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天皇，赶走野蛮人”的口号，响彻了整个西日本，一个武士集团发动了针对德川幕府的叛乱。叛乱虽然很快遭扑灭，但几年后，德川幕府的一个元老级人物在回江户家中的路上遇刺身亡。一位日本作家将此事视为幕府时代的结束：“300年来，德川家族的声望一直就像夜空中满天群星所拱卫的月亮，甚至比当年镰仓时代的源赖朝还要盛大。但现在，它就像早晨的月亮一样陨落了。”
1868年，长州藩的下级武士发动政变，控制藩主后，倒幕的诸藩武士又在京师发动政变，成功地控制御前会议。倒幕派最终夺取了江户，将其改名为东京。
在这前一年，复辟时代的第一位天皇，即15岁的明治天皇，已经登基。他在他着名的《五条誓文》里宣布：“我们要从全世界吸收知识，以此来加强天皇制的基础。”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明治维新。这是日本这个国家的青春往事，波涛般汹涌而来的青春往事里，维新志士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摧毁了整个原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以及全面引进西方体制与文化的中央政府。
其中，粉碎幕府时代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法律取消了阶级的划分，从此商人们不用戴着镣铐跳舞，农民被允许自由择业，自由经营。作为幕府体制的坚石——武士，他们的世袭薪金先是被削减一半，后来又通过一次付清的方式被彻底取消，而且他们必须停止佩带作为其昔日优越地位象征的长剑。中国历代的官员们最适应磨道般超稳定的日子，最不能适应天地玄黄、风云激荡的时刻。很多日本武士却白断其臂，投身于这场有损于他们既得利益的变革。
他们的文化知识、管理经验和铁一般的纪律性与服从性，使他们再就业并不难——新政府系统的骨十，警察队伍的中上层，实行义务兵役制后的军队的军官。或者，因过去一直受到孩子们的崇拜，可以去做他们的教师，在全列岛推行义务教育，使整个日本“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人力资源；或者，因习惯了用真刀真枪说话，一切以取胜至上，怎样能够取胜就怎么打，在意识形态上相对灵活，对新技术新思想来者不拒，去做一个企业主。他们当起老板来，肯定具有身先士卒的品格，总是深入生产第一线。由此，与回避问题、粉饰问题截然不同，一个以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为主旨的“现场主义”，在日本有了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日本人打开的“儒教”这个包袱里，还有一条值得注意——在中国，从鹰爪遍地、构陷忠良的魏忠贤，到气焰熏天、吃里扒外的李莲英，“内宦外戚”从来是导致王朝政治腐败、皇冠落地的一丛毒瘤。可在日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批不但在生理上也在道德上被阉割了的宦官。
耐人寻味的还有，千年以来，日本以武士刀决斗不但蔚成风气，也是合法的；中国则除在武侠小说、电影里打得惊天动地，剑影刀光，让金庸、张艺谋赚个盆满钵满，名利双收，让无数读者、观众血脉贲张，顿生万丈豪情，但合法的持一定武器的公平决斗，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发生过……
与儒教引进日本没有一切照搬相似。
日本从唐朝起便派最好的学者去中国学习佛教，禅宗传人东瀛，就是日本宗教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最初，日本和尚也遵守中国和尚不许结婚的戒律，但后来他们感到不许和尚结婚有违人的自然天性，于是摒弃了这条独身戒律。今天日本的和尚都允许结婚，与不是和尚的人相比，和尚们大多有漂亮的妻子，有的还不止一个。日本和尚也可以喝酒吃肉，甚至烂醉如泥。他们能够将宗教与人性区别开来，这一区别，便让大海这边曾经被逐出山门的众多鲁智深们死不瞑目。
许多学者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日本既不属于儒家文化，亦不属于佛教文化，尽管它与二者有很密切的联系。犹如日本语虽从汉语中吸收了大量词汇，但日语和汉语仍是两个不同的语种。日本从中国文化中吸收了许多要素，但日本这台超级电脑是按其自己编制的程序运行的，它是一个独特的体系。
以儒教而言，它虽然落实到了社会的人伦关系与秩序等方面，但在外来的儒教文化底下，仍然有一种离原始状态不远的本土文化层，例如神道教之自然崇拜、生殖器与性力的崇拜等等。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日本，在压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工作文化之外，还有一个泛滥且精致程度为世所罕见的色情文化，因此，不论是工作还是纵欲，在岗位上做“拼命三郎”，还是下班后去做“西门庆”，两者都会发挥到极致；一些日本男人平时个个都像君子，待人彬彬有礼，可一旦涉及到性问题，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特别放肆。谈论起女人柑性事，个个眉飞色舞，毫无顾忌，他们会详细描述自己和女性做爱时的每个细节，包括女性生殖器官的形状、自己的动作姿态、女性的反应如何，并互相交流心得。
《江户参府纪行》里曾有叙述说，早在19世纪初叶，到日本的欧洲老外在路经江户（今之东京）近郊的风化区时，对当时大白天男人进出娼家就如同出入咖啡店一样毫无愧色而惊愕不已，殊不知在日本，妓院这类色情场所的设立坦荡得几如餐馆，两者都是生活必需的一部分。性行业异乎寻常地兴旺发达，已构成一种产业，日本人谓之“风俗业”。一种说法认为，如今日本性产业的规模在10万亿日元左右（10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此外，日本人玩日本人，时间长了，自然就腻了，日本男人便有专赴东南亚乃至全球“风俗XXX无料案内所”里的招贴新宿红灯区，那边风俗店很多，好像是政府准许的各地的“买春旅行”，去折腾外国妹子；接下来一部分不甘示弱的女性，也发起到海外买男春的性旅行。
可以肯定的说，日本人对性无忌和坦白的态度，至少在亚洲国家里是独具一格的。这一杂然并陈却又卓然独立的文化形态，可以说贯穿于与外部文化交融激荡以来的日本历史。
中国则在别无分店的儒家文化的浸泡下日趋烂熟。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曾为精英阶层设计的部分课程还包括骑马和射箭。但是这些日后都被儒家抛弃了，佝偻驼背、久坐伏案的中国精英除了手执毛笔外，几乎没有任何的体力活动。纤弱，被当做是一种文化的特征和悠闲的生活加以推崇。驯服又柔弱，使中国成了一个“阴”之国——软弱，回避创造性思维，只剩下派生性思维，害怕变革与风险，力求南山松一样稳定。
从许多城市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北方，北京过去叫北平，即“北方和平”；在两面，古都两安，意思是“两方安定”。
说中国人的图腾是很少活动却长寿的龟也不尽然，中国人也表现了自己取之不尽的创造力，这便是享誉世界的烹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还有不会动的花朵、树皮，乃至磨成发丝细的黄金．什么都能搞来吃，还能够色香味俱全，吃法有生吞活剥、火烧泥包，无奇不有。反观日本人、美国人，到现在还停留在生吃或用叉棍烧烤肉来吃的水平，比饮血茹毛的原始人好不了多少，要追上中国人至少要200年。
中国人亦表现了自己的冒险精神。当然不是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或是去南极探险，这是一种心灵冒险运动。即人可以平平安安坐在家里，却又充满变幻与刺激、能够极大地释放肾上腺素的运动——麻将。在当今，它还常常具有合法的行贿与被行贿的功能。千百年来，多少岁月老去，中国人的麻将不老；多少地方沧海桑田，可麻将声声依旧……
中国不再是一个有着汉唐般生机勃勃的国家。
日本对西部这块大陆的感知与认识渐渐发生了变化。
忍者，恶友（一）
虽然巾日关系在元朝时由于蒙古人的侵略出现停顿，而明朝实行禁海政策，到巾后期倭患愈演愈烈，所谓骚扰长汀三角洲出海口和闽浙沿海地区的“倭寇”，十有五六是巾国人自己，这也阻断了巾日关系；至明清两朝，日本已停止派遣使节到巾国学习，但自唐朝以来，日本人对巾国风俗人情和观念，甚至朝代变迁、人事更换的情报，都特别悉心搜集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人认为智慧的来源之一即是情报，搜集情报在日本被视为成功或失败的重要关键之一。与巾国人认为搜集情报是间谍或小人所为，一般人都予以排斥；相反，在日本则是全民自觉的工作。政客、军人和文人不必说了，就是渔民自大陆沿海返回岛上，也会自动向相关部门报告各地见闻，包括各地风土人情、经济物产、地理交通，甚至可能细到女子在家巾的地位，连人们使用的梳子、炯斗都画成图示。
据说，早在镰仓时代，日本就有专门刺探情报的独特团体，叫“忍者”，他们到外面去把有利于自己的东西简化、压缩后带回来，而对自己内部的事情却绝对保密不向外界透露。“忍者”们世代活跃不断，越做越大，最后不“忍”了，变成光天化日下的行径。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隶省官员王桐龄在其《日本视察记》中指出，近年来日本以东亚盟主自居，竭尽全国上下之力，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事、交通等各个角度，分门别类，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着作。其中，《汉文大系》、《支那省别全志》等书，每套皆有数十册，每册则有数十万字。
19世纪末直到抗战前夕，在“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的资助下，一群群年轻健壮、被称作“士官生”的日本人，利用假期纷纷来中国做社会调查。此外，“满铁”自身还有30000名员工。他们深入大陆腹地的城市和乡村，记录下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满铁”及下属机构编辑和搜集的资料、藏书形成“满铁资料”。目前，中国40多家图书馆或收藏单位藏有“满铁资料”，仅山东省图书馆便藏有“满铁资料”4000余种。直到今天，这份被称为是“满铁调查”的文献，其庞大的规模和一流的水准，依然让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叹为观止。以制图来说，一般军用作战地图的比例为1：50000，而“满铁”的谍报人员绘制的军用地图的比例达到了1：10000。也就是说，每个村庄的池塘、水井、猪圈、祠堂甚至一棵大榆树都在他们的视线之内。这成了抗战中我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却屡屡打不过日军的原因之一。
到了今天，可能又得“忍”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日本政府给中国提供的巨额无偿援助或无息、低息贷款中，有不少项目用于支持一些高校、院所的科研活动，它们涉及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多个省份和自治区。有人就发现，各高校或院所在申报项目的时候，日方有时会要求提供一些看来与该项目不是很相关的数据，比如当地的GDP等经济方面的基本数据，社会沿革、交通状况等，该科研项目的内容及发展方向，更是申报时不可或缺的……
日本人不仅搞中国的情报，还将这些或涓涓滴滴、或源源而来的情报，在日本提炼成了一门显学——中国学。
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教育、文学等各方面，日本的学术界对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近代出色的学者有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富冈谦臧、冈崎文夫等人；在现当代的着名学者有竹内好、丸山真男、藤井省三、沟口雄三、安丸良夫等。尽管学者们的观点、立场各异，但他们都取得了足以让中国许多学者汗颜的卓越成就。
历经明治、大正、昭和初年的内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代表性的中国学家。
他本名内藤虎次郎，今日本秋田县人，因故乡毛马内町位于本州北部十和田湖之南，而号湖南。他所开拓的中国边疆历史地理、满蒙历史地理、清朝史等研究领域，以及他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注重原典实证等治学态度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向和学术特征，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代学风。
1898年，内藤湖南的工作单位《万朝报》社给他放假3个月，并预支3个月工资200日元及旅行补助200日元，此外，得到同乡友人神田清兵卫支助的400日元，又从大阪商船公司借贷100日元。共凑集起900日元后，这年的11月初，内藤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