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冯至的发言，闪现了火花。他结合自己对德国的认识，批判说：“想出种种残酷的办法来虐待人，在世界史上只有德国的希特勒和我们中国。”“德国人有一种奴性，对上级卑躬屈节。我们中国人，这种奴性也没有很好解决。是否需要有一个启蒙运动？需要一个启蒙运动，来把野蛮的、残酷的东西肃清。”长约二万五千字的全部发言记录，大致“与民间舆论同步”的，笔者只见到这么一段。
这次汇聚了众多重量级人物的高端会议，带给我们一个印象：对于时代，“文坛”是滞后的。如日不然，不妨看看一篇《伤痕》如何就把“文坛”搞得心劳意攘，一副“不能承受之轻”的样子——更不要说，还有人居然跟“四人帮”比谁更早批判了“黑八论”——这样的“文坛”，没有办法容纳文学中那些新鲜而有活力的因素。
所以才有《今天》一类自发文学、草根文学、民刊文学。它们进不了“文坛”，只好走向街头，出现在“西单墙”那样的地方。
四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文坛”刊物相比，《今天》以近乎于零的物力，惨淡起家，却办到那样的水准，取得全国性影响，给以后文学注入重要、新鲜的养分，成为文学史上不能绕过的存在……这一切，让我们切实领受了解放中的时代所赋予文学的充沛活力。显然，《今天》的成员们，抓住了这种活力：而三刊编委会联席会议的“文坛”显要，却没有抓住。
《今天》的源头，可溯至林彪事件后北京地下文艺沙龙和白洋淀知青聚居点的自发性写作，自那以来未尝中断，但始终没有机会使作品与公众见面。他们采取自行打印或油印成册的方式，在很小范围中交流。例如，北岛在一九七八年上半年，芒克在一九七八年八、九月间，都自制了个人诗作的打印、油印本。芒克说，自制诗集“可以说是办《今天》的一个引子”。（《沉沦的圣殿》，《芒克访谈录》，唐晓渡）不过，“西单墙”使自发性写作走出封闭，闪出机会。
北岛述说，一九七八年秋季某日，他、芒克和黄锐三人小聚，“大家认为现在形势不错，然后，我就说我们是否能干点事儿——我说办一个刊物，当时，芒克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只要有人‘煽动’他，他马上就会跳起来。芒克说：‘好，咱们干。’”
（《沉沦的圣殿》，《北岛访谈录》，唐晓渡）而芒克的回忆，将背景交待更清楚些：
就在我们忙着印诗集的同时，西单墙已经贴了许多大字报，还不断有上访的人游行。到十月，气氛相当热烈了。一次我、北岛、黄锐一起商量，觉得应该寻求一种更有力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声音，结论是应该办一份文学刊物。（《沉沦的圣殿》，《芒克访谈录》，唐晓渡）
编印经过不尽一一。这里举其一隅：
纸的来源。当时纸张控制很严，个人难以致之。芒克说，他正好在造纸总厂工作，“就请朋友们一块儿往外‘顺’”。北京人所谓“顺”，是对道德问题加以规避之后的“挟带”或“偷”的同义语。这样，“顺”了不少纸，加上设法自购一些，在文学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民刊《今天》方得问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刚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那天，第一期《今天》印毕，翌日，与社会见面，方式是张贴。
第一份张贴出来的《今天》，出现在“西单墙”，然后依次是天安门广场东边一排大木板、王府井某家大商店的门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部和虎坊桥《诗刊》编辑部。第三天二十四日，在北大、人大两所高校张贴。
各处反响无不热烈，驻足阅读者甚多。张贴处留有编辑者通讯方式，提供邮购并征求订户。同时，也在“西单墙”等处搞现场零售。销路迅速打开。第一期一千册，连邮带售很快告罄，远不能满足需求，又加印一千五百册。
经第一期的张贴，许多有志于草根文学的人留下联系方式，愿意加入《今天》的工作。这样，第二期的时候，组成了编委会，并确定主编（北岛）和副主编（芒克）。
第一期出版后，发生了芒克代表编辑部在一份民刊联合抗议书上签字的事情。
为此，编辑部发生激烈争论，大部分人均不认可芒克此举，认为《今天》只应是文学刊物，不涉及政治，争吵竟致《今天》分裂。
随即重建的《今天》因此有所规约。从内容看，《今天》专注于艺术性开拓，明确自己致力于非主流文学探索的使命，简单说，就是使那种为“文坛”所不能接受的作品得到出路，搭建体制外作家艺术家的交流平台。《今天》由此找到了定位和角色，它的作者群，以及所联系的各类青年艺术才俊，不单广泛，而且以后多成大器。这当中，除北岛、芒克自己，有食指、舒婷、顾城、杨炼、江河、阿城、艾未未、史铁生、陈凯歌、万之、梁小斌……由这名单，我们不仅面对“朦胧诗”的全部主力阵容。亦遥见知青小说、“寻根派”以至新兴艺术的幢旗。
《今天》，标识着自发文学或草根文学确凿地独立出来。从此，当代文学的线索不再是一条，而是两条。在“文坛”内，文学凭其建国以来一贯的体制和组织架构，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在“文坛”外，自发文学或草根文学则仰承时代的起伏变化，也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它们一个居于主流，一个处在边缘；一为庙堂，一为江湖。
庙堂这一边，按部就班，稳如泰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发表、出版、研讨、评奖、职称、住房……应有尽有；江湖这一边，时起时落，忽隐忽现，断断续续，自生自灭，至论新鲜、探索、激情和活力，辄胜于庙堂。
后三十年文学大势，概约如此。
五
“西单墙”是特定条件和时期的产物：
与政治走向有同步性，承载民众精神探索的愿望，又是各种现实矛盾、历史遗留问题汇聚和宣泄的管道……是复杂的混合体、多种意志的共生物。
在访谈中，北岛谈道：
我还记得邓小平在十一月十六日接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的时候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个加拿大记者在西单墙前面转达了和邓小平谈话内容。当时聚集了好几千人，我也在场。
当时没有扩音设备，所以他的讲话是被一层层人声传达出来的。（《沉沦的圣殿》，《北岛访谈录》，唐晓渡）这段回忆的内容本身，即如一首交织着多重旋律和声部的乐曲。邓小平不无支持甚至肯定的态度，民众聆听、倾听时的专注和隐然透出的亲切感、兴奋感，以及一个外国人置身北京街头、向中国民众“转达”邓小平谈话内容这略显怪异的场面……某种彼此交集、穿插、难以分解的感觉或气氛，唯一九七八年可见，大约也只属于一九七八年。
上述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的谈话，见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因年月已久，北岛有两处误记：一、会见时间不是十一月十六日，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二、客人佐佐木良，是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不是社民党委员长。有关“群众贴大字报”（实即“西单墙”）的那一段，《人民日报》所发新华社消息是这样报道的：
有关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邓小平副总理指出，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鉴别是非的能力和关心国家命运的觉悟是了不起的。广大群众是要求安定团结的，是顾全大局的。有些问题群众有疑问，有些话对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要向群众说清楚，要善于领导。
由于刚刚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理由认为，邓小平以上谈话能够代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层对于“西单墙”或类似现象的看法。现在网上有一些材料，显示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叶剑英、胡耀邦对“西单墙”均予肯定，由于材料目前还是非正式性质，这里暂不对原话加以征引：但邓小平对佐佐木良的谈话，确实说明截止一九七八年年底，高层未以“西单墙”为负面的事物。
翌年十一月下旬，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当时担任采访任务的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这样说：它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和精神”而召开，“特别讨论了‘西单墙’的问题。”（《“西单墙”是怎样消失的》，《新闻记者》2001年第2期）亦即特为解决“西单墙”问题召开。
李尚志将其现场记录的部分委员发言内容，抄录文中。这些当年所不见的材料，对了解“西单墙”的结局，自然很有意义。
几乎每位委员发言，都提到和围绕“安定团结”四个字；而我们知道，这正是一年前邓小平对佐佐木良谈话的基本观点之一。当时，邓讲了两点：一、肯定“西单墙”是“发扬民主”；二、希望顾及安定团结。从委员发言来看，如今认为“西单墙”
已经有损于此。
在这一总的看法之下，委员们从各自角度反映、说明、论证了“西单墙”的危害。
张福财委员说：
你北京有个“西单墙”，下边省里、市里也有个类似的墙；北京不处理“西单墙”，省里、市里就不敢处理他们那里的什么什么墙。因为下边看上边，地方看北京嘛！北京把“西单墙”处理了，下边也就有了依据，就会把下边那些类似的“墙”拆掉，全国才不至于乱，才不至于出现“文革”那样的动乱。“西单墙”到了该拆的时候了。
还有上访问题，上边提倡上访，又给路费，又是接见，报纸上一个劲地支持，弄得下边很难办。下边对宣传教育部门意见很大，特别是宣传上的片面性，人民群众是有意见的，思想解放不能没有边……由此可知，“西单墙”已形成示范效应，引起全国模仿，像滚雪球那样有越滚越大之势。他连带批评了“上边”鼓励上访和宣传媒体的思想解放，视为“乱象”。
李瑞环委员说：
“西单墙”一开始就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而我们有些同志还支持，这也是不正常的。你看看“西单墙”上那些内容，都是“文革”那一套，打倒当权者，你下去我上来，为什么我们整治不了呢？我看应该对它采取措施。有些人打着“民主”
的幌子，到“西单墙”上去贴大字报，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出卖情报，还有些人在那里聚众闹事，堵塞交通，破坏社会正常秩序，这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能容许的。如果容许少数几个人的“民主”，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民主。如果照顾这几个人的“自由”，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自由。
他同样认为宣传工作上离开了马列主义、有自由化倾向，这也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觉得，当前一些报刊在关于民主问题的宣传上，不仅有片面性的毛病，而且也有时机上的错误。我们刚刚打倒了“四人帮”，刚刚结束了“文革”十年的搞所谓大民主的动乱，不集中力量批判无政府主义，相反却一个劲地片面宣传什么“民主”，我看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
显然，“安定”与“动乱”是各位委员所突出的主要矛盾，“西单墙”则被认为有导致动乱的严重潜质。
这样谈问题，或者这样来思考，其实有特殊的语境。那就是，中国刚刚走出“文革”。“文革”一物，有个怪异而且背反的特色：虽然它根本是反人民、反民主的，但在形式上却采取了所谓“大民主”——把所有秩序打得稀烂，上天入地，为所欲为。当其曲终人散，“文革”实际上给中国人造成一个惨痛记忆或恐慌：民主，将会带来社会动荡和动乱；甚至，民主就等于“乱”。知识分子自不会有这错觉，但绝不要低估千千万万百姓蒙此心理阴影的可能性。中国似乎就是带着这种记忆走出“文革”，并非只是国家决策层警惕再度动乱，大部分普通百姓也确实惧怕和厌倦动乱，他们的表述是“折腾不起”。
前面提到，尽管“西单墙”与“文革”内容截然不同，但因时代和条件的制约，它却无奈地借用了“文革”的形式或外观，在视觉上颇易相混。其次，一九七九年冬末春初以后，“西单墙”本身也发生一些变化，内容与话语渐集中为两种，一是特殊人群（如上访者、知青等）的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二是精英思想和精英立场。这两者，民众一般感觉与自己关系不大，或者说，不在普通百姓所理解和关心的“现实”
之内。
李瑞环所说“如果容许少数几个人的‘民主’，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民主。如果照顾这几个人的‘自由’，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自由。”其实颇有依据。什么是“全国人民的民主”、“全国人民的自由”？亦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饱尝“文革”十年乃至此前整整三十年之苦的老百姓，普遍希望迎来“太平盛世”，踏踏实实“过日子”。
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今。从某个角度，可以说中国国民心态和觉悟有问题，鲁迅早年即苦于“寄意寒星荃不察”，然而揆诸历史与现实，至少一百多年祸乱不止，如今老百姓只想“一心一意奔小康”，并非不可理解。
应该看到，在思想解放运动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已走上分化之路。起码精英立场、知识分子使命感，与普通百姓的价值观之间，南辕北辙。后者坚定地向往“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而且随着物质生活改善的日益落到实处，态度也愈加明确。
时至于今，精英阶层“修齐治平”那一套，在社会上基本货而不售。
对此，不能简单论以对、错。现实从不无缘无故。凡现实即合理，反过来，凡合理亦当合于现实。以此而言，邓小平的凡事服从“大局”，尊重实际、忍耐缺陷、理智治国的思路，可谓深谙民意、洞中肯綮。
所以，“西单墙”会在他曾表嘉许之后一年，由北京市人大、市政府拆除——当时宣布是“搬移”，从西单移到月坛公园。
又一年，一九八〇年九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对一九七八年，以一词形容足矣：大开大阖。
阖，门板之谓；用为动词，意“闭合”。
《易·系辞上》：“一阖一辟谓之变。”一九七八年，有所开，有所阖。开阖之间，时代转换，新局成形，就此奠定三十年改革开放、以稳为重的基业。
读《悦读》随感
王学泰
从七月底到八月中在同仁医院作针灸，由于大夫医术高明，就诊者很多，每天都要花很长的时间耐心排队挂号和候诊。
此时就以《悦读》为伴，消磨时间。不料越读越有感触，便随手简要地记在书眉上，有暇整理成文。所涉及的文章不少是熟人或师友的作品，引文中一律称名道姓，临文不讳，尚祈鉴谅。
讲人道先从对“坏人”开始王培元的《百姓的苦与公卿的苦》中的所引资料，虽然大多也知道，但经作者的编织，读来还是感到痛楚。现在年轻人戏论史书，每好讨论“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实际上，如果做老百姓、特别是当农民，哪个时代都差不太多，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年胡适提出“五鬼乱中华”，呼吁中国人发展教育，赶走“五鬼”
（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梁漱溟驳斥胡适说“五鬼”皆因帝国主义，胡适反问道，难道帝国主义没来之前，老百姓生活就很幸福么？问得梁漱溟张口结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