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雄辩之才
汉武帝从巩固和发展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出发，坚决采用了革新的政治措施，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并以全力抗击了匈奴，改变了北方强敌压境的局面。而桑弘羊则完全站在武帝一边，他从财政经济的具体措施上，帮助汉武帝制定并贯彻执行了一系列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盐铁官营政策，有力地支持了汉武帝的政治主张。这种官营政策，是汉武帝利用国家政权，在经济上进一步铲除奴隶制残余，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汉朝富国强兵的基础。因此，它必然遭到一些富商大贾以及在政治思想上有不同倾向者的强烈反对。早在元狩年间开始设立盐铁官时，就引起了一连串的“沮事之议”。董仲舒和司马迁首先在理论上提出反对意见，董仲舒主张盐铁皆归于民；司马迁则把武帝一代的经济政策尽量列举，予以贬责。并引用卜式的话“烹弘羊，天乃雨”来表示对桑弘羊的怨愤。另一方面为受到打击的代表人物如蜀卓氏，南阳孔氏等富商大贾树碑立传。种种情景说明武帝的经济财政政策受到的反抗是一直存在的。武帝死后，昭帝时，又提出“罢盐铁”“退权力”的主张。利用政府诏举贤良文学“问以民间疾苦”的机会，极力反对武帝以前的政治措施。著名的盐铁会议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所谓盐铁会议，不仅是讨论盐铁问题，凡是汉武帝所实行的一切财政经济措施如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类专卖等政策，都在讨论之列，甚至对于重刑罚还是重德教，重农还是重商，抗匈还是和亲等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所以这次会议是一次不同政治主张者的辩论会。
这次会议是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举行的。在这一年，杜延年看到了武帝留下的即将败落的社会景象，屡次向霍光提及，认为国家连年歉收，人民四处流浪无法还乡，应该重修文帝时的节俭之政。霍光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诏令郡国贤良文学，讨论民间疾苦。
在这次会议上，政府方面的大臣有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史、御史等。在地方代表方面，留下姓氏的贤良文学有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九江祝生等共六十余人。丞相田千秋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政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他紧密结合当时政治经济形势，运用商鞅、韩非等思想家的学说，以雄辩的口才舌战诸贤良文学，共发言一百一十四次，把贤良文学驳得无言以对。
这次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次以盐铁、均输、酒榷等财政经济政策的兴废为讨论的主题。贤良文学主张罢黜，而桑弘羊反对罢黜。结果，政府方面允许罢去酒类专卖这一政策，而其他的则加以保留。会议结束之后，贤良文学要返回郡国时，他们向丞相和御史大夫辞行，因为前一段讨论激烈，言犹未尽，所以在辞行的时候，又接着进行了辩论，这可以算是非正式的讨论会。这次以匈奴问题为中心，桑弘羊认为应该继续完成武帝遗志，而贤良文学予以否定。在这次会议中，双方还讨论了是重罚还是应重德教的问题。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当时汝南人桓宽根据会议的发言，将其记录整理成《盐铁论》一书，所以一般都把这次会议叫做“盐铁会议”。这次会议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一方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一方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的讨论和评价。霍光非常重视这次会议，但是他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从他当政后施行的政策看，他是按汉武帝轮台诏的精神进行的。这也是他与桑弘羊在政见上的分歧所在。所以，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来说，是有利于霍光而不利于桑弘羊的。但是桑弘羊的雄辩口才使其在理论上仍处于上风，汉朝的国家政策决定权也没有完全掌握在霍光手中。
盐铁会议结束后，一场迫害桑弘羊的阴谋便在孕育之中了。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霍光指使杜延年、杨敞诬陷桑弘羊勾结燕王刘旦（武帝之子，昭帝之兄）谋反，对桑弘羊下了毒手。于是桑弘羊及其家人都惨遭冤杀。在这起事件中，上官桀也没有逃出霍光的手掌，也一同被杀。于是，排除异己之后，霍光将更大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桑弘羊死后，西汉王朝的法家路线在昭帝和宣帝时又继续执行了三十多年。直到元帝刘奭即位后（前48年），儒家路线才又占了统治地位。
桑弘羊虽然惨遭不幸，但是他辅佐汉武帝执行的法家路线和各项政策，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新生的封建制度、抗击匈奴的侵扰、消除复辟和分裂危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执行了一条正确的法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使他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同时，他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与农民阶级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武帝时期已经有局部的农民起义，元帝以后，这两个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了西汉王朝的覆灭。
（二）经济思想
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中，充分阐明了自己的经济观点，他非常重视工商业的作用。桑弘羊认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各种各样的“养生送终之具”必须“待商而通，待工而成”。如果没有工商业，就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满足不了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正因如此，桑弘羊认为发展工商业也能使国家致富。“富国非一道”，不一定是非搞农业不可。
桑弘羊作为封建国家的财政主管，主张由国家“塞天财，禁天市”，垄断山海之利，垄断铸币和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以取得支配社会经济生活的轻重之势，使“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然后由国家利用轻重之术，即通过控制商品、货币流通等经济手段，在国内排斥富商大贾，“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在国外则损敌国之用，使“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实现富国除害双重目的。同时，桑弘羊还提倡扩大消费，认为“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而且，桑弘羊还把官营经济事业扩展到农业领域，赞同广兴屯田。
总之，轻重论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桑弘羊的充实和推广，已扩充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术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他是以管子的思想为主、兼融各家思想的结晶。轻重论主张由国家扩大财源而不增加百姓赋役，对国家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不可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必须运用经济规律，这些思想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对后来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轻重论强调流通而不重视生产，认为富国不可只依靠农业，只要通过轻重政策控制流通领域才能起到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