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痛苦无法抒解，只能借助酒来麻醉自己。史书记载，中国的饮酒之风，兴盛于东汉末年，正始年间玄学产生后，酒普遍地开始进入士人的生活。竹林七贤和酒密切相关。他们聚会在竹林，肆意酣饮。其中最以饮酒闻名的当数刘伶。
刘伶，西晋沛国人（今安徽宿州），字伯伦，爱好老庄之学。刘伶身材矮小，容貌丑陋，在当时那个注重仪容风度的时代，这样的人纵使再有才华也不会被统治者所重视。刘伶为人通达诙谐、胸襟开阔、行为放达，特别是嗜酒如命。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饮酒的逸闻趣事。有一次，刘伶犯了酒瘾，向他的妻子要酒喝。妻子非常生气，将酒泼掉，毁了酒器，哭着劝说刘伶：“您喝得太多了，这样有害健康，必须下决心戒掉。”刘伶说：“你说得很对，可是我怕自己没有毅力戒掉，需要向鬼神祷祝，借助他们的能力帮我戒掉酒瘾。你快去准备好酒肉作贡品。”妻子点头称是，马上准备了酒肉供奉在神龛前，请刘伶祝誓。刘伶跪在地上念念有词道：“上天生我刘伶，就是让我以酒闻名的，女人说的话，是不可以听信的。”说完便喝酒吃肉，不一会儿就醉了。伴随着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他好坦露身体，时常在家里脱光了衣服饮酒，客人进屋见到他这副尊容，都讥笑他伤风败俗。刘伶却不以为然：“在我眼中，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才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呢？”表面上看，刘伶是在放浪形骸，然而其中展示的意境却是玄学强调的回归自然。在自然状况中，或许没有完人，因为人皆有缺点，而有缺点不加掩饰即具光明之心，所谓“直行”之人。人在自然状况中已然超越了世俗羞耻，只留下精神意念间的自由快乐。这醉酒优游之态，是借行状而超越世俗，体现玄学“有”与“无”之间的那种似有似无，看破一切又包容一切的意境。
刘伶平时沉默寡言，从不轻易与人结交，对人情世故也不关心。他常常乘着鹿车，携着酒壶，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后面，并嘱咐仆人说：“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埋了我。”在与嵇康、阮籍结识后，刘伶有感于他们的才情，于是与他们“欣然神解，携手入林”。
《晋书·本传》记载，刘伶有《酒德颂》一篇。《酒德颂》中也有一位大人先生，他和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有同样的情怀和表现。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认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缙绅处士们，听到民间对他的评价，没有一个人不怒目相向的，都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醉倒之后，他飘飘然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在他眼中便成了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大人先生的这种精神状态，正是老庄超尘脱俗的精神境界。也是魏晋名士寄托精神的境界。经学者研究，在文学史上，刘伶是把酒后的玄妙境界，写入散文的第一人。
竹林七贤中另一位以饮酒著称的人物是阮咸。他曾经与族人群聚饮宴，不用普通的酒杯饮酒，而是把酒盛在大瓮里。几个人围坐在瓮前，相向而酌。此时，有一群猪也走过来寻酒喝，阮咸便跟在猪群的后面共饮。
阮咸，字仲容，是阮籍兄长武都太守阮熙的儿子。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
《晋书·本传》记载，在当时的尉氏县，阮氏家族全都居住在官道的南北两侧，时间一长形成了北阮富南阮贫的局面。阮咸一支一直居住在官道的南侧，家中虽然不乏官宦之人，但大多为官清廉，在家族内比较贫穷。在当时的中原地区，有“七月七，晒陈衣”的习俗，会在七月七当日曝晒经书及衣裳。据说晒过的衣服和经书可以防虫蛀。有一年的七月初七，居住在官道北边富裕的阮氏人家，将用绫罗绸缎做的衣物拿出来在阳光下曝晒，鲜艳夺目光彩无比。而住在南侧的阮咸也在自家的院子里竖起了几根竹竿，找出当时被叫做犊鼻裈的粗布短裤挂在了上面。阮咸的这一举动自然招来了族人的谴责。他们认为这是给族人出丑。但阮咸振振有词地说：“既然大家都在七月七这天晒陈衣，我也不能免俗，就把这些衣服拿出来晒了晒。这又碍着谁了呢？”
阮咸曾不顾等级、尊卑、名分，与姑母的鲜卑族婢女相爱私通。姑母要回到夫家去。起初答应要留下这个婢女，可是临到出门时又改变主意，将婢女带走。阮咸当时正在为母亲守灵，消息传到耳中，他不顾家中还有众多客人，二话没说，立即拉来客人的驴，来不及脱下孝衣就匆匆忙忙地跑出去追赶。过了好久，只见他和那个鲜卑婢女共同骑在驴上晃晃荡荡地回来了，嘴里还笑嘻嘻地说着：“人种不可失。”这个婢女后来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即东晋大名士阮遥集。
竹林七贤中，除了嵇康、阮籍对音乐有深厚的素养外，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即是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他曾经指出当时最高的音乐官荀勖所调的乐器与音律不符，高出半音。引得荀勖对他是既佩服又嫉妒。阮咸不但妙解音律，还善弹琵琶。阮咸根据从龟兹传入的曲颈琵琶，发明了直颈琵琶。后世亦称为直颈琵琶为阮咸，简称阮。一千多年后，阮咸的发明还在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县人。他虽为竹林七贤之一，但与其他六贤在气质上有很大的不同。他缺乏嵇康那种反抗的勇气，也不具备阮籍那种冷眼看世间一切的嘲讽性格，更不像刘伶那样沉溺于饮酒，就连山涛那种既然涉足官场就力图做个好官，使朝野为之倾倒的魄力也没有。
向秀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投心书海、与世无争的文弱书生形象。《晋书·本传》云：“（秀）清悟有远识。”他从孩童时起，就被同郡出身的七贤之一的山涛所赏识，但由于山涛与他的年龄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彼此没有深厚的交情，反而与嵇康、吕安较为亲近。虽然向秀有着和嵇康不同的玄学主张，但嵇康的人格魅力和玄学修养，彻底征服了向秀。面对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嵇康，向秀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在了从属的位置上。《晋书·向秀传》云：“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旁若无人。”嵇康有锻铁的爱好，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向秀似乎并非真的爱好锻铁，他之所以在一旁帮嵇康做一些拉风箱、递工具乃至抡大锤的工作，纯粹是为了和嵇康相处。从“相对欣然，旁若无人”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觉得勉强，而且内心还非常愉悦。这应该算一种心灵上的默契吧！
向秀“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以怫其心”。他以自己的渊博学问、“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来指引自己的为人处事，这正是“竹林之性”在他身上的体现。他淡定、超然的境界，使他无愧于七贤之列。
向秀爱读书、擅诗赋。在七贤中可以算是一个多产的理论家，他曾经注过《庄子》。《晋书·向秀传》记载：“庄周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向秀所注《庄子》的佳处其实不外“创新”二字，从中可以体会到不同于旧注的庄周“旨要”，他主张“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灭，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
向秀所在时代，学术界正处于儒学逐渐被道学代替的演变中，向秀虽十分精通道家学说，但他并不固执一端，而是儒道并举，在研究中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特别是他对人的重视不仅仅停留在人是宇宙万物之灵、天人合一的朴素看法上，而是阐明人的重要性。这一点成为他热爱人生、追求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的审美理想的理论基础。
他还与嵇康就养生问题展开过讨论。对嵇康提出的五谷于养生有妨碍的论点进行反驳。他没有否认养生，而是从人不同于动植物的特殊性出发，说明人首先只有靠五谷维持生命才谈得上养生。向秀认为人是“有生之最灵者”，因为人是有意识的，所以“人不同于草木不能避风雨”，但人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生存下去。从这个问题出发，向秀进一步引申到自先秦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对于五色、五味的态度问题。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他还从事实出发说明了不可能有靠养生而至于数百岁的人，还指出嵇康提倡的那种“抑情忍欲，割弃荣辱”的养生办法，使人割舍人伦之乐，对于养生反而是有害的。
养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向秀、嵇康在这个问题上虽有争论，但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他们都强调人的重要性，特别是个人的重要性。这些观点是庄子那种“独与宇宙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在经过汉代“独尊儒术”的僵化统治后的重新复兴，这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嵇康被杀后，向秀在家中闭门沉思。不久，他来到洛阳，叩响了大将军府的大门。据说，当时司马昭正在府中与臣僚议事。见到向秀，司马昭故作惊讶地问道：“听说你有像巢父、许由躲入箕山那样隐居终身的志向，那为何如今又出现在这里呢？”向秀回答说：“巢父、许由不识时务，不理解尧帝的一番苦心，不值得效法。”司马昭非常高兴。从此，向秀走入仕途，先后担任过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正是由于不得已而入仕，因此他也只是做了个“朝隐”之士。一个寒冷的黄昏，向秀路过曾与嵇康等人聚会的山阳旧居。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清越高远的笛子声，向秀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近了曾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向秀仿佛又看到了朋友们的身影，回到住所，他满怀惆怅。写下了《思旧赋》：“……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公元272年，嵇康被杀的第十个年头，45岁的向秀在忧郁中离世。
竹林名士在个性上各具特色，但不论哪种，都是自己选择符合自己个性生活方式，并在实践中表现出个性解放的愉快和“与物无伤”的修养。他们越礼超俗、率直任性、无拘无束的行为，看起来有点像消极颓废、玩世不恭，但就其精神而言，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在这些任诞放达的行为举止的背后，包含了他们对时代的思索，对礼法的蔑视，对生命的享受，对自由的追求。隐逸于竹林，冶游山水，并不单纯在于欣赏自然山水之美，而是在欣赏自然山水之时，寄托自己的情感，表明他们对污浊世事的不满对功名利禄的鄙视，以及对淡泊操守和孤高品格的珍重。沉湎于酒不是一般酒徒的贪杯，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内心苦闷的自裁，是一种艰难处境下的世故和手段。试问题，没有酒，胸中块垒，何以浇之？没有酒，险恶社会，何以避之？
在混乱黑暗的时代，竹林七贤把“兼善天下”的进取意识深深地埋藏起来，把老庄哲学的无为、尚真与返归自然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自由解放的新气象和不伪饰、不矫情、顺其自然的新的道德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