐喊：“×××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一辆专拉死尸去火葬场的车已经到了。专政队大声命令，出来两个牛鬼蛇神把死尸抬上去，他主动站出来了，他抬头部，另一位牛兄抬脚部。刚要抬，一位专政队员说慢点。听这位专政队员对专政队头头说：“要不要通知家属来看看，证明×××是自绝于人民的”，那个头头说：“不用了，死者家属说不来了，早已划清界线了。”他们先把死者抬到担架上，再把担架推到车里，汽车缓缓的开走了。他的手上和袖口上粘满了死者的血和脑浆。他简单的在水龙头下冲了冲，就回到指定的座位上。这一整天他都在想。晚上许多人可能都在做噩梦，有哭声、有呼号声，但他眼睛都没有闭。他想多少烈士前仆后继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局面？多少烈士“愿把牢底坐穿”在地下若知此种局面又该如何想？他自己也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有些同学被捕了。他有些受骗上当的感觉。但他又想在欧洲如果由文艺复兴算起，由封建帝制到民主法制转型期也走了数百年，法国由推翻路易十六到民主政治，复辟反复辟大约有五次之多，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由戊戍变法、辛亥革命算起至今不过百年，看来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法制的祖国还不会这么容易。中国人民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深信上下而求索者决不是少数人，要相信我们的祖国总有复兴的一天，他又想起妻子的话：“一定要活下去”！他相信或许能看到这一天，或许自己在祖国的前进中还能派上用场！
几天以后又发生一起“自杀未遂”事件，看来真有一些人想走这“一了百了”的不归路。一天，他看到旁边一位牛兄，垂头丧气，有时用拳头打自己的头，有时又用拳头打自己的胸。他想这位可能想到绝路了，他轻轻的对那位说：“振作起来，活下去！”大约半小时以后，专政队把他找出去，审问他：“你对×××说了些什么？”我如实的说了。原来那位在我说后半小时就打了小报告。使他认识到原来牛棚中不仅是牛兄牛弟，也有垂死挣扎的恶狼，狼的吃人本性是不会变的。后来知道，×××原来是该单位的团委书记，倒在他手下者不在少数。
在牛棚住了大约半年左右，一天宣布他可以回家了。并宣布他与妻子做为“五七战士”下乡劳动锻炼，并说这是对他的宽大处理。
“五七战士”
1970年7月2日一辆解放牌卡车把他们送到下放的农村。车上除了五六件行李（这是他们全部家当）还有原单位送的一个水缸和一双水桶和扁担。他和妻子坐在车上，一位陪同他们来的政工干部坐在驾驶楼里。大约三个多小时的行程，汽车下了公路开进了小山村。
这个小山村只有十二户人家，另有两家是一年前就下来的“五七战士”及十几个知识青年。小山村一向很安静，来了一辆卡车，新来了一户人家，也算是一件大事，下车后受到大家的欢迎。这是他反右以后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欢迎，大家七手八脚的把车上的东西搬到他们的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