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表现之一是纂修群书。康熙帝继位后，很快将文治建设提到日程。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后又重开名实馆。此后，组织学者注释各部经书，整理编纂各种典籍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康雍时期，官修图书不下数十种，内容包括经史、诗文、音韵、字典、天文历法等，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它是中国古代最大，也是最后的一部类书。它编成于康熙、雍正年间，实际主持编纂的是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最终定本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汇编，下辖三十二典，典下再细分为六千一百零九部，总计一万卷。全书体例周详，分类详细，以类扩典，组成了一个严密完善的分类体系。内容的丰富，安排的严密，使得《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成为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百科全书。这些书籍既反映了康雍两朝文化建设的成就，也奠定了一代王朝稽古修文的深厚根基。乾隆年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统治者得以把更多的精力和更充足的财力、人力用于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在乾隆亲自主持和过问下，数十年间官修史书达一百多余种，不仅在数量上堪称中国历代王朝修书之最，而且在内容和部类方面，也包罗万象、门类齐全。著名的《四库全书》，它是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据统计，它著录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总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两千八百六十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其他注疏有《周易述义》、乐律有《律吕正义后编》、文字音韵有《清文鉴》、史著有《钦定蒙古源流》、史评有《御批通鉴纲目》、纪略方略有《平定两金川方略》、传记有《满汉名臣传》等等。这些为数众多的书籍的纂修，营造出一种博大恢弘的文治气象，把“康熙盛世”的文化建设推向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峰。
表现之二是民主进步思想。清朝是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王朝，并且是少数民族通过武力征服了汉族的明朝政权，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是满族夺取了汉族人的江山，社会各阶层的反满情绪十分高涨。尤其是清初的许多文人学者，非常不满清朝统治者对汉族的压迫和专制政策，比较普遍存在反对清廷统治的思想，还有些人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痕迹。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是这时期最著名、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黄宗羲的著作是《明夷待访录》，他尖锐地批判了极端专制统治，大胆地提出了这种制度是天下的大害，并提出了诸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等一些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命题；顾炎武的著作是《日知录》，他明确提出努力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以达到拯救天下人士，万世太平的目的；王夫之则致力于批判中国传统学术，对宋明以来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的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否定王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的同时，阐发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和历史观，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和阶段，成为中国近代实证科学的先导。此外，他们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也有所成就，主要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新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展现了很高的文化底蕴和创作才能。除此之外，这个时期遗民诗逐渐兴盛起来，产生了许多杰出的遗民诗人，例如阎尔梅、屈大均、陈恭一、吴嘉纪等。遗民诗主要以反映民族矛盾，表现民族思想和爱国思想为主题。
表现之三是诗歌、文学艺术的发展。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渐稳定和实行了许多有利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措施，清朝政权也逐渐被世人所认可，与清朝初期的反清、反对满族的盲目激进思想相比，这个时期的文人学者主要对清朝政治制度消极方面进行抨击和批判。在诗歌方面，不再以民族矛盾和反清统治为主题，而是致力于对艺术技巧方面的追求，以描写山水和借今怀古为主要内容。代表人物有赵执信、宋琬、施闰章等。在文学方面，长篇小说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的代表作品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叙述的是对清朝科举考试的落后制度——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如何摧残人才进行抨击，进而深刻全面地揭露了八股取士的弊端，语言尖刻、讽刺直接，它采用了夸张的手法，注重对人物表情和心理的细致描写，利用讽刺的手法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和残酷。其具有幽默感而又不失朴素的语言艺术，富有隐蔽的含蓄性，凭借这些优点使它成为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主要是通过讲述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主要人物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转衰的故事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各式各样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批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部小说描写细腻、惟妙惟肖、气氛浓郁，语言生动简练。它凭借思想、艺术和语言等诸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发展极致的标志和象征。此外，在短篇小说方面，以短篇文言式的笔记小说居多，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这些短篇小说虽然没有达到像《聊斋志异》那样的文学成就，但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代表性。此外，“康乾盛世”时期，世俗文化逐渐繁荣起来，尤其是戏曲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李渔的戏剧理论和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种地方戏曲的兴盛。还有，这个时期开始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领域、绘画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
（六）“康乾盛世”得以实现的动力和基础——人口和疆域
“康乾盛世”时期人口的增长和疆域的庞大，是“康乾盛世”局面得以实现的原动力和基础。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数量也迅速增长。农作物品种的培育技术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清朝人口数量增加，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创造这种盛世奇迹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人口的急剧膨胀与土地资源不足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由此也引出了许多不安因素，例如阶级矛盾紧张，大量没有土地的农民成为社会贫民和流民，成为威胁社会安定和政权不稳的潜在因素。因此，清朝统治者为了缓解人口的压力，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最重要、也最有成效的是推行鼓励垦荒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点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土地资源的潜力，来养活前所未有的庞大人口。它包括准许人民赴边就食，招民开垦新疆，放宽对新垦田地升科年限，永远实行禁止各省丈量田亩及抑勒首报垦田，新垦山头等等措施。人多地少地区的大量人口在政策引导和自然灾害的驱迫下，纷纷流向长江中下游的丘陵地带及关外的边疆地区。康雍乾多数年间，全国在册税亩数仅在六至七亿亩左右，但税亩仅仅是征收赋税的单位，不等于实际耕地面积。此外，垦田面积的大量增加与成倍增加的人口相结合，把传统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人口在边疆地区及长江、黄河上游地区的大规模毁草种田，毁林开荒，也付出了水土资源流失严重的沉重代价。
“康乾盛世”时期，康熙、雍正、乾隆共同开创的盛世局面很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疆域方面。三位皇帝在位时期，都为了巩固政权，稳定边疆地区局势进行过战争，进而稳定了清朝边疆的局势而且扩大了清朝的疆域和统治范围，从而为开创“康乾盛世”局面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等缅甸北部，西至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总面积达一万三千万平方千米。
简言之，清朝之所以会出现“康乾盛世”这样极具代表性的全社会和谐统一的繁荣局面，首先它应该得益于整个社会内部政治局面的安定和谐。在康雍乾统治时期，自从康熙帝平定三藩之后，国内中原地区几乎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国内没有战争，社会也就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停滞而继续向前发展，百姓没有颠簸流离之苦，可以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里耕作，过着自给自足的安定生活。这种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的状态得以长时间维持，这种稳定状态慢慢地积累沉淀，逐渐产生质变，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其次，就外部条件来讲，中国生产力状况在那个时期还是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社会能够制造出相当丰富的社会产品，这些商品也深受外国人喜爱，因此中国与外国进行经济贸易时常常处于出超的位置，这样就使得国外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这些收入有利于清朝政府进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因此这是盛世局面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还与康熙、雍正和乾隆这三位皇帝的统治能力和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三位皇帝接连统治中国一个多世纪，励精图治，勤政英明，在这期间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逸以及社会文化集大成的政策措施，也创新了一些制度用来更好地完善清朝政府的统治。他们通过上述努力也为这个盛世局面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