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高层领导成员都依次发了言，进行对话时嗓门都提得很高。主席团委员们要求赫鲁晓夫自愿退休，他却加以抗拒。要想避免中央全会上引发争论，他的退休申请便必不可少。如果赫鲁晓夫坚持自己有理，从理论上说来他仍然有权在全会上发言。
自然，这样做什么也改变不了。中央委员们只要看出哪一方占优势，便会投票赞成将其免职。不过，也可能有赫鲁晓夫的两三个老朋友站出来为他辩护。现在的要点在于，一定要避免在全会上发生辩论，做到一致赞成赫鲁晓夫退休，从而表明这是全党的意志。
中央主席团会议晚上很晚了才结束，决定第二天继续再开。
赫鲁晓夫动身返回列宁山（麻雀山）家中。他仍然是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但实际上已经被截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操办此事的是谢米恰斯内。赫鲁晓夫无论与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卡洛维发利疗养地治病的妻子，还是与基辅的女儿尤莉亚，均无法通电话。
谢米恰斯内也撤换了第一书记的个人卫队。克格勃第九局局长切卡洛夫上校毫不犹豫地服从谢米恰斯内。
赫鲁晓夫受不了同事们的压力。他年事太高，而且很累，痛苦不堪地过了一个通宵之后，10月14日早上他出现在主席团会议时已经彻底垮掉了。
波利扬斯基首先发言，他简直是冲着赫鲁晓夫发火。随后讲话的是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只有米高扬提议为赫鲁晓夫保留适当的职务，在普通工作中利用其经验。结果米高扬为这一建议遭到责难。
勃列日涅夫再次发言。会后他将此次讲话的全文交给自己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
“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勃列日涅夫说，“是了解我对您的态度的。当年在您处境困难的时刻，我曾经诚实、勇敢和满怀信心地为您、为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其实那时我正患心肌梗塞，但即使重病在身，我仍然获得了为您而进行斗争的力量。今天我却不能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我想按照党的要求说出自己的意见……如果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沾染上诸如爱好发号施令、自欺自慰、坚信个人一贯正确等坏毛病，如果您稍稍具备一点谦逊精神，您也不会容许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您让广播、电影、电视为自己个人服务。您喜欢向所有的人、就所有的问题发布指示，然而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一切错误的基础正在于此……”
在勃列日涅夫所发表的所有的讲话中，这一篇也许是最好的，尽管那是他亲自写的，并非笔杆子们代劳。这篇讲话好就好在通情达理。然而，勃列日涅夫自己在占据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之后，又是多么迅速地忘记了他指责前任的那些话啊！
询问中中央委员会的各位书记——伊利切夫（分管意识形态）、鲁达科夫（分管工业）、季托夫（分管党的干部）、杰米契夫（分管国民经济）、安德罗波夫（分管社会主义国家事务）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他们是否同意关于召开中央全会并建议全会解除赫鲁晓夫各项职务的提议。大家都表示同意。
这之后让赫鲁晓夫发言。他情绪沮丧。
“我为主席团如此成熟感到高兴，”赫鲁晓夫说道，“此刻所做的一切，是我们党的一次胜利。我这就退出，不准备同你们斗争——我的思想体系和基本原则与你们完全相同。我明白，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政治性演讲——天鹅绝唱。我不准备在全会上发言，但想向全会提出一个请求。”
他遭到了拒绝。赫鲁晓夫顿时眼泪汪汪：
“你们写一份关于我离职、退休的申请吧，我签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信赖你们。请告诉我，我应该住在哪里。如有必要，我可以离开莫斯科。”
有人高声说道：“何必这样做呢？没有必要。”
“如果你们工作搞得很好，”赫鲁晓夫说，“我只会感到高兴，我会留心报纸上的报道的。为了我们曾经一道工作，为了你们的批评，谢谢了。”
格里申和伊利切夫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草拟了申请：
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同志们！
鉴于年已老迈并考虑到自身的健康状况，谨请苏共中央满足我关于解除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由于上述原因，我已无法履行所赋予我的职责。
我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承诺，愿将自己的余生和余力贡献给造福于党和苏联人民、造福于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作。
赫鲁晓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即通过了中央主席团决议：
应予确认，由于赫鲁晓夫同志所犯错误和破坏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不正确行为，中央主席团内最近一个时期形成了极不正常的局面，阻碍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履行领导党和国家的极为重要的职责。
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巨大的权力，在许多情况下开始摆脱苏共中央的监督，不复考虑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未经应有的集体讨论便决定极其重要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对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表现出缺乏耐心和粗鲁的态度，蔑视他们的意见，在实际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的过程中犯下一系列的重大错误。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在业已养成作为工作人员的不良个人品质、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同志不可能纠正他所犯的错误和与党的要求不相称的工作方法。
同时也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所递交的申请，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如下：
1.出于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原因，兹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2.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宜的。
3.认为有必要于1964年10月14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委托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致全会开幕词。
委托米·阿·苏斯洛夫同志代表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作报告。
决定全会上仅限于两个讲话，不进行辩论，尤其不能让赫鲁晓夫发言。再过若干时候召开另一次全会，届时将讨论所积累的组织问题。
大家提议勃列日涅夫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职的候选人，建议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他是赫鲁晓夫政府中两名第一副主席之一。
会议期间，心事重重的谢列平向谢列斯特出示所截获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伊瓦先科的一张便条。便条上说：
“主席团开会，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同意需要讲明缺点，但不应当采取极端手段。法西斯主义在美国活动频繁，这样做，倒颇符合其利益。勃列日涅夫爱好虚荣，热衷权力。谢列斯特出言放肆，他们串通一气。可以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撤职。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一个领路人。大家都心向着他……”
便条也给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看了。主席团委员们警觉起来。会不会突然出现赫鲁晓夫的另外一个同盟者呢？他们决定补充采取预防措施，亦即在中央全会上不让任何一个反对赫鲁晓夫离职的人发表意见。谢列斯特走出会议大厅，给自己的第二书记索博利挂电话，吩咐对伊瓦先科进行监视。
主席团会议之后，将前来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们分组集中，传达关于赫鲁晓夫退休之事，让他们对全会作好准备。
谢列斯特讲述过他完成自己那部分任务的情形。下午4点，在乌克兰驻苏联部长会议常设代表处，召集所有从基辅乘飞机前来参加中央全会的人。谢列斯特向他们通报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谢宁要求澄清：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自己递交的申请，还是强迫他这样做的？”
谢列斯特不得不解释清楚。后来他自己承认，他讲得不够令人信服。
伊瓦先科想要知道：为什么不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留一项职务？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会对国际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谢列斯特回答说，赫鲁晓夫申请之后会去度过他理应享有的休息时光。至于兄弟共产党的反应，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党的总路线依然不变。
对赫鲁晓夫保持忠诚的伊瓦先科和谢宁很快便被打发退休。谢宁的家庭发生了悲剧，基辅的人们议论纷纷。他的儿子米哈伊尔是建筑师，似乎与杰出的电影导演谢尔盖·约瑟福维奇·帕拉贾诺夫关系非同寻常。这位导演以其背离传统的艺术方针闻名于世，结果遭人下毒，还想将他投入监狱。米哈伊尔被克格勃传讯，回家后写下绝命书，躺进浴缸，割开了自己的静脉。这桩自杀案成为逮捕帕拉贾诺夫的借口，他受到审讯，并被判处五年监禁……
赫鲁晓夫给女儿拉达家里打电话说：
“今天要举行全会，解除我的职务。你要预先告诉阿廖沙。”拉达嫁给了《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阿朱别伊。
10月14日上午，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乘飞机抵达莫斯科。此刻谁也不会在意他。
福努科沃机场上依旧挂着赫鲁晓夫的肖像，国家领导人迎接古巴贵宾。事前接到邀请的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伊也来到机场，他仍然是中央委员兼《消息报》主编。然而昨天还在讨好阿朱别伊的官员们，一个个都佯装没有发现他的模样。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只有米高扬与他握了握手。
当天，《消息报》的晚刊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出版，次日清晨，该报与其他各报一样，刊登了有关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国家新领导人的肖像。头一天夜间，各报编辑部的值班人员特别仔细地查阅报纸的各个栏目，逐一删去赫鲁晓夫的名字。
中央全会于下午六时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厅里的座位并未加以指定，但大家都知道谁应当坐在哪里。
主席团中勃列日涅夫首先落座，事情很清楚：他将成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低着头坐在主席团里。
勃列日涅夫宣布全会开幕。他说，10月12日中央主席团委员就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谈到主席团内的不正常状况，于是决定在赫鲁晓夫在场的情况下讨论这些问题。
“所有的发言人，”勃列日涅夫说，“全都意见一致：中央主席团的工作缺少健康的环境，环境已经变得不正常，之所以如此，首先应归咎于赫鲁晓夫同志，他走上了破坏集体领导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突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道路。中央主席团全体一致得出结论：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工作中仓促决定各种方针、采取考虑不周的唯意志论行动，结果产生巨大的混乱，造成严重的失误，却以无休无止的变革和改组进行掩盖。中央主席团认为现有的状况不能容忍，一致肯定必须毫不延迟地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这一问题交由全会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勃列日涅夫的这一番讲话并不包含在逐席散发的全会速记记录之内。如果采信经过校正的速记记录，则是勃列日涅夫几乎当即便让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讲话，宣读事先拟好的对赫鲁晓夫一事的谴责性结论。
为什么委托苏斯洛夫作报告呢？波德戈尔内拒绝出头，勃列日涅夫也不急于登上讲坛。苏斯洛夫作为党的官方思想家便成为合适的人选，尽管他是最后才被吸收参与这次密谋的。
当初与他谈起打倒赫鲁晓夫之事时，尽管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赫鲁晓夫对他的蔑视态度，却仍然采取了谨慎的观望立场。苏斯洛夫就秉性而言是个书呆子，他在党的历史上寻找先例，却无法找到，他忧心忡忡地思量：
“这会不会引发党的分裂甚或一场内战呢？”
然而，在估计力量对比状况之后，他很快认清了形势。
“在将赫鲁晓夫革职的过程中，苏斯洛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对我说，“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他。”
苏斯洛夫和叶戈雷切夫曾一道赴巴黎参加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的葬礼，多列士于1964年7月11日逝世。叶戈雷切夫被要求在出访期间仔细摸摸苏斯洛夫的底细：他如何对待将赫鲁晓夫革职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