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广播都说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有这么一段：“有人说，风大了不许焊、天冷了不许焊、下雨了不许焊，我们工人不信邪，硬是顶着管、卡、压，把油罐一个一个建成了。”
我对那位年轻的记者说：“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尊重科学就是尊重客观规律，劳动热情是宝贵的，但只有高昂的热情与科学态度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价值”，我说：“我们工人就是遵守了这些规律，所以才高水平的完成任务。”
我在兴奋中，不知深浅，还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一些作法，列举了一些事实，讲述了由于不讲科学给我们民族，我们的祖国造成的灾难。
那位记者深深地被我的发言所感动，并说：“幸好给你看看，稿子要重写！”送走那位记者，我们还有些担心，两三天后辽宁电台播送了“鲇鱼湾油库10台2万立方米油罐高质量顺利投产”的消息，文章写得很好，我们都说那是一位好记者。
1976年管道局成立了，“东八三”一部分人搬到河北省廊坊市，八三设计研究所大部分人员也迁至廊坊市，成立了“管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我和妻子也随之来到了廊坊，因为鲇鱼湾油库还有三台我参与设计的，当时全国最大的5万立方米浮顶油罐尚未施工，于是我1976年继续在鲇鱼湾工地参加3台5万立方米浮顶油罐的施工。白天工地仍是热火朝天，可是下班后，大家谈起“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又都摇头叹息，想起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前途，像一块铅板压在心头。
有一天工地上有些人交头接耳，传说“四人帮被打倒了”，旅大军分区吴参谋是工地指挥，我们也是知心朋友，有一天通知他去军分区开会，晚上十一二点钟，他打来电话，告诉我王张江姚四人帮倒台了，但暂时要保密。听了这个消息我非常兴奋，当即找到我的好朋友韩文来同志，老韩当时是铆工班长，为人正直，有觉悟，他听到消息，二话没说，拿了一瓶老白干来到我的宿舍。我把白天工人帮我从海边打上来的海螺等用脸盆煮了一盆，两人一面吃，一面喝，谈到祖国的未来，个人的志向，一时踌躇满志，不觉月已西沉，老白干也喝光了。
文革结束后，老韩做了旅大机电安装公司经理，三年前他患癌症在北京住院，临危前我坐在他床边，我对他说国家要建大量的油罐，好好养病咱们再一次一道干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多怀念那个时候啊，老八三真好！”说罢，泪流满面，老韩虽然不是八三队伍的人，但参加过八三会战，也深深地爱上了八三。
我在鲇鱼湾工地工作两年多，从工人那里，从实践中学到了不少知识，我八十年代先后写了两本关于油罐设计与计算的专著，分别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及烃加工出版社出版。“圆柱形金属油罐的设计与计算”一书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八三工程”已成立三十五周年，我也七十五岁了，我目前还分别在管道局、管道公司上班，并担任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交通运输部分的编制工作及国家石油储库的有关工作并任五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我要对得起老八三对我的培养和期望，我要优化用好余下的不多的时间，为祖国、为我们曾饱受苦难的中华民族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2005年
难忘的三只爱犬
我上初中一年级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一天姐姐抱来一只雪白的狐狸狗，并说：“他妈妈是一个马戏团演员，这狗一定聪明。”那是一只小雄狗。才来时钻在床底下不敢出来，但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一片，并伴我度过少年时期。当时正值盟军攻克法国沿海名城马赛，为纪念这一天，我们给它起了个怪名字——马赛。
我家住在一个小巷的尽头，马赛风雨无阻地在我下学的时候在门口等我，听到我自行车的声音，它先起来定神看看，确认后飞快向我跑来，扑到我身上。再大一点，它总想跟在我车子后面陪我上学去，发现后我就把它赶回去，但有几次它还是跟我去了。到了学校，我把车锁上，它就坐在车旁守着。
有一天，正在上课，听到狗抓门的声音，老师打开门，一只雪白的小狗跑进来，很快找到我，坐在我的书桌旁。同学们先是惊讶，后来都笑了。老师说你上学怎么还带狗来，我说他悄悄跟来的，老师也笑了。
抗日战争后期老百姓生活很苦，我中午不回家，只带一个小饭盒做为午餐，里面是一个小窝头，几块白薯和一块咸鱼之类。中午我与马赛共进午餐，我吃白薯他吃皮，小窝头我吃大半个他吃小半个，最后我伸开手，他把我手上粘的白薯都舔了。吃完后我肚子还是空空的，狗肚子也是扁扁的。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艰难岁月。
后来我考入大学，住校，只有每周六回家。上大学没几个月，一天我回来，马赛没接我，家里人围着它。它吃了拌老鼠药的食物，中毒了，已到了生命的尽头。它侧卧着，听到我的声音，它睁开眼睛看着我，眼睛是湿润的，带着忧伤和哀怨。也许它怨我为什么不辞而别，也许它怨我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我坐在小板凳上拉着它的前抓，大约半小时它闭上了眼睛。我的这只爱犬就这样走了。几十年过去了，梦中我们还常相见。
“文革”期间，在经历坎坷之后，我和众老九一道下农村劳动，并美其名为五七战士。我被下放到辽宁省新宾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在半山腰上，只有十二户人家，民风十分纯朴。我们的茅草房前，老高头家养了一条大黄狗，这条狗算不上名种，但和当地农民一样纯朴。这里老乡经常互相串门，那条公狗也常来，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
半年后，阿黄的主人迁到黑龙江省去了，主人走的时候，把房子拆了，值一点钱的木料都卖了，就是没把阿黄带走。阿黄在那堆瓦砾里徘徊了几天，有时找出几片碎布用牙咬住摔几下，哀伤地叫几声。
我收养了阿黄。
晚上收工回来，天色已暗下来了，扉门开着，妻子坐在小板凳上，在灶下做饭，阿黄坐在她旁边，火光把她和阿黄的脸照得红红的，那真是一幅绝美的油画。
东北的冬季是漫长的，这里的习惯冬天不上工，叫做“猫冬”。妻子暂时回上海老家了，我一个人有时在油灯下看书到深夜，得以暂时忘记了祖国和自己的悲哀。外面北风嚎叫着，阿黄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
两年以后我和妻子被通知调回城市，在我们收拾东西的那几天，阿黄已感到气氛不对，这几天它不肯出去，就睡在我们炕边。走的那一天终于到了，单位来了两辆卡车，老乡帮我们把行李放上，老乡送了一程又一程，阿黄也被牵着，一直送到公路边。当汽车开足马力向前走时，阿黄发出长长的悲鸣，反复地在山谷里回响。
几年前，一个朋友送我一只小母狗，来的时候还没睁开眼睛，是吃牛奶长大的。这只狗是纯种德国黑背，长成以后非常漂亮，可谓狗中“佳丽”，我儿子给它起个洋名字——罗拉。罗拉自幼温柔，活泼可爱，爱小孩也爱小动物，看家责任心极强，甚至有些小家气。来了客人如果拿着礼品，尤其点心盒之类，它摇着尾巴表示欢迎，客人走的时候，要想拿着我们送的东西走，那就难了，我们得紧紧抓住它，不然别想走。有一次妻子请木匠修家具，木匠把家具往外拿的时候，罗拉拼命地挡住去路，我用力抱住它，家具才拿出去。罗拉觉得我是“判徒”，竟有几天没理我。
有一次，一位美国女士来家串门，妻子给她削了一个苹果，罗拉居然跳起来，把苹果从她手中抢走了，这位女士吓了一跳，说：“我还不知道狗爱吃苹果”，我心里明白那是罗拉小气，后来发现那个苹果在门后面。
我们有一个小院子，我给它钉了一个“闺房”，罗拉就住在那里。我们楼上邻居养了两只狗，住在阳台上，后面邻居养了一只狗，住在他们的小院里，再远处还有一只狗。这五只狗逐渐长大以后，养成一个毛病，每到深夜，有时聊天，有时激烈辩论，有时又像谈恋爱，闹得四邻不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把罗拉又送回它原来的主人处。这一周我们非常想它，周末我们把它接回来暂住，罗拉看到我们，扑上来舔我们的脸，发出伤心的叫声。当晚罗拉坚持要住在我们的床边，她几乎一夜没睡，几次把我们舔醒。一个月以后，得到消息，罗拉回去以后，不爱吃东西，抵抗力减弱，得了狗瘟热去世了。
狗不知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它们把全部的爱献给了主人。狗不懂得掩饰和虚伪，坦露的只有真诚。
我爱狗，但我不会再养狗了，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去承受失去爱犬的伤痛。
1998年春
月儿弯弯照九州
日本鬼子投降前三年，1943年除夕那天的晚上，听到小区的胡同里一个人拉着二胡奏出幽美而又伤感的乐曲。几分钟后一个男低音又唱“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妻团圆聚，几家流落在外头……”声调低沉，略带嘶哑，似是一个老年人在唱。在那个时期，在日本鬼子占领区，在除夕、元旦也听不到放鞭炮的声音，外面静悄悄的，听到这个声音，许多家都打开门窗观望。
抗日战争期间我父亲随学校到了后方，因子女太小，也没估计到抗日战争持续这么长。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留在敌占区。母亲听到、看到这个情景不觉泪流满面。忙着拿出两个银元，叫我送去，并叫我问问那个老爷爷是不是也是家庭离散了。那年我才13岁，忙着跑出去，到了外面看到许多邻居围着一个老人。老人手里拿着一个二胡，花白头发。老人说：“我有两个儿子都是中学教员，不愿做亡国奴，受鬼子欺压，先后都到后方去教书了。我老伴是瘸子，行动不便。我们没有去后方。我是中学教员，几年前已经退休了。生活非常困难，我和老伴都发誓要活下去，要活到日本鬼子投降那一天，也想念我们的儿子。”老人一面说，一面流泪。
很多邻居，无论男女老幼都深受感动，老人脖子上挂一个口袋，大家向袋子里放钱，有的跑回家去拿钱。我把两元银元交给老人，老人说你给这么多，一个银元就成了，我说：“妈妈叫我给你的，我爸爸也在后方教书，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老人说：“谢谢你妈妈。”这时跑来一个小孩，把大人给他的放在红包里的压岁钱连包都给了老人。
回家后我把这个情景详细地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人民更加团结，一人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好传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转瞬间，1944年的除夕到了，那年的除夕夜又出现了去年的情景，母亲叫我送去一元钱的银元。这一年父亲留下的储蓄已经用光，家中靠变卖东西度日，姐姐失学了，在一个学校教书。家中勉强度日。我连忙跑出去把那个银元送给老人。仔细看看，老人头发全白了，背驼了。老人认出我来。说：“你们家一定也很困难，这银元我不能收，于心不忍啊！”说着泪水流下来了。我没有说什么，把钱放到老人挂着的布袋里就跑回家了。
抗日战争后期，每年冬天马路边上经常有因饥寒而死的尸体。一般老百姓都挣扎着活着，期望着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1945年的除夕夜，大约还是那个时候只听到二胡奏出的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曲调，没有唱歌的声音，而且奏出的曲调更加凄凉，略有颤音。大家都跑出来看，还是那个老人，只是背更驼了，走路有些不稳。老人对我说我想见见你妈妈可以吗？于是我带老人进了家门。当时我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卖了，几乎是一无所有了。全家处于半饥饿状态。母亲告诉老人日军节节败退的消息，并说估计就要投降了。并鼓励老人一定要坚持等到胜利的来临。老人说：“我老伴吐血了，听说是肺结核，我怕等不到那天了，她走了，我一个孤老头，怎么活？”说着哭了起来，走时老人坚持要把他布袋里的铜板倒出来一半给我们。母亲坚决不要，最后老人记下我父亲、母亲的姓名和详细地址，并说：“我儿子回来我让他们先向您们磕头”，又叹了一口气说：“好人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父亲回来了，全家团聚非常高兴。但一年、两年都没有老人的消息。可能老人等不到胜利那天先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