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猪与笨和尚
博弈论里面有个十分卡通的博弈模型，叫做“智猪博弈”。
假设猪圈里有两头猪同在一个食槽里进食，一头大猪，一头小猪（假设它们都是有着认识和实现自身目标的充分理性的“智猪”）。猪圈两头距离很远，一头安装了一只控制饲料供应的踏板，另一头是饲料的出口和食槽。猪每踩一下踏板，另一头就会有相当于10份的饲料进槽，而踩踏板以及跑到食槽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加起来要消耗相当于2份的饲料。
这两头猪各有两个选择：自己去踩踏板或等待另一头猪踩踏板。其中选择自己踩踏板的猪，不仅要付出劳动，消耗掉2份饲料，而且由于踏板远离饲料，它将比另一头猪后到食槽，从而减少吃到饲料的数量。下面假定：若两头猪都选择等待，那就都吃不到饲料，即双方得益均为0；若小猪踩踏板，大猪将吃到9份的饲料，小猪只能吃到1份的饲料，最后双方得益为［9，-1］（小猪付出劳动之后消耗掉2分饲料）；若大猪踩踏板，大猪和小猪将分别吃到6份和4份的饲料，最后双方得益为［4，4］；若两头猪同时踩踏板，同时跑向食槽，大猪吃到7份的饲料，小猪吃到3份的饲料，即双方得益为［5，1］。
由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小猪踩踏板只能得到1份甚至有可能损失1份饲料，不踩踏板反而有可能得到4份饲料。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小猪都不去踩踏板，而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都是最好的选择。
小猪选定了“等待”之后，大猪便只剩下了两个选择：等待就吃不到；踩踏板得到4份。所以踩踏板就变成了大猪的优势策略，当大猪知道小猪是不会去踩动踏板的，自己亲自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只好为自己的4份饲料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如果采用重复剔除劣势策略的方法，那么首先，无论大猪选择什么策略，选择踩踏板对小猪都是一个严格劣策略，应该首先加以剔除。在剔除小猪踩踏板这一选择后的新博弈中，小猪只有等待一个选择，而大猪则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策略。在大猪这两个可供选择的策略中，选择等待是一个严格劣策略，我们再剔除新博弈中大猪的严格劣策略——等待。剩下的新博弈中只有小猪等待、大猪踩踏板这一个可供选择的策略，这就是智猪博弈的理性解。
智猪博弈与囚徒困境的不同之处在于：囚徒困境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有自己的严格优势策略（也就是坦白）。智猪博弈中，只有小猪有严格优势策略（等待），而大猪没有。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多劳不多得的悖论情境：小猪躺着大猪跑。
智猪博弈存在的基础，就是双方都无法摆脱共存局面，而且必有一方要付出代价换取双方的利益。而一旦有一方的力量足够打破这种平衡，共存的局面便不复存在，期望将重新被设定，智猪博弈的局面也随之被破解。
中国有个美术片叫做《三个和尚》，里面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看上去，他们都想做那只“智猪”，但是却因为无人愿意承担起义务，而导致每个人都无法获得利益。
用我们日常的话来讲，智猪博弈，就是一个不同期望值之间的博弈，如果所有各方的期望值都相同，那么结果就会是三个和尚那样僵持，如果有一方的期望值低于另一方的期望值，而且这种期望值也容易实现，那么另一方就大可做那只坐享其成的“智猪”。所以，期望值在这个博弈里面是关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目标”是否合理，是解决这个困境的关键之处。
淝水之战的“智猪博弈”
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是一场典型的小猪与大猪之间的博弈。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在统一北方后，不断向南扩张，在攻占东晋梁、益（约今陕西南部及四川）二州后，继占襄阳、彭城等地，急欲灭亡东晋，统一天下。
秦建元十九年（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七月，秦王苻坚自恃国强兵众，不听群臣劝阻，下诏伐晋，在政权所及范围内征兵调粮，并作如下部署：命丞相、征南大将军苻融督统步骑25万为前锋，直趋寿阳（今安徽寿县）；命幽州、冀州所征兵员向彭城（今江苏徐州）集结；命姚苌督梁、益之师，顺江而下；苻坚亲率主力大军由长安出发，经项城（今河南沈丘）趋寿阳。几路大军，合计约百余万人，“东西万里，水陆并进”，大有席卷江南，一举扫平东晋之势。
面对前秦军队的攻势，东晋也作了下列防御部署：丞相谢安居中调度；桓冲都督长江中游巴东、江陵等地武装力量，控扼上游；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北府兵八万赴淮南迎击秦军主力。
10月18日，苻坚之弟苻融率前锋部队攻占了寿阳，俘虏晋军守将徐元喜。与此同时，秦军慕容垂部攻占了郧城（今湖北郧县）。奉命率水军驰援寿阳的胡彬在半路上得知寿阳已被苻融攻破，便退守硖石（今安徽凤台西南），等待与谢石、谢玄的大军会合。苻融又率军攻打硖石，结果惨败，晋军士气大振，乘胜直逼淝水东岸。
此时，苻坚登寿阳城头，望见晋军布阵严整，见城外八公山上，于秋风中起伏的草木，以为是东晋之伏兵，始有惧色。由于秦军逼淝水而阵，晋军不得渡河，谢玄便派人至秦方要求秦军后撤一段距离，以便晋军渡河决战。苻坚心存幻想，企图待晋军半渡，一举战而胜之，所以答应了这个要求。不料，秦军此时已军心不稳，一听后撤的命令，便借机奔退，由此而不可遏止。朱序等人又在阵后大喊：“秦军败矣。”秦军后队不明前方战情，均信以为真，于是争相奔溃，全线大乱。晋军乘势追杀，大获全胜，苻融战殁，苻坚狼狈逃归，损失惨重。淝水之战后，北方重新陷入动荡纷乱的局面，苻坚在两年以后也被其他部落首领杀害。
淝水之战，前秦实力强大，东晋相对弱小，如果完全照搬智猪博弈策略，小猪傻乎乎地等大猪出牌的话，那只有让人一口口吃掉。因为智猪博弈中，大小猪有共同的目标，即食槽中的食物，也就是说他们的博弈，是一种利益的分配如何达到均衡，而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是谁吃掉谁的问题，因此，消极被动地等待是不合时宜的。东晋能够取得胜利，一方面是前秦的冒失，另一方面是靠东晋突破囚徒困境，主动选择最佳时机，把握了主动权。
如果仔细计算双方的力量，淝水之战实际上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博弈。双方的实力是相当的，与其说是以少胜多，还不如说是一场综合实力旗鼓相当的博弈。
首先，从双方实际参战的力量对比看，史料声称前秦有百万之众，但作为一个刚刚从长期战乱中统一的北方政权，这里面吹嘘的成分居多，即使有，苻坚也不可能全部征调伐晋，至少要留一些驻守各地重镇。
其次，从内部稳定团结的凝聚力来说，前秦远远不如东晋。前秦的苻坚是一个难得的治国安邦之才，他花费了三十余年的时间统一了北方，初步实现了民族融合，因此，他急欲实现全国统一。但这时候，全国统一的条件还不成熟。
再次，从战略战术上说，战争之初，苻坚犯了轻敌的毛病；在攻占寿阳之后，看到敌军军容严整，又犹豫不前，产生畏敌情绪；而且派朱序劝降，无异放虎归山，将自己的虚实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最后，听信敌人之言，盲目后退，自乱阵脚。
淝水之战，晋军的胜利与其说是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还不如说是前秦苻坚的冒失，使东晋政权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如果从前秦的角度来说，苻坚采用智猪博弈策略来进行这场战斗，可能会处于不败之地，因为他本钱厚，能够承受损失。但由于自身的失策，使他最后的决战演变成斗鸡博弈。
在智猪定律中，小猪最好的策略就是等待，因为小猪如果主动出击，去按按钮，只会得不偿失。等大猪按按钮，小猪捉住机会分一杯羹，实际上就是趁火打劫，这在合作性博弈中无疑是双赢的结果。但是，在实际博弈中，对抗性的博弈屡见不鲜，由于双方情况千变万化，弱势一方如果墨守成规，胶柱鼓瑟，只能使自己坐失良机，因此，真正的博弈高手，绝对是捕捉时机的高手。他能根据实际形势的变化，而灵活地选择自己的策略。在我国历史上很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对抗性博弈中，智猪策略的选择与放弃，就深深地体现了我国古人博弈中的杰出智慧。
“借”字让人生出三头六臂
《诗经·小雅·鹤鸣》中有“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句子，意思是其他山上的石头，可以取来制作治玉的磨石，也可以用来制成美好珍宝。这句诗可以理解为“借助外力，改己缺失”，表达了一种借力的博弈思想。小猪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它可以借大猪之力达成所愿。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只要能打好“借”字这张牌，人就仿佛生出了三头六臂，实现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的目标。
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的佛雷化妆品公司几乎独占了黑人化妆品市场。尽管有许多同类厂家与之竞争，却无法动摇其霸主的地位。这家公司有一名供销员名叫乔治·约翰逊，他邀集了三个伙伴自立门户经营黑人化妆品。伙伴们对这件事表示怀疑，因为很多比他们实力更强的公司都已经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约翰逊解释说：“我们只要能从佛雷公司分得一杯羹就能受用不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佛雷公司越发达，对我们越有利！”
约翰逊果然不负伙伴们的信任，当化妆品生产出来后，他就在广告宣传中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句话：“黑人兄弟姐妹们！当你用过佛雷公司的产品化妆之后，再擦上一层约翰逊的粉质膏，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则广告用语确有其奇特之处，它不像一般的广告那样尽力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而是貌似推崇佛雷的产品，其实质是来推销约翰逊的产品。
借着名牌产品这只“大猪”替新产品开拓市场的方法果然灵验，通过将自己的化妆品同佛雷公司的畅销化妆品排在一起，消费者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约翰逊的粉质膏。接着这只“小猪”进一步扩大业务，生产出一系列新产品。经过几年努力，约翰逊的公司终于成了黑人化妆品市场的新霸主。
当然，在商业运作中借用他人力量的前提，是自己有主导产品。只是在发展过程中自己的力量不足时，才借“大猪”的活动来壮大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利用别人的风头让自己出风头
借助“名人效应”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可谓是智猪博弈中小猪借力策略的推广模式。
中国古人早已懂得，要想让自己为天下人所知，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利用别人的风头让自己出风头”。
东晋的丞相王导很善于治理国事。当初渡江来到南京时，国库空虚，缺乏银钱，只有几千匹不值钱的白绢。为了渡过暂时的难关，王导自己先做了一件白绢的单衣穿在身上，又动员大臣们出门上朝也都穿上这样的衣服。上行下效，人们都争相效仿穿起了这种白绢衣服。白绢一时供不应求，价格很快上涨到了每匹一金。这时王导下令将国库中的白绢全部卖掉，因此多得了几倍的银钱。
王导利用人们的崇拜名人、追慕时尚的心理，解决了财政困难。如果他想凭借行政手段强行推销卖不出去的绢布，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根本不可能达到如此结果。
其实，王导利用名人威望的谋略早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就曾施展过。那时，晋元帝司马睿还只是琅琊王。王导觉察到天下已乱，便有意拥戴司马睿，复兴晋室。司马睿出镇建康(今江苏南京)后，吴地人并不依附，时过一个多月，仍没有人去拜望他。王导十分忧虑，便想到要借助当地的名人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
于是他对已有很大势力的堂兄王敦说：“琅琊王虽然仁德，但名声不大。而你在此地早已是有影响力的人，应该帮帮他。”他们约好在三月上巳节伴随司马睿去观看修禊仪式。
到了那一天，他们让司马睿乘坐轿子，威仪齐备，他们自己则和众多名臣骁将骑马扈从。江南一带的大名士纪瞻、顾荣等人，见到这种场面，非常吃惊，就相继在路上迎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