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
学校对我们的欢迎宴，举行得稍嫌迟缓。但也很难说，这不是一种用心。校长姓张，祖上三代都在百节煤矿，因而被称为“老百节”，相当于土著了。城镇里的许多土著，都有些看不上外地人，但好职位大多被外地人占了，钱财也大多被外地人赚走了，土著的心里，不可能不起一点波浪，再面对外地人的时候，眼里有了光彩，只把不屑埋在骨子里，说话做事，都跟你保持着距离。不知道张校长是不是也这样。他有五十多岁年纪，体胖，个矮，脸庞宽大，不管说什么话，都像在跟人争吵。他多次到班上听我们上课，详细地做记录，但下来并不跟我们交涉。他也到宿舍看过我们，对李冬梅门上的那副对联，大加赞赏，听说联语是李冬梅自己编撰的，连声说：才女！才女！但他并没夸奖我的书法。学校还开过几次教职工大会，他跟书记坐在主席台上，从头至尾，都是他说，书记只是木头似的陪在他身边。每次开会，他都以这样的话结束：我们应该请一请新来的同志。
但说过就丢开了，直到两个月之后。
百节煤矿被群山围困，距达州市区有两个多小时车程。我大学毕业那年，分配到这里，任子弟学校教师。苦读十多年书，到头来，却落脚在比自己家乡还要偏荒的地界，心里并没觉得委屈。早就读累了，早就想奔向社会，挣自己的钱，过自己的日子。那时候，总觉得学生生活是被栅栏隔开的，逼仄、拘束，外面的世界却宽阔无边，有天高任鸟飞的感觉。更可喜的是，那年份到百节子弟学校的大学生，男男女女共有九个，且跟我一样，都是本科毕业，这夹皮沟里什么时候来过本科大学生？老一辈的教师，大多只有高中文凭，去井下挖几年煤，学校差教师了，便从他们当中挑选，选中了，即刻摘下矿灯，将镢头换成教鞭，这样都还凑不够数，还得从附近的农村招聘代课教师。现在突然来了这么多正正经经的大学生，矿上很珍惜，把一排早就不用的平房教室，用砖墙隔开，给了我们一人一个单间。单间仅六七个平方米，但在我们眼里已足够宽敞了；上初中以后，就过集体生活，哪怕大热天睡觉，也习惯把脸蒙住，保住一点所谓的私人空间，那真不是滋味。抓了阄，各人进了各人的屋，免不了一番收拾，把自己对生活的理想，都尽量外化，让人一目了然。因我练过书法，当然要写一幅字的，就用行李包装纸写，皱皱巴巴地贴在墙上，却也让刚刚粉刷过、到处都是石灰疙瘩的小屋，成了勉强可以安顿自己的地方。
我左边住的是男教师杨贵华，右边住的是女教师李冬梅，两人进到我的房间，见字写得不赖，让我帮他们也写一幅。李冬梅说，我不要你写在墙上，我要你帮我写副对联，贴在门上。言毕，她到矿区买了红纸，小心裁开，再送过来，同时送来的，还有她自撰的联语“马人遇蛇年凡谋不举命由天定嗟叹不已；风耳悟空音三思后行面从心生勤奋为怀”。我们毕业那年，属蛇，李冬梅的属相是马。
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容易满足。
矿区像山城样式，起伏不定。学校也是。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呈长条形立在丈余高的堡坎上，与新修的教学楼隔着一个空坝，因而很独立。平房前面又是堡坎，笔陡，高过屋檐，下面是条水沟，装了水泥做的洗衣槽。这里并不只是住着我们九个人，还有学校别的单身教师。我们来之前，他们住在矿上父母的家中，父母没在矿上的，就住在机修厂的工人宿舍里。总之，学校没有单独的房子给他们。现在沾了我们的光，也得到一个单间。他们住西边，我们住东边。更东边是一个小小的篮球场，空地上配了单、双杠等锻炼器具。每天清早，九个人中凡没有早自习辅导的，都到球场上去疯；晚自习下课后，便聚在一起，下棋，谈天，打扑克。反正学生都是矿区孩子，不住校，随你把屋顶闹翻，也没人管。住在西边的教师，同样不管。西边总是静悄悄的，门窗紧闭。
有时候，在屋子里闹不过瘾，就相约去矿区喝酒。学校没有食堂，像我们这种外地来的单身汉，早中晚三餐，都是到矿区食堂买饭。因每个时段都有出井的工人，食堂昼夜营业。但许多时候，我们都不去食堂，而是到食堂对面一家名叫“红光满面”的私人食店。食店老板是个年近六旬的妇人，每次去，都给我们讲她的女儿。她女儿姓朱，二十岁出嫁，生了两个孩子，小的那个还不满一岁，她就到成都一家庵里修行去了。说到这件事，妇人很是骄傲。她那两个外孙，六七岁的样子，圆头圆脑，偎在外婆膝间，听她讲母亲的故事，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们笑。
在成都那个清寒的庵舍里，姓朱的女子会忆起自己过去的生活吗？会思念她的孩子吗？每次听妇人讲，我们都会默想这些事。但酒没少喝，肉也没少吃。
只有李冬梅，她从一开始就流泪，直流到席终人散。她边流泪，边去抱那两个孩子。孩子不要她抱，把头钻进外婆的怀里，发出抗拒的声音。见此情景，杨贵华问，他们妈妈回来过吗？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妈妈抱吗？妇人说：嗨，咋不要妈妈抱？天远地远的，就扑过去了。我女儿回家，从不事先通知，可这两个小家伙头天绝对知道，夜里觉也不睡，把他们往被窝里塞，都犟着不肯，说等妈妈。果然，第二天清早，我女儿就回来了！
杨贵华眼珠通红的，盯住李冬梅笑，说你别自作多情了，你没有慧根，你连孩子的那点儿慧根也没有，还是拿起筷子，端上酒杯，吃吧，喝吧！李冬梅却没动，两只手握在一起，松松地垂在腹部，明显有些不悦。她长得很好看，脸上和身上都很有肉，是丰肥的那种。
这种胡闹并没持续多久。表面上看，是因为李冬梅的情绪与大家不协调，因而总使聚会的气氛显得怪怪的，骨子里其实不是这样。当那股兴奋的劲头过去，我们发现，矿区实在太狭小了！这只是一个不成规模的镇子。从学校向西走，通过长长的水泥路巷道，再过若干稠密的人家，是一个灯光球场，最繁华的所在，都围绕灯光球场展开；所谓繁华，也不过是十数家店铺、酒楼、小吃摊和电影院，此外就是食堂、办公大楼、矿工宿舍。灯光球场总是闲置着，电影院里也老放那么几部片子。学校以北，耸立着一座浑圆的山体——卧牛山，机耕道上，自晨至昏，牛车拉着石头、煤炭、树种，叽叽咕咕地来往，人沉默，牛也沉默。山脚底下，是一些和矿区紧邻的散淡农田，农人在庄稼地里劳作，也跟大地一样沉寂无声。我们九个人，虽大多出身寒微，可毕竟去南京、西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待过了四年光阴，城市的白天和夜晚，如一棵大树，枝叶伸展，铺天盖地，让人觉得生活从来就没有终止过。而在这矿区，白天似乎也就等同于夜晚，所见所闻，今天和昨天是一样的，明天也必定和今天一样。我们教的学生，都是初中生。这学校只有小学部和初中部。在刚毕业的大学生眼里，初中课本不就是些小玩意儿吗？学校要求备课，但我们都是在铃响之前，潦草地涂抹几笔，算是完成了备课的任务，随后就站到讲台上去。学生自然是听得一头雾水。那怪谁呢？只怪他们文化太浅，听不出我们的高深。
我们开始怀念大学生活。对大学生活的怀念，也就是对城市的怀念。到这矿山来，不是实习，不是支教，更不是旅游，它就像一枚图钉，把我们摁在这里，任随时光老去。这种觉悟，使我们心惊。那时候，周末只有星期天，星期天早上，整个矿区还只是一个淡青色的轮廓，我们几人就起床了，早饭也不吃，就到办公大楼前坐上了去市区的早班车。大半路程都是土路，颠簸晃动，尘土飞扬，加上车子破旧，黄雾被风吹打进来，嗓子眼里窜进一股土腥气，发痒。到了市里，脸上都被蒙了一层。州河绕城而过，去河边把脸洗了，像模像样地，再去逛大街、商场和公园。
达州只不过是川东北一座中等城市，人口仅三十余万，这时却显出了一种压倒的气势。
我们已经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了，而是跟张校长他们一样，成了矿山人。
——这时候，学校决定请我们了。
宴会安排在酒楼里。几十号教职工，坐了好几席。书记、副校长、教务主任、政教主任、办公室主任等等一干人，平时都像被张校长点了穴道的，在酒桌上，穴道终于被解开，显然兴奋、激昂。张校长先敬三杯，其余的人再依官阶大小，次第上阵，频频起立，频频举杯。那顿酒喝到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回到宿舍的，我全然不知，事后也想不起来。九个人中，基本还算清醒的，唯有刘畅。刘畅跟我是大学校友，我学中文，他学数学，因而以前彼此并不相识。次日是星期天，早上八点过，张校长带着他的手下来了，把门敲开，见我们醉眼惺忪的样子，他哈哈大笑，还手舞足蹈，与平时的风格判若两人。大家都起了床，洗漱之后，都聚到刘畅的屋里去。他是昨晚的英雄，格外被器重。大家七嘴八舌，说着数小时前的酒局，特别是说到我们出的洋相，笑得眼泪花直转。以前我们目中无人，既不跟校领导有任何私人的接触，也不跟平房西边的教师接触。在我们眼里，这学校是一潭死水，张校长率领着一群木偶——除我们之外，别人都是木偶——现在看来，似乎不是那么回事，个个都妙语连珠。他们喝下的酒，不比我们少，甚至更多，但没有人残存丝毫的醉态。
不一会儿，姚中庆进来了。他就是住在平房西边的教师，去年中师毕业，我们来之前，是最高学历。姚中庆提来满满一袋热腾腾的包子，是特意为我们九个人买的。他说，老师们，趁热的吃下，刚醉过酒，空着肚子不行。大家道声谢，一拥而上，很快把一袋包子消灭光。这期间，西边别的教师也围过来，屋子里站不下，就站在外面的走廊上，都喜形于色，像遇到什么节日。
没想到，好几十天都不理不睬，只因喝过一顿酒，就其乐融融的，快成兄弟姐妹了。
当天晚上，刘畅来到我的房间，把门闭上，郑重其事地问我：昨晚和上午的事，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他们挺好的。刘畅冷笑一声：他们终于成功了！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说：你没感觉到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在我们面前，他们是自卑的，包括张校长在内，都很自卑，于是就想用喝酒来把我们压倒。遇上你们这些家伙又不争气，没几个回合就被放倒了，洪金辉和谢明燕当场狂吐，逗人家笑话。刘畅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不就是喝一台酒吗？可他认为，表面上看，只是一台酒，但酒背后是有文化的，你听说谁的接风宴要等到两个月之后才举行？之所以拖这么久，是观察我们，做到知己知彼。我说，说白了，大家都是教书匠，各进各的教室，各改各的作业，又不是国民党跟地下党，哪有那么紧张？
刘畅把桌子一拍：说得太好了，“大家都是教书匠”，人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放在宿舍里的书桌，都是学生桌，有一个倾斜的坡度，一支笔被刘畅拍到地下，摔断了。我很痛心地拾起来，笑他神经过敏。但他比我还痛心，他说吕小虎你说说，住在那边的教师（他往西边指了一下），以前和我们隔面又隔心，今天早上就跟我们说笑了，这证明，人家已经把我们看成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了，就像你说的，“都是教书匠”，——而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来到这里，我们并不甘心，而他们早就把根扎下了。一旦与他们打成一片，这辈子，就永远也别想走出矿山！
这几句话，说得我悚然一惊。
他轻蔑地扭了一下脖子，接着说：姚中庆把包子买来的时候，你们还抢着吃呢——我不吃！
我偷偷地笑。我亲眼看见，他一口气吃了六个。他也意识到了，补充说：我即使吃，也只吃进胃里，不吃进心里，总之我不能丢了架子，架子丢了，人也就垮了。随后他说：你相信我，好戏还在后头。今天他们觉得跟我们平起平坐，再过些天，还会想办法整治我们，到时候，整个儿就颠倒了。
我平时从不想这些事，在刘畅面前，一定是傻乎乎的。他看出了我的傻，问我：你在大学当过什么没有，比如班干部？我说没有，我连小组长也没当过。
他那长了许多疙瘩的脸上，自进到我屋子以后，第一次绽出笑容。他说难怪，我是当过两年副班长的，还差点进了校学生会，你的政治经验没有我丰富。
这夹皮沟里的学校，最大的官，也就是科级干部，却联系到“政治经验”上去了，可见刘畅对自己的人生是下力气的。但不管怎么说，事情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在向前推进。紧接着是期中考试，我们九人教的课，跟别的班比较起来，成绩都要低一些，杨贵华教两个班的历史课，平均成绩比另两个班低了整整五分。开总结会的时候，张校长提到了这件事，但语气轻描淡写，似乎并不以为意。没过几天，他又召开会议，这次就声色俱厉了，说有人传播谣言，给我们九个人的班，是慢班，学校分班的时候，都是好坏平均搭配的，没有快班慢班之分。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没听到过这种谣言。我坐在前排，看不清别人的脸，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吃惊。张校长最后宣布，为了消除谣言，学校决定举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年龄限定在三十五周岁以内。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张校长强调说。
比赛的结果，只有盛东民得了个二等奖，其余八人，无一人得奖。盛东民跟我一样，教语文。评委都是老教师，张校长怕我们不服，分别安排我们听一堂课，讲课教师都是各科一等奖得主。语文科得一等奖的，是姚中庆。听姚中庆那堂课，让我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平时我讲课，更多的是发掘课文中的情感，有许多课文，因为没有情感，或者情感虚假，还让我相当愤怒。而姚中庆不这样讲，他把文章一刀一刀地割开，割成尸体，刨出里面有用的东西，别的都丢掉。所谓有用的东西，就是考点。这么一比较，我讲课就显得大话多，空话多。学生的反应也证明，他们不喜欢情感描述，只需要指明能让他们考出高分的方向。虽然是矿区孩子，可谁也不愿意接父母的班，下井挖煤，或者去煤山上捡矸石。尽管还不知道父亲在井下匍匐而进的辛苦，但父亲出井时的样子，他们是看见过的，要是站在那里，不转动眼珠，你甚至不以为那是一个活物。有人不幸得了矽肺，每换一口气，都得把骨缝里的力气抠出来，挣得青筋暴突，大汗淋漓，最终，肺凝固成一块黑黑的炭石，把人活活憋死。这些事情，学生们都知道，他们梦想着逃离。
坚硬的现实不能打破，他们的愿望不能满足，你所描述的情感，才是最彻底的虚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