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器分析道：景帝解除了“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之禁令，所以桑弘羊就是在此诏颁布之后“以赀为郎”的。但商贾能否参加赀选，争议就很多了。更何况，就算是商贾能够参加赀选，在从后元二年五月到十月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历法皆以十月为岁首），也很难完成诏书向全国下达、洛阳接到诏书后予以公布、参加赀选，然后以赀为郎再由洛阳来到长安，最后被任为侍中的全部过程。
问题是，桑弘羊担任侍中时年仅13岁，他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侍从皇帝，而并非被作为真正意义的官员。换句话说，桑弘羊的侍中头衔只是让他有一个进入宫廷为武帝陪读的名义而已。因此，桑弘羊的入仕也完全有可能是在景帝时期。
那么，究竟应如何确定桑弘羊的生年呢？如果一定要说桑弘羊出生于何时，我们倾向于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因为从各种情况来看，所谓“六十有余年”，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六十一年，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推测，但它既符合于人们通常的理解，也与桑弘羊作为执政大臣不能信口雌黄且精于计算的条件相吻合。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桑弘羊“为侍中”的时间定在景帝后元二年。这样一来，由于我们对“年十三”主张按周岁计，因而再加上十三年，即可以上溯到景帝二年。
（三）匈奴入侵边地不宁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奴隶制游牧民族，从战国时起就不断侵扰北方边境。当时与匈奴接壤的燕、赵、秦等北方诸侯国为了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曾各自在边界筑起了长城，同时积极备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抵御外侮的故事之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屯戍北边，并把各诸侯国所筑的长城连接起来，绵延数千里，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
秦朝灭亡之后，匈奴乘机作乱。楚汉之际，冒顿单于又趁机掠取河南地，统一漠南漠北，多次扰边。
汉初时，匈奴更加强大，不断侵扰边境，对汉朝形成了很大威胁。为实现领地的扩大和侵略更多的财产，他们与汉朝内部的分裂势力勾结，如燕王卢绾、吴王刘濞都曾勾结匈奴势力一起出兵。公元前200年，韩王信叛乱，高祖亲自率兵平叛，后大军迎战入侵的匈奴主力，被冒顿单于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失败而归。实力的落后迫使汉朝做出了“和亲”的策略，并且每年还要向匈奴赠送大批金银财物，但是匈奴的侵略并未休止，气焰非常嚣张，使汉朝损失了大量的财物。
文帝刘恒时，因国力不振，不得不曲意与匈奴和亲。而匈奴贪婪成性，屡侵汉朝边境。文帝后元六年，匈奴竟大举内寇，深入萧关（今甘肃省固原县东南），烽火几乎达到甘泉宫（宫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上），举朝上下，君臣俱恐。情势之重，可想而知。汉景帝时期，派御史大夫陶青驰至塞外，与匈奴和亲。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国内发生七国之乱，国力更加衰弱。但是，由于实行汉高祖以来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加之文、景两朝的精心贯彻，国力也在恢复之中。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文帝、景帝时期汉朝实力逐渐加强。在边境问题上，文、景时期都采取了募民屯边的政策，运输粮食，差遣人力充实边关，积蓄抗击匈奴的力量。到武帝时期，匈奴的扰边行为有增无减，这着实惹怒了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来请求“相亲”。武帝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大行（官名，负责接待宾客）令王恢主战。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的官，相当于副丞相，丞相是协助天子处理政事的人）韩安国主和，而大臣们早已习惯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所带来的暂时的安宁局面，于是大多站在韩安国一边。武帝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和亲”。
两年后（元光二年），武帝再次征求对匈奴和战的意见。王恢和韩安国就此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武帝支持了王恢主战的意见。从此，西汉从武帝起，开始了对匈奴的大举反攻。
凭借汉初七十余年的恢复和发展，武帝制定了反击匈奴的方针。武帝曾征求桑弘羊的意见，桑弘羊说：“汉朝有匈奴的存在，就像生了蛀虫的木头。又如生了病的人，如不治病，势必更加严重。春秋战国的时候，各诸侯国间也常常订立盟约，但制定的盟约都不是坚固可靠的，更何况是反复无常的匈奴！只有用武力解决，才能使边境的百姓得到安宁。”汉武帝非常赏识桑弘羊这番言语，回想自己即位以来匈奴不下数十次的扰边行为，武帝抗击匈奴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武帝使原有的陇西、北地、上郡等三郡恢复了秦时规模，卫青也因此升为长平侯。河南战役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从此，西汉的势力从今陕西北部越过鄂尔多斯，沿阴山西进到今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但是其后，匈奴并未停止对边郡的侵扰，匈奴“数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掠吏民甚众”。为确保河南地，汉朝于元朔五年和六年（前124年和前123年）先后两次反击漠南（蒙古大沙漠以南，这次战役史称漠南大战），出兵攻打匈奴右贤王部和单于主力，匈奴被迫退至大漠以北的苦寒地区，从而巩固了汉朝的统治。同时，这次战役也切断了匈奴东部和西部的联系，为尔后出击河西（今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匈奴和打通河西走廊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廷通过这两次大规模的战略反攻，构筑了北部边疆的战略防线，开始加强对河南地的经营，采取了积极开发的战略部署。
元朔六年（前123年）汉廷出击匈奴时，赵信降汉，赵信献计单于——诱汉兵继而取之。这也是伊稚斜单于撤兵漠北的目的之一，诱使汉军北进，在漠北予以歼灭。不料，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转而派霍去病率兵两次探入河西，不仅使匈奴的诱兵之计落空，而且还借昆邪王之手杀了休屠王，虏其部众四万余人。于是，汉廷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置“五属国”以处之，“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河西也正式纳入西汉版图。这一范围大约为今甘肃东南部兼庆阳市地带，北接陕西北部。这与河南之战后确定的地域相接，形成牢固的边疆防线。
漠南之战后，考虑到匈奴单于本部及左贤王仍具相当实力，并严重威胁汉朝北部边疆安全的现实，汉武帝决定乘河西新胜之机，加强北线进攻。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命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兵分两路，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相约共击匈奴。这就是著名的漠北大战。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匈奴军9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渡漠南下，从而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如果说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移王廷于漠北可以看做是一种战略转移的话，那么，漠北之战后的“漠南无王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的大范围退缩。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得到解决，匈奴远遁。“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书·匈奴传》）。从此，汉朝开始了对西北边疆的大规模经营。
这几次对匈奴的反击也是规模最大的几次。汉王朝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广大劳动人民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战争经费的不足与短缺。连年战争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支出。作战要有充足的粮草、武器、战马、人力供应，还要对有战功者进行赏赐及对士兵的生活安排等等。巨额的财政支出使汉初七十余年的积蓄很快就消耗殆尽。汉武帝的理财家们也开始活动，寻求敛财之路。桑弘羊针对当时的战争情况，从法家思想中寻求出路，形成了他独特的财政政策。对抗匈战争的胜利，桑弘羊也起到了一种独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