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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0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上海酒店收费的专稿：“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们都涌入了这个具有东方特色的城市，这里大大小小的十几家酒店常常需要提前预定。其中，礼查酒店的整体服务水准不错，但结账方式却令人非常不愉快，倘若客人是前一天中午入住，第二天傍晚退房，虽然待在房间里的时间只有30个小时，本应该支付一天半的房费，但这家酒店却要求客人支付两天的房费，而且态度很不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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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0月2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中国人没有信仰只有迷信，他们是世界上最迷信的人。电缆的铺设和铁路的修筑，触及了他们的迷信，他们将茅屋的失火等灾祸都归咎于铁路和电缆。他们坚决认为，电缆和铁路打扰了他们安葬在地下的祖先们的安宁，祖先们在惩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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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0月2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电报线和铁路给清国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扰，尤其是电报线。清朝的公民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他们认为是洋人使用了什么招数，雇用了各路鬼神，在线路内来回穿梭，传递信息。倘若灾祸正好发生在电报线附近，那么，他们就会立即造谣，说某个传信的鬼神玩忽职守，从电线里跑出来，找不到回家的路，才导致了祸事的发生。恐怖的谣言引起了骚乱，无知的暴徒们于是冲进机站，砸毁所有的电报设备。有一次，只因电报线附近有人得了一场大病，清国公民就连夜把一英里长的电报线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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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在上海滩，不论是小划子还是平底帆船，在每一条船的船首都刻画着人的眼睛。它们的形状就像大钟乳石洞里那些著名的鱼。据说，有了这些图案，就可以确保船只在航行中看清前途，清国人严肃地说，如果没有这些眼睛，必定会迷失方向和发生许多事故。而为了表示对清国风俗的尊重，在扬子江和其他清国水域航行的外国蒸汽船上也大多都画上了这样的眼睛，以消除清国人对蒸汽船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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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8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位身穿做工精致的绸缎花衣的清国商人，坐在一辆华贵的四轮马车里，身后紧跟着一名侍从。他的着装是时下巴黎最流行的服装，别以为他是为了炫耀而一直这样装扮，其实清国人是在最近才刚刚开始崇尚并追随外国的时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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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8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两个穿着小亚麻布服装的清国人抬着一顶很沉重的轿子，轿子是当地富人习惯使用的‘交通工具’；在街对面，还有好多独轮手推车，当地人管它叫江北小车，这是清国最常见的脚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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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人在游记中这样描写清国的交通工具：“上海的码头上有一种随处可见的独轮手推车，坐这种手推车的乘客大多是清国的穷人。清国的富人乘马车出门，他们用跑起来飞快的骏马拉车，他们还从加利福尼亚或其他地方进口了一些洋马，不过因为洋马不适应当地气候经常生病，所以多数人使用本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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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清国辽阔的华北平原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天气，而清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就像一场滑稽剧。关于光绪皇帝在这场滑稽剧中所扮演的角色，罗伯特·赫德（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这样写道：“皇上和朝廷在天坛举行隆重的求雨仪式，他苦苦地祈雨，不但要下雨，而且还要‘及时雨’。现在，他们又祈祷天晴，也许是他们的诚意不够，大雨不停地下，到处是一片汪洋。街道成了河渠，皇宫和住宅都成了游泳池，房子也成了淋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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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做了很多努力，他于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G亚历山大，英国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李总督以最强硬的语言声称，大清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大清的，大清政府根据条约不得已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最后他明确宣称：事实上，你们也许明白，若你们停止毒害我大清子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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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2月13日，伦敦《每日新闻》天津讯：“把大清国说成是沉睡中的狮子，如果将它吵醒将会非常危险的说法很是流行。那些来自各国的投机商人们担心它有可能会节制一部分利益来源而礼让三分；列强们阿谀奉承的态度又使这个国家的人养成了夜郎自大的感觉，并就这样在浑浑噩噩中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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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纽约时报》报道了李鸿章在欧美八国之行中的旅行用餐：李总督是一个非常讲究饮食的人，他一天要吃好几顿，每天安排四个厨师为他准备饭食。厨师们凌晨2点就得起床，要使他们的主人早晨8点准时吃上早饭，厨师们不到晚上9点不能休息，因为总督忙完公事之后总会要一些“热菜热饭”什么的。正式的欢迎晚宴在华尔道夫饭店举行，由美国前国务卿约翰·W佛斯特做东，一些领事官员和曾出使过大清国的外交官们都出席了晚宴。总督在吃了鱼翅、烤鸡、炒饭、燕窝，并饮了少量的酒后，早早就歇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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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12月，德国报纸称清国的海南岛在英国怂恿下被法国占领：海南岛远离中国南部海岸，位于南中国海和北部湾之间……海南岛主要出产木材，多销往安南、暹罗和新加坡。其他出口产品包括大米、蔗糖、石蜡、珍珠、珊瑚、盐和少量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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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了大清的律法：“《大清律法》处罚十分严重，让人胆战心惊。3个月前，上海某郊区一名清国抢劫犯被裁决‘站笼处死’，犯人被关进站笼中，头伸出笼外，脖子卡在洞中无法动弹。然后狱卒每天从其站立的石头堆里取走一颗石子，直到犯人的颈项被笼口勒紧，窒息而死。清国还有一种死刑叫‘凌迟’，就是用刀子把犯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令犯人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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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埃德加·斯诺搭乘一艘从夏威夷到东京的轮船，远涉重洋抵达上海。这位22岁的美国青年在申城落脚后，经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的信函推荐，担任了当时颇受瞩目的《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密勒氏评论报》是在沪出版的最有影响的英文周刊之一。期间他写过这样的报道：“在领略过夏威夷的美丽和日本的妩媚之后，再看这个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我感到十分困惑，十分新的事物和十分旧的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鲜明对照，环境丑恶不堪。各国来此淘金的人吵吵嚷嚷地操着不同的语言，人们对金钱的狂热直言不讳，这种低俗浑噩的现象使我感到迷惑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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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美国的亚洲学专家欧文·拉铁摩尔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再度访问中国，担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和当时来北平的其他外国人一样，越来越对中国感到失望和沮丧。因为他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都非常无能。据他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站出来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呢？”他们只想依附于别人，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而那些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平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更是迂腐无能，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消除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他们抗日的绊脚石。欧文·拉铁摩尔疑惑不已：“为什么两个党派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消除外患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一旦国家独立了，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国家遭到侵略时打内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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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社论中评论道：胡适先生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并且在报道中这样说：“他的才智与学识，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国民党怎么能容忍呢？正因如此，以各种理由抨击他，把他整垮，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他本是一名哲学家，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 他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父，在使中国人的思想和教育体系现代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之所以受到谴责，并非他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先生之名的经济理论，他果敢地质疑了其正确性。要说他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