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基督教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能发端于西欧并在北美扎下根，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基督教的影响不可分割。实际上，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与基督教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发表于1963年的天主教会的社会教义《人世和平》，在绪论中阐述了基本的“基督教的原则”：“任何秩序良好和健康的社会的基础”是对个人的尊重，个人应当享有一系列“普遍的、不受侵犯的和不容剥夺的权利”。恩格斯在评价新教主要教派之一加尔文教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时指出：“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著名法国政治学家夏尔·托克维尔在评价清教教义时指出：“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清教于16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属新教的分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清教徒广泛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主张民主共和，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在开拓北美殖民地时，英国的清教徒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信仰对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托克维尔还进一步评论了宗教与自由的关系：“宗教认为公民自由是人的权利的高尚行使”，而“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
第四，基督教与“天定命运”说有密切关系。首先清教的“宿命论”是“天定命运”说的重要思想渊源。更为重要的，“天定命运”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身为基督教徒的美国人要遵照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世界。在19世纪末美国走向帝国主义时，很多基督教徒都鼓吹美国应当成为伟大国家、负起“白人的责任”。1885年，一位名叫乔赛亚·斯特朗的基督徒撰写了《我们的国家：它可能的未来及其当前的危机》一书，鼓动基督徒们去改革美国，以准备将基督教的文明扩大到全世界。斯特朗宣称，美国基督教新教是强有力的力量，上帝赋予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种使命，要在“上天选择的时间”让人类接受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斯特朗所预见的美国的命运，曾使热心宗教的人士深为激动。1900年，斯特朗又写了《扩张》一书，极力主张美国继续统治菲律宾。他说：“要成为伟大就应当消除胆小的畏惧，就应认清上帝赋予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应当接受它为了基督教文明的利益而授予我们的责任。”这种担负起上帝赋予的责任的论调很容易为扩张主义者接受，并能激发宗教信徒对美国海外扩张的支持。
二、社会阶级结构
美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进程产生了特殊的社会阶级结构，这种美国特有的社会阶级结构使反共主义具有更易传播、发展的条件。
与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工人阶级力量薄弱。美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量小；二是革命性差，即质量低。
美国工人阶级数量小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美国土地多且低廉，这使很多自由职业者以及新来的移民有机会靠经营土地为生或发家，而不至于沦为雇佣工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爱·吉·威克菲尔德著的《英国和美国》一书中的话说：“在美洲……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在美洲，种地往往是铁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事业。”不仅如此，多而低廉的土地还使许多雇佣工人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美国共产党前中央主席威廉·福斯特说：“在美国建国后的第一个世纪里，有大片的政府所有的土地，不费很大力气就能领到小块土地，特别是在1862年农户份地法通过之后。在好几十年里，这种自由的土地成了阶级斗争的一种安全调节器和阶级觉悟发展的阻碍。农庄成了工人们追求的目标，所有早期的工会都异常关心土地问题。”第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使许多工人有机会摆脱受雇佣的地位，同时也使小手工业者更少有可能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马克思指出：“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变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福斯特说：“工业和农业的广大的和飞快的发展，使有些工人能够置备财产，转到中等阶级的行列里去。”
上述两个因素不仅使美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没有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正比地增加，而且还使工人阶级的队伍非常不稳定，总是不断有大批的工人转变成有产者。正因为这样，有些美国学者认为在美国不存在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有的人甚至不把产业工人看成是无产者。克利沃特法官在1915年时说：“所谓无产者，我指的是一个没有财产，不懂以勤勉节约和自我克制来积储财产的人，这种人只知道生男育女，厚颜无耻地依靠社会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