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听后用不紧不慢的语气对余洒度说：你刚才谈的情况，正好说明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还十分强大，革命力量还非常弱小，否则，就不会轻易出现邱国轩的临阵反叛，也不会出现我们每打一仗都是硬仗，从未发现敌军有倒戈起义的现象。孙子说过：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我们的作战原则应是避实就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余贲民听完毛泽东的发言，顿失体态，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吼道：“你这是十足的逃跑主义。”并口吐狂言：“你要是我的兵，老子就毙了你！”在总指挥卢德铭的严厉呵斥下，余贲民才不能不有所收敛。对二余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据理力争，进行严肃的批评，特别是在卢德铭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后，大多数因仰慕卢总指挥的才干和为人，纷纷举手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卢德铭的支持，对向罗霄山脉进军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就在此次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汇报，“检举和斥责”了“湖南党组织贪生怕死的背叛”，声称“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长沙，是能胜利的”。中央委员会接到这一汇报后，向湖南省委发出强制性命令，要求立即进攻长沙。
毛泽东是否收到了这个命令，不得而知，但他没有改变计划，而是毅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此后两个月，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指责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竞对毛泽东作出了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严厉处分。不过由于当时关山阻隔，信息不灵，直到半年以后，毛泽东才得悉中央的这一决定。
9月20日晨，旭日东升，晴空万里。工农革命军一、二、三团的指战员共1000余人，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身穿青蓝布农民衣服，打着整齐的绑腿，脚穿草鞋，迈着稳健的步伐，满面笑容的来到部队面前，向大家亲切地挥手致意，请同志们坐下来，然后开始讲话。
他说，大革命已经失败，蒋介石、汪精卫正在疯狂地屠杀工农，革命暂时处在低潮时期。但是，革命高潮肯定会要到来。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枪杆子的亏。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毛泽东情绪激昂地号召大家，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血腥统治，继续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一定要紧握手中枪，和敌人斗争到底。这次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并不孤立，湘鄂赣粤四省的工农群众和全国人民支持我们。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得紧，继续勇敢地战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还打了个比方说，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中国有句古话：“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能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
最后，毛泽东阐明了向农村进军的伟大战略决策。他说：“秋收起义原计划攻打长沙，同志们也想打进长沙去。但是，目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还不是我们待的地方。而且应当承认，即使我们攻占了长沙，也很难长期守住。起义的目的，远不在于争一个小小的长沙，而是要夺取全中国的胜利。
“因此，现在我们必须改变方针，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
毛泽东的讲话，如同东风，吹散了笼罩在起义战士头上的愁云迷雾，同志们心情豁然开朗，决心紧跟毛泽东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当天，秋收起义部队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离开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
这一进军非同小可，它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方向——从城市转向农村。此时的毛泽东也许还不能完全预料迈出的这一步，将对中国革命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他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1921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农、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上山打游击”这五个字，概括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特点。这五个字不是毛泽东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从外国兵书中抄来的，而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正是蒋介石把毛泽东“逼上梁山”，开始了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三湾改编与井冈收编
毛泽东说“他们也都是穷苦人出身，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啸聚山林，占山为王的，我们不能以通常的眼光，把他们看作是土匪，还要看他们的革命性。贪小利误大事，对他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
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以后，沿着湘赣两省边界，跋山涉水，一路风尘。9月25日，在毛泽东指挥下，一举攻克了莲花县城。但是，由于向莲花方向前进时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敌人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年仅23岁。毛泽东痛惜万分，愤怒指责指挥失当的第三团团长苏先骏：“还我卢德铭！”为避免再次遭到强大敌人的围攻，攻克县城后，毛泽东命令部队立即离开县城，于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
但是，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艰苦战斗，且打且走，指战员牺牲，伤员增加，原本1500人的队伍，一下子减少到1000余人；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毛泽东自己的脚也被草鞋绳擦破，行军时步履艰难。当时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
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获得起义以来较为从容的休整机会。为了提高战斗力，建设新型的革命军队，毛泽东连夜在一家小杂货店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中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提出改编工农革命军的计划。于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1000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700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三湾改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余洒度、苏先骏等少数投机革命的军官，害怕同战士过同样的艰苦生活，留恋旧军队中的“三金”（金牙齿、金戒指、金边眼镜），“五皮”（皮鞭、皮武装带、皮挎包、皮靴、皮绑带），四菜一汤的特殊生活待遇．在整编中散布怀疑悲观情绪，诬蔑向农村进军是“错误的”，胡说“这条道路走不通”，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在整编会上，余洒度大泼冷水，唉声叹气，暴露了投机革命的旧军官本相。
针对余洒度的悲观失望情绪，毛泽东坚定地对大家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他充满信心地说，“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毛泽东的话，给了余洒度当头一棒，对全体干部战士是极大的鼓舞。大家兴奋地议论说：“有毛委员领导，我们还怕什么！”部队的信心鼓起来了，革命干劲更足了。
毛泽东除了改编部队，还抓紧时间组织部队做群众工作。广大指战员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三湾群众懂得了工农革命军是贫苦人民的军队，很快就和部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许多农民主动下门板，送稻草给战士们打铺睡觉。有的农民给部队送信，作交通，勇敢地起来革命。
三湾改编后，部队于10月3日抵达古城。当天，毛泽东在文昌宫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的问题。会上，再次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的人认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破天荒的事，国际上没有先例，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也找不到记载；尤其是余洒度和苏先骏仍固执己见，强调起义部队当前的中心任务仍是进攻中心城市，而不是转向农村方向。他们甚至质问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工人，到农村去依靠谁？毛泽东当即批评了余、苏二人，再次阐明了目前形势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大意义。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
罗霄山脉地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交界处，由北而南，形成江西、湖南两省的分界。其北段，地势不如中段险要，太靠近大城市，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强；南段，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险要，崇山峻岭，峭壁林立，林丰树茂，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由于离大城市较远，是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而革命一举一动又可以影响到湘赣两省的南部，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井冈山地区，是积草、屯粮、养兵之处，是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地方。
袁文才部队和王佐部队，是活跃在井冈山地区的两支地方农民武装。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如何对待袁、王部队，自然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迫切问题。
当部队到了三湾，提到要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时，毛泽东马上想到袁文才与王佐。他派人与袁文才联系。袁文才也即刻派司书陈慕平（曾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随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来到三湾。
从龙超清、陈慕平那里，毛泽东了解到井冈山地理人情及袁文才、王佐两人和他们的部队的具体情况：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山势既大又险。山区及相邻各县盛产茶油、竹木和大米，且人少地多，自给自足有余。还在大革命时期，边界各县就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组织，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仅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就各有五六十条枪。“马日事变”后，边区各县党组织虽遭破坏，但人心还是向往革命的，并时刻盼望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袁文才，是个穷苦的客籍人，家住茅坪马源坑。1924年因不满地主豪绅压迫，参加了绿林组织“马刀队”，1926年9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这支部队中有不少土匪出身的弟兄们，绿林习气很重，既打国民党，也打家劫舍。
王佐，是裁缝出身的穷苦农民，家住遂川县下戈。1921年参加绿林组织，1926年受革命的影响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7月，他与袁文才部会同安福、莲花农民武装，在永新暴动队的配合下，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赣西农民自卫军，与袁文才同任副总指挥。虽然，这次举事最后失败了，但却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这些人都转移到了深山“打埋伏”，等待着革命斗争的新时机。
得知这些情况后，毛泽东感到这两支部队虽然绿林习气很重，但都有一定的革命性，不能简单地把他们以会党土匪对待。其实，早在八七会议上讨论如何对待会党土匪的问题时，毛泽东就主张争取而反对消灭他们的办法。他在八七会议上说：“只要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够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把）他们（看作）是我们自己的兄弟，不应看作客人”。现在，他的这一主张更坚定了。他要陈慕平、龙超清向袁文才说明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的目的，是为工农革命，打土豪惩劣绅，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希望同袁文才部结为友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反动军阀。临别时，毛泽东还赠送他们每人一支枪，并表达了想和袁文才见面的愿望。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毛泽东在三湾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说：“部队不能乱跑了”，要“就地打主意”。“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几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挎他们。”“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重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由于此时并未深入涉及这一问题，会议上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