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宝挟着这个轻巧的，和主人同样单薄可怜的包袱，走到巷口，站在范大妈视线以外的地方等候。他估计，过不一会，这个乡下姑娘会踅回来寻找。阿宝等啊等啊，一直到无法再等的时候，买票坐车去厂里给造反派做饭。午餐开完，又掏五分钱回来再等，白白耗去一个下午，不见她人影。傍晚，阿宝接着等，在路灯下，溜达到深夜。实在太晚了，才姗姗回家。阿宝自己也诧异，怎么这样诚心诚意地等了一天？是因为她可怜？因为她受欺侮？因为她叫了一声大哥？因为她那苦楚动人的面容？因为那双只消看一次，就永远忘不了的眼睛……
他的心不那么宁静了。
几经踌躇，阿宝解开了她的包袱，多么寒伧单薄的内容啊！真有点象某些人提倡的三无小说那样空空如也，唯一的奢侈品，是面小玻璃圆镜。镜子背面夹着的当然应该是她本人的照片。但阿宝怎么看，也和早晨在巷子里见到那姑娘吻合不起来。看来乡镇上的照相师也有其独特的天才，能把人照得完全不象自己。和我们读某些特级作品一样，评价的好和实际的好，常常总不吻合，看来权威的眼睛并不权威。
就在此时此刻，一种淡淡的，不可捉摸的脂粉气息，令人烦恼地钻进他的鼻子。可当真地去闻，依旧是他寒酸破旧屋子里特有的霉味。然而，稍停片刻，不经意间，那温馨的香味又轻轻袭来了。他不由得间自己：“她这会儿在什么地方呢？没有钱，没有粮票，而且说不定没有一个肯帮助她的好人吧……”霎那间一种同情，一种关注，一种比同情和关注还多了些什么的感情，从胸臆间油然升起。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在床上躺着了。决心到此时此刻，所有无家可归的人，唯一存身之地的火车站去寻找她。
迈出这一步是容易的，但为这一步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异常沉重的。假如阿宝当时要能预见到未来的话，也许脚步会迟疑，不象这会儿兴冲冲地在马路上奔跑。那速度，真好比两肋生翅，脚底生风，冲刺似地朝S市那总搭着脚手架，总也修不好的车站票房飞去。心头那股热劲，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从哪来的？仿佛刚出笼屉的馒头，塞在他胸膛里似的，那样实在，那样熨贴。以致他的保护人大清早在巷子里撞见以后，听他如何如何地讲了一通，立刻警告他的话：“那可是个无底洞！”他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阿芳说了，她不会拖累我的，她能养活自己，说不定还可以帮补我咧！”
乔老爷嗤了一下鼻子：“说得好听，到头来还得靠男人养活！”也许他正和他老伴，从街革联请罪回来，心头老大的不顺。这种洗心革面的早课，是给坏人准备的，乔老爷当然不算，但他老伴算，因为是三十年代臭明星。谁曾想到“文革”风暴制造了那么多的家庭悲剧，这对本来是半路夫妻的两口，倒越发风雨同舟地亲密了。乔老爷心甘情愿降格为坏人，陪老伴请罪。从此，他每天清晨去，装作虔心忏悔的样子，而且每次都能泪流满面，表现出内疚和自责的痛苦。这使得许多同时请罪的坏人，秘密地向他取经讨教，乔老爷也丝毫不保守地传经送宝。原来倒是朱大姐早年拍电影所用过的，一种极原始的刺激流泪的办法，往手背上抹一点辣椒面，必要时揉揉眼睛，泪水就辣出来了。于是大家都仿效行事，每天的早请罪就变成了一场流泪竞赛。头头们作为改造坏人的成绩到处宣扬，还开过现场会让人们参观以乔老爷为首的流泪表演呢！
阿宝振振有词地回答他的保护人：“你都能为朱大姐把眼睛辣成了红眼耗子，我怎么就不能为阿芳——”
乔老爷截断他的话：“这姑娘再好，她的农村户口，是你一道过不去的关口！”
“范大妈她答应帮忙——”
“什么？老范婆子？”乔老爷眨巴着辣劲未过，泪囊肿痛的双眼怔住了。
然而，确确实实是范大妈。
阿宝怎么也料想不到会在票房里，碰上他恨不能咬一口的范大妈。而且更出乎意外的，正是这个范大妈，在挤得满满登登的，上访告状，革命串连，等待接见，和买票签证的人群中间卖茶汤。尤其让他惊讶的，还是这个范大妈，竟然扬起胳膊招呼他，语调是那样亲热，“快过来，阿宝，帮帮忙！”
他糊涂了，不知究竟哪一个是真的范大妈？危楼里的那人皆为敌的眼睛，怎么也嵌不到这张做生意的殷勤笑脸上。其实，这正是阿宝的天真之处，在那灰暗的十年里，有多少人向我们展示出双重人格和两面嘴脸啊！不过有的弥合得巧妙些，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而范大妈则是属于煮夹生了的饭之类，不免有点硌牙。就如同读有些作家所炮制的作品，外面是国产包装，内里却是洋作家名篇的翻版一样，不仅硌牙，还会让人倒胃口的。阿宝尽管十分地不乐意——他来车站并不是为了帮她做买卖啊！可那张笑脸使他不得不费点力气，朝她那儿挤去。但双眼却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寻找他一心一意要找到，而且必须找到的那个乡下姑娘。那份迫切的心情，让人感到不是她的包袱丢在他这里，而是他的什么重要东西，被她拿走了，急着要找回来似的。范大妈显然注意到他神不守舍的状态，便问：“你怎么啦？阿宝！”
他能对这位事端制造者说什么呢？只好恭喜她生意兴隆：“想不到这么晚，会有这么多人！”
“你还没见过大串连那阵——”她神采飞扬地回忆不久前那有史以来的壮举，一次上亿人的全国免费大旅游，“哦！我这批过准的，忆苦思甜茶汤，三毛钱一碗，五毛钱一碗，有人还抢不到手呢！”
因为阿宝在炊事班工作，虽然他独善其身，不问世事，但一把炒面，一匙糖，冲上开水，该值多少钱，是算得出来的。现在卖两毛一碗，已是对折拐弯的利润，竟敢百分之三百、五百地牟取暴利，而丝毫不妨碍她自以为很革命的左派身份。阿宝虽说政治头脑少一些，也对她坦然自若的神态，有点纳闷。这个年轻人心里琢磨：“她会一点不害羞！”
傻兄弟，比她更心口不一的人，比她还要下作，讲漂亮话而干不漂亮事情的人，从来也不象在“文革”期间那样公开的无耻，简直到了赤条条无牵挂的地步。范大妈只不过是这支长长队伍末尾的一个小卒罢了。至少她在收摊的时候，把赚得的几块钱，塞进口袋以后，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优愁，破天荒充满着人情味地对阿宝说：“我要象你有那么多存款该多好，毛毛也就能从插队的乡下办回来了。唉，我也不必半夜三更在这儿挣钱，贴补她的工分了！”她又叹了一口气，心情那样沉重，以致阿宝不禁扭回头去打量她。
他们走出永远不拆的脚手架，到车站门前的广场，天色已经微明。这时，范大妈才想起来问他：“阿宝，你干什么来啦？”
“昨天早上，你在巷子里，那歪脖树下——”
范大妈恍然大悟：“敢情她是你的对象？”
“啊呀，你说哪儿去了！范大妈！”阿宝埋怨她，“你把那姑娘打跑了，可包袱丢在——”
“你放心！”范大妈说得那样轻描淡写，“昨晚上我在票房里见她来着——”
阿宝紧紧抓住范大妈装茶壶水碗的篮子：“人呢？”
“我把她扭到车站派出所，交给警察了！”
“你啊！”他搡了她一把，差点儿把范大妈业余挣钱的饭碗砸碎。
这回范大妈倒没有着急，也许因为她年轻时曾经风流过，甚至成家之后，生儿育女，还暗地里与旧日情人来往。所以她装神弄鬼，惹得死去的毛毛爸死命揍她，都和这段情缘有关。因此，她拉住要去派出所找人的阿宝：“你相上了她？”
阿宝急于要走，没好气地：“相上又怎么样？”
“可她是乡下人！”
“乡下人怎么样？”阿宝不完全是赌气，但语调听起来很象：“我还偏不愿意找城里人呢！”
“那你可得大把往外撒票子，户口、工作，这两样你要想办成，哪样也得一个大数才行！”
“只要有价码，不愁没办法！”
也许她被年轻人的至诚感动了：“要是你真肯掏钱，大妈许能帮你个忙——”她抬头一看车站大钟，“不行了，我得赶紧回去，管着那帮坏人请罪，让他们老老实实——”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唤醒了她灵魂中另一个人皆为敌的范大妈，霎那间，那张人情味的脸，布满黑沉沉的疑云，嘴角，眼角，鼻翅都凛然收紧。阿宝急于找人，才不愿意多看她这窦尔敦式的面孔呢！扭身朝车站派出所跑去。
假如不是阿宝赶到，阿芳肯定随着那装满盲流的列车，被遣返到遥远的他乡一去不回了。他冲到停在货场的那列闷罐车上，挨个地从每节车皮，每张面孔去寻找那对难忘的眼睛。一面查看，一面也吃惊车厢里竟然装得下这么多人。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把人变成货物那样对待，就可以随便堆码了。而且，人通常在得意时才膨胀，落魄时就收敛，到挨打时，自然要缩成一团，减少接触板子的面积，所以很有点象罐头沙丁鱼那样挤得紧紧的。
车头已经拉响汽笛，准备起动，阿宝满头大汗，心都急得跳出来，也找不到他要找的那位不知名姓的姑娘（要是知道的话，也可挨着车皮喊叫）。也许他觉得这一次要失去了她的话，大概这世上再不会有那样一双吸引他的眼睛了。即使在车轮缓缓转动，完全绝望的这一霎那间，他还紧紧盯住每一张从眼前闪过的脸。天哪！阿宝几乎象疯狂似地跳起来，拚命地喊了一声：“下来，快跳下来！”他一眼瞥见了在人群里，正好奇地向外张望的阿芳。
阿宝来回寻查的时候，她清楚地看到过的。但她把他忘了，可经阿宝这一声几乎是力竭声嘶的喊叫，马上省悟过来，而且毫不犹豫，动作是那样麻利迅速地，从人堆里跳下了车。
她当然不是为那包袱跳下来的，也不是为有一副被告面孔的阿宝跳下来的，她是为可能展现在她未来生活里的世界，扑向阿宝的怀里。现在很难考证，那是不是她第一次的即兴表演？她成功地扮演了妹妹的角色，而且使人相信，由于她哥的窝囊老实，差点当盲流给遣送外地。她的眼泪，她又急又恨的神色，再加上阿宝那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好，和终于找到的高兴，两者混合起来的狼狈相，歪打正着，被持枪弄棒的工人民兵释放了。
谁知是命运的作弄，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实在变化莫测，你想得到的东西，常常要费许多力气，未必能够得到；但是你不想得到的东西，哪怕你尽量回避，也很容易地落到你的头上。乔老爷解放前在剧团混饭吃的时候，那样追求已经没落的明星朱大姐，人家还是嫁了个资本家。等到了新社会，这位蹬三轮的无产阶级，拚命想得到他非常渴望的，譬如党票，譬如职务的时候，被遗弃的朱大姐，使他躲不迭地找上了门。从那以后，直到退休时为止，一直是门市部主任，而这个门市部，连他也才有一桌人。范大妈不也这样吗？那么多年，偷偷摸摸地和情人来往，且不说得到他，私下见一面，很可能要付出被打个半死的代价。如今，丈夫去世，女儿插队，自己“革命”的时候，却害怕这段旧情了。怕他来，他还真来了，轻轻地敲她的窗户。她求他走，她说她造反了，戴上红袖箍，就不兴再动凡心了。可窗外人执意不肯离开，差不多天天来纠缠，范大妈害怕目己沉沦便报告了，那情人差点被打断了腿。结果也不管用，你不想得到的东西，是不容易摆脱的。那位实际是毛毛的生父，仍时不时来打扰。似乎我们的阿宝，也如同危楼前辈，经历着想得而得不到，想推而推不掉的两种格局的磨难。
你决不会想到你的影星月历上，那位最时髦、最洋气的女演员，是我们危楼的阿芳。假如我不给你讲这个故事的话，恐怕难以从她时式的打扮，摩登的装束，以及通体的浪漫色彩，而知道她曾经是土地的女儿。拿作家刘绍棠喜欢说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头顶高粱花，从柴禾棵子和土坷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然而人的适应能力也真强，尤其女性，追赶时代潮流，几乎是一种本性。曾几何时，最初走进危楼那阵，还算是朴实单纯，带有乡土气息的阿芳，当阿宝拿出存折上的二分之一款项，为她解决了户口以后，她就成了一个城里人，连S市那种小字眼和儿化韵，也学得维妙维肖。接着，阿宝又用剩余的二分之一款项，给她谋到了一份在国营单位的工作（要是集体单位，可少花几百元，但阿宝还是狠了狠心与存折告别），这样，她穿起可身的涤良军便服，背着绣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但必须洗白了的军绿色挎包的时候，不知底细的人，常常把她当作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呢！这时，即使拿放大镜，也找不到她一点属于乡土文学范畴里的事物了。相反，她倒有资格嘲笑那些怯打扮的同伴，这和有些人自以为写出一点毛姆的冷峻，或者加缪的淡漠；会在作品中贩卖些洋式的玄虚，便藐视一切，性质是相同的，都属于自我感觉未免太良好的假洋鬼子一流人物。
接着便该是危楼居民拭目以待的婚礼了。因为作为邻居的我们，总担心阿宝这种爱情至上主义，会不会得到阿芳相应的回报？真是到了黄金散尽还萧索的时候，她变卦了怎么办？你了解她吗？阿宝，你知道她的底细？她的来历？她的家？她的父母？以及她的脾气性格吗？当她的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不禁为他捏把汗了。问题归结到一点，只有结婚才能证明阿宝这大把钱花得不落空；当然，也只有结婚，才能证明阿芳不辜负这一番情意。可婚礼却迟迟不见动静，不免引起一些议论。危楼的人，实际应算一锅良莠不齐的大杂烩，互相咬起来——常常为一丁点大的事端——竟谁也不肯撒嘴。可是，我的这些邻居，又会为实在不相干的缘由，彼此搂抱在一起，海誓山盟，同仇敌汽。譬如阿宝与阿芳的事情，全楼的人几乎都团结起来，不赞成越来越漂亮的阿芳，而对越来越萎靡的阿宝，虽然恨他太多情，一致认为他这种自作自受的苦恼，纯粹是活该的。但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多年，自然地为他愤愤不平。其实，这本是杞人忧天，即使结婚了，不也照样可以离婚么？但一时间竟成了危楼谈话的主题。也许“文革”期间，除了那些捞到什么的，和失去什么的两拨子人有事干，其佘的人也实在百无聊赖，才会这样没话找话来消遣吧？
我所以说几乎都观点一致，危楼里还是有人并不这样看问题的，一位是阿芳暂时在她家借宿，认她是姑的范大妈。她总是说：“急什么，还不到年龄！”听起来，这是掌握政策的人的口气，事实上她是怕阿芳出嫁，她失去了一个免费劳动力，影响她的茶汤生意。另外，一种倖倖然的心理，她也不大乐意看到阿宝痛快顺利地达到目的。“没想到这小子真肯下大注！”她多少次埋怨自己的失算：“早知道还不如把毛毛许给他咧！”所以后来在给阿芳办户口的时候，她也只是表面上张罗，并不真的卖力。甚至到快解决时，她暗地里又去捣鬼，想法不让他们成功。但是到底“农转非”了，气得她那晚上不去车站做生意，早早关灯睡了。和她作伴的阿芳也摸不清她犯的什么劲？直听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因为她卖茶汤已养成夜间工作习惯，怎么也睡不着，而且脑筋清醒得厉害。她思忖，难道这丫头命好，告密居然不起作用，后来她豁然通了。人们造反夺权，象动物园猢狲那样抢来夺去，无非想捞点好处。阿宝那张存折，是最有力的通行证。不论你怎样使坏捣乱，也无能为力。钱，比亲爹的话还管用。想到这里，她骨碌从床上爬起。
“姑，你干吗？”
“睡他娘个屁，还是到车站挣钱去！”
她不同意大家的看法，因为她认为自己代表政策，或者是政策的化身。其实当时比阿芳年纪还小的姑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准许登记了。一些妇女闲着没事，索性超过指标在家生孩子玩。可在她管辖的范围里，要有能够作践他人的机会，一般是不放弃的：“按政策办嘛！”
其实，她的政策，只要一盒不超过三块钱的糕点，就可以改变的。
另外一位，就是乔老爷的三十年代了。
朱大姐自从成为荒诞派戏剧《秃头歌女》那种形象以后，就不大好意思抛头露脸，终日在危楼蛰居着。尽管她吃核桃仁，抹生发油，尝试偏方，头发也象三类苗一样长势不旺。因此，她需要一个听众，听她讲她的黄金时代。阿芳便成了最合适的人选；第一，她什么都不懂，你怎么讲她都相信；第二，她求知欲极盛，什么都想知道。危楼的人没有一个不曾听过三遍四遍，都尽量躲着她，生怕她拉住你，给你沏茶，端出点心，央求你坐下来听她讲三十年代。她知道我因为写小说当了“右派”，私下对我说过：“我最爱看张恨水的小说，看一回，流一回泪，害一场眼病，水银灯把我眼睛烧坏了。想当年，我们在徐家汇联华公司拍片——”说到这里，她去抱热水瓶，我连忙借故离开，否则，只要沏上茶，就得痛苦地当一个小时的听众或观众。
也许人一到了这把子年纪，都有讲讲自己过去的欲望？所以她不赞成阿芳匆匆忙忙结婚，那样的话，阿芳该关心阿宝怎样在学炒菜，怎样在红案、白案上忙着的事情，不会听她讲怎样拍《荒村女侠》、《白衣大盗》、《妈妈，我不嫁人》之类电影，和老板们、小开们怎样追她、捧她的光辉历史。只要范大妈出去公干，朱大姐便从床底下掏出来未被抄走的老电影画报，老相册，老唱片（百代公司给她灌的电影插曲），让阿芳见见世面。
唱片转动着，磨擦的沙沙声压倒了当年朱大姐嗲声嗲气的歌喉。对只懂得语录歌与样板戏的阿芳来说，这支古老的流行歌曲，并不感到多大兴趣，倒是那张沉醉在遥远歌声里的面孔，总吸引着阿芳。她说：“姨——”这位嘴甜的姑娘把朱大姐从三十年代拉了回来，“你一听这歌，你就年轻了，跟这些照片一样！”
朱大姐翻着相册，抚今追昔，多么怀念逝去的青春，和一去不再来的浮华岁月。她对阿芳说：“你干吗着急嫁人结婚呢？象你这张脸子，要是——”
“要是什么？姨——”
她没有对阿芳讲，却把下文告诉了丈夫：“真的，象阿芳这张上镜头的面孔，要退回去多少年，贴上电影公司老板，再认个阔姨太当干妈，你愁她不会红得发紫？”
乔老爷的金鱼眼差点没暴跌出来。连忙登上三楼那间有门无窗，应该叫做阁楼或亭子间的屋子，其实叫做大壁橱，也许更恰当些。阿宝正在吭哧吭哧地刨木料，汗流浃背，根本没顾到保护人站在走廊里打量他。
“阿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