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担任农丞实行告缗
汉武帝下诏在全国实行告缗运动是有过程的。告缗令创始于元狩四年（前119年），这道诏令的本意是想鼓励富豪如实上报财产，或如实把财产税缴纳给国家。武帝这样做是受了卜式的行为的启发。卜式曾愿将一半的家产捐给国家，以帮助解决边地战争的费用。元狩四年，卜式再次捐钱二十万，以助国家徙民实边的费用。因此，汉武帝非常赏识卜式的做法，就拜他为中郎，同时布告天下，让民众都知道这件事情。哪知此后，豪富巨商乃至百姓不但没有人捐献财产帮助国家，而且隐瞒财产、逃缴财产税的现象更加严重。这使武帝大发雷霆。为了与这些工商业者作斗争，元狩六年（前117年），汉武帝让杨可专门主持告缗的事，发动人们对工商奴隶主逃避算缗的违法行为进行告发。这时作为右内史（管理京师的官）的义纵，认为这是扰民，企图把告缗运动打压下去。于是他站在商人的立场上，指责告缗的人不是好人，公然在京城逮捕杨可的使者，公开和告缗令作对。这件事报告给汉武帝以后，武帝大怒，坚决支持杨可，下令以蓄意破坏告缗为理由，杀了义纵，并将对算缗和告缗持消极态度的大农令颜异撤职并判了死刑。这样，就从政府机构中清除了推行算缗和告缗的障碍，使杨可得以放手进行。
元鼎元年（前116年），博士徐堰奉派到各地去视察民情，竟假传圣旨使胶东、鲁国恢复自由冶铁和煮盐，明目张胆地同盐铁官营政策唱对台戏。他的破坏活动被张汤揭发，武帝派给事中终军审理此案。终军责问徐堰说：“现在国家统一，万里同风，你巡行在国境之内，却说是‘出疆’，这是什么话？”徐堰最后被处以死刑。
由于实行了桑弘羊的财政措施，元狩四年的巨额财政支出基本上有了着落，从物质上保证了这一年对匈奴战争的大胜利。
元鼎二年，武帝升任孔仅为大农令，命桑弘羊接替孔仅的位置任大司农中丞，负责国家财政收支。有了这个正式的财政官职，桑弘羊能更直接地发挥作用。这年十一月，御史大夫张汤因受人陷害而自杀，这是武帝法家集团的一个重大损失。
桑弘羊当了大农丞后，为了支持杨可把告缗坚持下去，又重申了告缗令。这样，告缗的活动就在全国普遍推行了，“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的工商业奴隶主“大抵皆遇告”。武帝和桑弘羊派遣许多官吏到各地治缗钱，依法没收不法工商奴隶主的财产和奴隶，被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全国共一千三百一十四县，与武帝时大致差不多。依此推算，没收的土地有几千万亩。没收的土地和奴隶的数量都大得惊人，经过这次告缗，中等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多破了产。这是西汉王朝对工商奴隶主的致命一击，也是反复辟斗争的重大胜利。工商奴隶主的经济实力基本上被摧毁，复辟奴隶制的社会基础受到了一次大扫荡。经过这次轰轰烈烈的告缗活动，汉朝政府得到以亿计的财物，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政府的国库却充实起来，有力地支援了汉武帝的对外战争。
（二）屯田政策
汉武帝时期进行的规模巨大的事件一是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二就是经济政策的改革。而后者也是依前者的需要而进行的。
武帝时期的屯田政策还要从张骞出使西域说起。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达到了鼎盛。而此时匈奴也发展到了十分强大的时期。匈奴控制了天山北麓的西域诸国。冒顿单于骄傲地告诉汉朝皇帝，他已经把射弓的人都并成一家了。
汉代时，敦煌、祁连之间是一块水草丰美的牧野。这里生存着少数民族月氏。西汉初年，匈奴老上单于把月氏王的头骨拿来装酒，并且赶走了月氏。月氏越天山、过大宛，最后征服了大夏，才算重新安定下来。后来武帝听匈奴的降人说，月氏很想向匈奴复仇，但苦于没有帮手。武帝一听，认为这正是联合月氏抗击匈奴的好机会，于是有了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事件。我们知道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他的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19年。目的是联合乌孙。乌孙也是秦汉时期居于西北的一支少数民族。此次联合乌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匈奴的势力已经在汉朝的打击下逐渐衰退，而乌孙又强大起来不肯再侍奉匈奴。汉朝与乌孙联合不仅可以“断匈奴右臂”，还可以招徕大夏等西域诸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同西域的联系通道。从此以后，汉朝开始在西域移民屯田。屯田政策就是因此需要而产生的。汉朝同西域的交通建立后，每年有大批使臣、商旅行走在这条路上，但是此时河西人烟稀少，物资供应仍然很困难。同时这里常年有不间断的军事活动，后勤供应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提出从河西迁民于西域，扩大西域屯耕的意见。他认为，新疆轮台以东地区有大量可屯垦之地，益种五谷，而且河西人口和经济已初步发展，继续加大屯垦力度已具备了相应的条件。而且，屯田可以供给来往于河西的军队、使臣、商旅。但是武帝此时已到暮年，而且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很不振，已经无力扩大对西域的经营，于是下诏停止。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汉武帝“罢轮台罪己诏”。桑弘羊的屯田之策没有得到实施，但是汉武帝的后继者实施了屯田策。在汉宣帝的时候，屯田策在西域地区得以实施。
（三）盐铁官营的整顿和发展
桑弘羊自入大农为中丞，创设均输以调盐铁，即有侵入孔仅职权范围的趋势。而告缗令的重申，尤为孔仅所反对。但施行的结果，以均输调盐铁，居然支持了平叛两粤及西羌的军费。而政府方面，也以缗钱盐铁之故，而国用为之少饶。事实胜于雄辩，在武帝眼中，桑弘羊的分量日益增加，这是无可厚非的。孔仅为大农令，不过两年，即被罢黜，武帝对桑弘羊的信心是坚定的，一切财政经济大权完全操纵在桑弘羊一人手中。
随着盐铁官营的实行，其成效也日益显著，但弊端也日益暴露。由于担任盐铁官的工商业奴隶主的破坏，他们把武帝、张汤、桑弘羊等法家集团准备实行的打击工商业奴隶主的政策，预先泄漏给某些工商业奴隶主，让这些人乘机捣乱。另一方面又以盐铁官的身份为掩护，故意制造劣质的铁器，抬高价格，强迫人民购买，破坏盐铁官营的信誉。张汤也因此自杀而死。张汤死后，武帝和桑弘羊才发现问题出在孔仅、咸阳这些人身上。元鼎四年，孔仅被免去大农令一职。元鼎六年，孔仅和东郭咸阳同窃取御史大夫要职的卜式勾结在一起，开始抨击盐铁官营政策。武帝当机立断，于次年（元封元年，前110年）贬卜式为太子太傅，罢掉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官职，提升43岁的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也叫搜粟郡尉），兼领大农丞，总管财政经济工作。
由于盐铁官营政策存在上述缺点，执行得也不够彻底。因此，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司农之后，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盐铁官营问题进行了整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全国有二十七个郡设置盐官，共有盐官三十六处；铁官在四十郡中有四十八处。当时盐官的分布，在东北远至辽宁的盖县，西南至云南的安宁，西北达内蒙的河套西北，南抵广州，东南到浙江的海盐。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都是非常罕见的。
官营盐铁业中的主要生产者是民、卒、徒、佣工、工匠等，主要由政府自备资金。具体做法是，由官府招募民间百姓从事煮盐，官府供给煮盐用的器具，并按煮盐数量给生产者以佣钱，这其中也包括口粮，产品全部由官府统销。
据《盐铁论·禁耕篇》记载：煮盐冶炼的地方，大部分都靠近山川，距离非常遥远。各郡服役卒由于无法忍受路途遥远、劳动强度大的状况，往往雇人代替自己服役。而在铁的运输过程中，官府按户口让民户运输铁器，同时故意压低运费。这些民户还要雇佣人代他们送到地点，发给这些人佣钱。费用之大，使百姓深受其苦。
《盐铁论·水旱篇》中记载：盐铁业中，卒、徒是主要生产者，卒是服徭役、兵役的农民。徒是刑徒，是罚服苦役的罪人。刑徒在服役期间不能任意买卖和杀害，在法律地位上是民的一部分。此外，在官营盐铁业中劳动的也有奴婢。如武帝于后元元年（前88年）让赵过推行代田法，就曾在盐铁业中安置了奴婢从事劳动。
总之，武帝官营盐铁之后，官营盐铁业中的劳动者是服役的卒、刑徒和招募的民、佣工、工匠。虽有奴婢，但奴婢不是主要力量。
盐铁官营大大缓解了财政困难。在元封元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丞。在此之前的元鼎五六年间，汉朝大举出兵匈奴，耗费军用物资巨大，但这些钱财物资都靠盐铁官营等经济改革的收入而解决了。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也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诸侯王凭借对海盐矿山等资源的垄断，煮盐铸铁，经济势力膨胀，收买人心，势力壮大，终将导致叛乱。而盐铁官营，则有助于削弱诸侯王的经济势力，使其无法与中央抗衡和发动叛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