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遗忘历史
萧建生
我们周围不少人很容易遗忘自己的历史。他们既不关心过去，也不关心未来，既不能记住别人的恩惠，也不能记住历史上的罪恶，更记不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能认真对待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现象。正是因为对历史的麻木，结果导致前人的努力牺牲付之东流，公平正义不能得到伸张，文明无法得到积累，使社会和文明进化迟缓。
一些国人对历史的遗忘首先是对前人恩惠的遗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先人留下的古训。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记住前人的恩惠．更谈不上报恩，发扬前人的精神。
例如，西汉时期的路舒温，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为保护人权而呐喊的正义之士。他是河北巨鹿人，当时不过是司法部（刑部）一名小小的廷尉史，位卑而言轻。但是，就是这位小人物，最早为保障中国人的人权而奋起，最早起来揭发当时司法的黑暗。
西汉前期，文帝、景帝无为而治，废除了秦朝的一些严刑酷法。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国冤狱遍地。史学家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护，触怒了汉武帝，于是以言治罪，被投入监狱，判处腐刑——割掉了生殖器。曾平定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周亚夫，也被判死罪。罪名是谋反，可是，谋反的事实，却是他的儿子买了一些纸糊的刀枪，预备在周亚夫死后焚化。在狱中，周亚夫为自己辩护，可是审案的司法人员的任务，不是查清事实的真相，而是执行皇帝的命令。他们认为，周亚夫不在人世间叛乱．也将在阴间谋反．于是周亚夫只有一死。着有《淮南子》一书的亲王刘安，也以谋反的罪名被判死罪，此案还牵涉数万人被杀。但事实的真相，却是刘安不愿把一部介绍制造“仙丹”
技术的书献给汉武帝，使汉武帝大为震怒。还有江充向汉武帝告发的巫蛊案，也有数万人被牵连遭到杀害，其中包括太子和卫皇后均被迫自杀。当时全国人口总数才有一千多万人，而因谋反案被杀的人数就达十多万人，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人被杀，这个比例叫人震惊。而这些冤案的产生，牵连之广，罪名的成立，都是通过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制造出来的，所谓的罪犯根本没有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加以审讯，就被处死。
面对汉武帝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路舒温极为忧愤。所以，汉武帝死后，他冒死向汉宣帝上书，要求改革司法制度，取消以言治罪，废除酷刑，要按司法程序公正办案，而不能以皇帝个人的喜怒随意判决一个人的生死。他认为，在严刑拷打之下，任何人都难以忍受，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所以，一个人的罪名很容易成立。这种先定罪，后审判的做法，很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每次杀人达数万之众，血流成河，实在叫人悲哀，以致‘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计”。
路舒温的奏章．揭露了中国古代人权被严重践踏的事实，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他为保护国人的人权免遭蹂躏所作的努力，他的精神和勇气，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对国人是有恩的。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独具慧眼，在《汉书》中，特别为路舒温这个小人物单独作传，并将路舒温的奏章全文记录下来，毫无疑问是希望后来人记住路舒温要求改革司法、保障人权所作的努力，并继承路舒温的遗志。
然而很遗憾的是，从东汉班固到如今，有几个人还记得路舒温这个名字？有几个人记得路舒温为保卫国人的人权所作的努力？有几个人还记得路舒温的恩德？有几个人还能体会班固的苦心？如今的我们，能够知道路舒温名字的人，寥若晨星，这难道不是国人的悲哀吗？
如果两千年来，我们始终不忘路舒温为保卫人权所作的努力，发扬他当年冒死呼吁改善人权的精神，为改善和保障人权而不懈地努力，那么，如今的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还有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保障中国人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亲自在太庙里立下了祖训，也就是为自己的王朝立下了一个‘宪法”。后世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立下的‘誓碑”前背诵其内容：“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世皇帝都必须在这里发誓遵从这一誓言，不得违背。也就是说，从他开始，以后历代皇帝都必须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不准以言治罪，不准杀害知识分子，不准株连无辜。
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切实地遵守和执行了太祖的这几条中国迄今最为开明的法规，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宋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法律上确保了当时的中国人过上了三百多年自由幸福的生活，使中国人的人权得到空前的保护，使宋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先世界上百年。
赵匡胤是有大恩于国人的，是我们永远也不可忘记的伟大名字。
可是，自宋亡之后到如今，我们有几人还对这个伟大的皇帝怀有感念之心？如今人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是，宋朝‘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人们除了记得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些典故外，有几个人知道赵匡胤为保障国人的人权所作的巨大努力呢？
如果一千年来，人们能够牢牢记住赵匡胤当年保障国人的人权的伟大恩德，并世世代代发扬赵匡胤的这种精神，坚持自由开放的政策，如今的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还有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为了富国强兵，保障人权，改善民生，不顾自身的安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坚决的变革，最后在既得利益集团与慈禧太后的联合攻击之下遭到失败，他本人作为国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在没有经过任何合理、合法和合情的程序下，就被慈禧终身软禁，丧失了人身自由。这是专制政治对法治的残暴的践踏。
光绪为了国家民族而遭不幸，他是有恩于民众的。作为国人，是应该报答他的恩惠的。然而很不幸的是，光绪皇帝很快就被国内的民众遗忘了。虽然康有为在海外呼吁要恢复光绪皇帝的帝位，但他的呼吁不但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相反，康有为还被人们咒骂为‘保皇党”。一个叫章太炎的大学者，甚至无耻地咒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很显然，正是因为民众对光绪皇帝恩惠的迅速淡忘和对他的境况的漠不关心，于是既鼓励独裁者不仅敢于蔑视法治剥夺光绪皇帝的自由，而且这样做也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恐惧。于是使得专制独裁政治不仅没有因为“戊戌变法”而有所改变．相反还更加强化。
对光绪皇帝恩惠的遗忘，必然使他的复辟难以实现。试想，如果当年人们能帮助光绪皇帝顺利实现复辟，重新掌权的话，必然要为戊戌维新平反，那么，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必然大大地向前推进，宪政和法治必然大大加强。所以，复辟在历史上未必都是反动的。
从历史上看，革命后的复辟一般难有制度创新，但至少能够避免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可以使文明的积累得以存留。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过成功的复辟，却有无数次成功的革命．结果使得中国历史进步缓慢。特别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少数民族入侵，因为无知，所以只有大规模的破坏，却不善于建设，一切从零开始。之后继续积累，但几百年后又一个改朝换代，毁掉一切又从头开始。中国历史就这样原地进退难以进化。
对光绪皇帝恩惠的遗忘，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遗忘，而且是对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的遗忘，是对一个民族基本道德的遗忘，是对人类起码良知和做人底线的遗忘，这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冷漠和无情，也反映了我们文化的某种僵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成功复辟的原因。
光绪皇帝的时代离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尽管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因仍在发生作用。一些人对历史迅速遗忘的性格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任何的改变。
例如，宋教仁是中国立宪政治的先驱，是中国政党政治和民主竞选的开创者，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在早期辛亥革命党人中，他是唯一对宪政制度、共和制度、现代法治、议会制度以及政党政治进行过深入系统研究的资深专家，被称做“议会迷”和‘宪政先生”。为了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使中国走上民主、共和、法治、自由的现代文明之路，他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抗争，并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是为了中国老百姓的自由、幸福和权力而献身的。按理说，这样一位伟大的民主政治家，是国人的骄傲，作为今天的中国人，一个正在为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的民族，是不应该忘记他的。忘记了宋教仁，等于就是忘记了我们的民主共和宪政历史。然而很不幸的是，宋教仁的鲜血和留给后人的宪政理想．已经被许多国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一个宋教仁倒下去，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
宋教仁就埋葬在上海人潮如流的闸北公园。如今，宪政精英宋教仁墓沦为荒冢一堆，被野草淹没，同时被荒草淹没的还有国人的宪政梦想。一个为中国宪政奋争、献身的英雄，从此被淡化为遥远的历史。
试想如果国人没有忘记宋教仁，没有忘记他为民族作出的牺牲，没有忘记他的宪政理想，而是继承他的未竟之志和宪政伟业，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共和宪政事业不懈地奋斗，那么．今天的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被遗忘的岂止路舒温、赵匡胤、光绪皇帝和宋教仁，还有郭嵩焘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蔡锷及许许多多为现代文明奋斗的人士，也都被现在许多国人遗忘了。
还例如，在二次大战中，先后有几百万中国军人在与日本军队的作战中战死沙场，有以张自忠、左权为首的近两百多位将军壮烈殉国。
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我国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牺牲时年仅三十九岁，河北稿城人。一九三七年忻口会战爆发，郝梦龄亲自到前线督战，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他告诫官兵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十月十六日凌晨，我军开始反攻，郝梦龄和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亲自到前线指挥．连克敌人几个山头．在通过一段隘路时，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壮烈殉国。刘家骐也同时为国捐躯。
唐淮源，云南江川人，一九四一年任第三军军长。这年三月，第三军被日军合围中条山，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
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身边有人劝其投降，他严词拒绝：“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随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以身殉国，终年五十五岁。
冯安邦，山东无棣人，一九三八年担任第四十二军军长，他率部参加过娘子关、台儿庄诸战役，英勇奋战，屡挫强敌，战功卓着。一九三八年九月，冯安邦奉令率第四十二军转战大别山区，扼守要隘，阻止日军前进。日军向冯安邦部发起猛攻，冯安邦高呼：“杀敌报国，就在此时！贪生怕死，保存实力的军人，是国民革命的败类，不算是炎黄的子孙！”率部血战五十多天，日军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后来他奉命撤离大别山，转移到湖北襄樊一带，突然遭到大队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不幸遇难，以身殉国，终年五十四岁。
王甲本，云南富源人，一九四四年担任第七十九军军长。这年八月，衡阳失守，王甲本奉命率七十九军从衡阳外围迅速向南转战到湘南东安一线与日军展开血战。九月七日拂晓，日军便衣部队向七十九军军部进行袭击，王甲本率军部向西转移，不期正与日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寡不敌众，我方士兵全部壮烈牺牲。当日军逼近王甲本时，他拼死战斗，用手枪击毙几名日军，又赤手空拳与日军肉搏，头部、胸、颈都被敌刀砍伤，两手血肉模糊，最后被敌人刺刀刺中腹部，壮烈殉国，终年四十三岁。
佟麟阁，在一九三七年南苑之战爆发前夕，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四十五岁，当时他的夫人恰好送来书信，称父亲病危，要他立即赶回，但他执意不回，他给妻子回信道：“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
并诏所部将士：“此杀敌报国时也！”在激战中以身殉国。
戴安澜，安徽无为人，一九四二年初，时任中国远征军第二。。师师长，率所部万余人赴缅参战。在东瓜保卫战前，他在留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号令全军：“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部击毙日军五千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
后在孟关激战中以身殉国，终年三十八岁。
萨师俊，福建闽侯人，一九三八年任中山舰舰长。这年十月，中山舰奉命开赴武汉上游二十六公里的金口迎敌．遭到日机狂轰滥炸。中山舰遭到重创，逐渐下沉。
萨师俊左臂、左腿皆受重伤，右腿被炸飞，化为一血人。但始终坚持指挥，不离岗位，部下劝其离舰，萨师俊回答：“诸人尽可离舰就医，唯我身任舰长，职之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最终与一代名舰共沉江底，终年四十三岁。
这些优秀的军人，这些民族的精英，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慷慨赴死．感人肺腑，作为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的恩情，祭奠他们的英灵。可是现在有几个人还能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墓地如今在哪里？我们如何对得起这些英烈的在天之灵？当一辈后人连自己浴血卫国的父兄都不能尊敬和感恩戴德，又怎能奢望明天的社会理至情归？
国人还不应该忘记的，是美国人对我们的慷慨帮助。
清末以来，大批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不仅向国人传播基督信仰，而且创办了大批的医院、小学、中学和大学，为普通百姓治病，招收儿童进行现代科学教育。早在一八七一年，就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美国教会大学——文化大学，此后，由美国教会兴办的大学在中国陆续出现，如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协和医学院、湘雅医科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等。当时外国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共有十四所．绝大部分是美国教会创办。而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一一年，由清朝政府创办的大学，总共只有三所．它们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后两所为省立）．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落后于美国教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