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
土耳其人帕慕克有本小说，书名与故事同样迷人：《我的名字叫红》。那真是一个奇妙的构想：画布上的一片红色，像你我他这样的人一样，又与树狗马这样的物一起，能款款道来娓娓述说。意象太美了。倏然之间，一抹颜料就有了生命，而它的生命，起始于它有了个名字：红。
名字的确只是代号，德华曼玉并不意味着比狗剩丫蛋圣洁高贵。但名字又是区别于每个个体的重要标识，与我们的尊严和耻辱息息相关。你可以分别用“岳飞”与“秦桧”这两条信息刺激大脑皮层，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
在我的小说《代号SBS》中，为书中人物，我设计了两套名字符码。有些人的化名完全是数字：“211”、“212”，有些人的化名则类似网名：“香荷满径”、“冬日阳光”。其中有个女角色化名兰花花，直到全书结束，与她经历了一场艳遇的男主人公，才知道她的本名叫王秀花，这时，男主人公发了句感慨：“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大路货名字，都削弱了我原本对这名字持有者所深怀的爱意。”
可见，我和我小说中的人物，都把名字这个形式化的东西看得挺重。忽略形式同样是鄙薄内容。我喜欢“像爱惜羽毛一样爱惜名字”与“人过留名”这样的话，它们表达的，是对名字尤其是名字持有者的认可与尊重，尽管，它主要指的是名声与业绩。
名字不论是否好听，都出之于长辈的爱心美意，有相当多的人，因为看重名字，干脆放弃旧号自改新名，甚至花钱请人赐名。可使用名字时，不知基于怎样畸形的心态，中国人的习惯却很反常。本来，费劲巴力地选个名字，就是供人叫的，但一旦被叫，又像受了冒犯。特别是那些有资格领导三个以上人的人，总把名字看成宠爱度不高的后宫佳丽，养在那里，却不享用。他们更愿意被称为“主任”或“经理”。谁都知道，如今的官衙里商圈中，各个梯队的“主任”“经理”多如蚊蝇，顺序排位的话，“鸡肋”都比它们名次靠前。可“主任”“经理”们宁可屈居“鸡肋”之后，也不愿让人把自己那些更具质感更有生机的个性化符号挂上嘴边：德华或曼玉，狗剩或丫蛋。
有句话叫上行下效，我们社会中，“上”是各个梯队的“主任”“经理”，“下”是他们麾下的三个以上的广大群众。群众之间，没弯弯绕，呼名唤姓不以为忤，直来直去透着真率。可有一天，群众忽然发现了问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上”们握手言欢时已不喊名字，“下”们勾肩搭臂时还点名道姓，这似乎与榜样拉开了距离。他们略一踌躇，即奋起直追，发明了更喜闻乐见的人际称谓。他们没官衔，少名分，但有年龄，分男女，便在序齿性别上大做文章。群众果然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文章打人伦牌，一出笼就广受欢迎。眨眼之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哥”“姐”“弟”“妹”之声不绝于耳。
又有句话叫众擎易举，其意思是，众人合力就举得起来。谁是众人？自然是群众。群众固然人微言轻，但众口铄金的也是他们。现在为“下”的群众手臂如林，把人伦的旗帜举了起来，为“上”的“主任”“经理”们，再高视阔步也不能不屑了。人伦是种积淀深厚的民间力量，科层制度尚未孕育时，它已长成了俊男靓女。为什么那些说完“上智下愚”的人又要说“民贵君轻”，为什么那些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人也会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因为他们拿民间的人伦没有办法，一如父母无奈于孩子。好在“上”们比父母高明，允许称谓问题上有灵活性，在不至于动摇“主任”“经理”权威的前提下，他们笑纳了“哥”“姐”“弟”“妹”的柔情蜜意。
就这样，从庙堂之高至江湖之远，“主任”“经理”率领着群众，通过包裹着森严等级的脉脉温情，巧妙地将人名及附着其上的个性化颜色悄悄抹掉了，再以皆大欢喜的公共符号作为原色，铺陈出一幅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图。作为一个看重名字的人，我特别想套用帕慕克的迷人句式，为这幅图画做出命名：《我的名字叫哥姐弟妹》。
粗粝沈阳
我有个朋友在外地出差，碰到个赵本山的忠实观众。那赵氏拥趸听我朋友操一口纯正的沈阳土话，便问他是否铁岭人，与赵本山老乡。铁岭是个毗邻沈阳的农业小市，除开拥有全国产粮第一大县昌图县，近年来，更因出产了演小品的大众明星赵本山而声名鹊起。我的朋友如实回答，他是沈阳人，与赵本山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老乡。可赵氏拥趸没听说过沈阳，问我朋友，沈阳？沈阳离铁岭多远？我朋友便有些气急败坏，说不远，沈阳是铁岭郊区。赵氏拥趸对我朋友充满同情，安慰说，郊区也行呀，你说是赵本山老乡不算吹牛。我的朋友哭笑不得，只能说，赵本山倒的确把家安沈阳了。那赵氏拥趸忙说，这就更老乡了。不过，他又补充道，他安在沈阳的不能算家，只可以说那是他郊区的行宫别墅。回沈阳后，我朋友对我大发感慨，说赵本山实在应该出在沈阳。朋友是个关心家乡声誉的人，他的言下之意是，若赵本山属沈阳地产，会更有助于提高沈阳的知名度。
我不知道，我朋友这个“沈阳是铁岭郊区”的故事有无虚构成分，但他最后的感慨，说赵本山应该出在沈阳，倒点出了赵本山这个铁岭乡村人与沈阳城的微妙关系——沈阳这座大名鼎鼎的老牌重工业城市，即使到了今天，从骨子里看，也的确可以随处找到被赵本山疏浚之后又搅动起来的乡村精神的鲜活潜流：质朴又狡黠，宽厚却封闭，旷达而怠惰，热情但愚鲁。正因为如此，也许比较能够代表这样一种沈阳风格的，倒真是舞台上那个来自铁岭乡村的赵本山。
我说“比较”能够代表沈阳风格的，是赵本山，也就是说，沈阳还有赵本山不足以代表的另一个侧面。那另一个侧面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即是一座老牌重工业城市的勃勃蘖枝与袅袅余烬：繁忙紧张与拘泥刻板，豪气磅礴与粗枝大叶，堂堂正正与安土重迁，宁折不弯与自得其乐。我想，在赵本山成名前，他肯定没见过半个城区导弹发射架一样朝天空吞云吐雾的黑烟囱，他肯定没听过数以万计十万计的产业工人按响车铃晃动饭盒和大头鞋砸响柏油路的杂沓之声，他肯定没想过那些坚硬无比的钢锭铁坯怎么会被人一点按钮就顷刻间变得水一样稀泥一样软。然而，有另一个人，她肯定看过听过也想过这些，因为与赵本山比，她得天独厚地从小就生长在黑烟囱下、车铃饭盒大头鞋声中、水一样稀泥一样软的钢锭铁坯旁，也许，选择她来支撑赵本山不足以代表的沈阳风格的另一个侧面，还真就不算乱点鸳鸯谱。是的，她是女人，以一个阴柔的角色来充任一种阳刚的象征好像牵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唯有她，为沈阳风格的另一半示范代言，才能与赵本山这一典型案例构成多重意义的呼应共鸣。这位女性，就是歌手那英，她同样是个经常在舞台上电视里抛头露面的大众明星，估计其拥趸比赵本山不少。当然，这一点，只是她与赵本山呼应共鸣的诸要素之一。
如此一来，有了赵本山与那英的联袂演绎，有了土里刨食的散淡与大机器生产的雄浑的巧妙嫁接，沈阳的人性化形象也就棱角分明了。打个不确切的比方说，是赵本山式的魂与那英式的形，恰到好处地表征和凸显了完整的沈阳风格——对此我愿意称之为粗粝。
沈阳的气候是粗粝的：夏季短暂但异常炎热，春秋只是几场蔽日黄沙的匆匆席卷，更多的时间是漫漫严冬、风刀雪剑、滴水成冰、寒刺骨而冷浸心；沈阳的食物也是粗粝的：高粱米干饭，大子粥，玉米面窝头，炒白菜帮子，酱猪头灌血肠煮白片肉，烀土豆烤地瓜炖宽粉条；沈阳的家居设置还是粗粝的：铁锅瓷盆一律深大厚重，桌椅板凳全都拙朴憨实，炕琴立柜要么横贯室内要么立地顶天；沈阳的企业产品更是粗粝的：电缆模具，齿轮轴承，机床锅炉，飞机大炮……
这的确都是粗粝的注脚，可这就是沈阳吗？显然不准确，今天的沈阳与我上边的描述已区别甚大，包括气候。但这又肯定就是沈阳，也只能是沈阳。即使那些符号化的东西已越来越成为沈阳文件夹中存储的记忆，即使沈阳与广州的区别已只是电台里是否播出粤语节目，我们也不难看到，粗粝作为一种背景和底色、基因和根脉，早就深烙在沈阳人的生命里和生活中了。所以，要了解何谓粗粝生活，最合适的去处无疑是沈阳这座塑自泥土又由金属铸就的北方城市。
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生活。现在外地人评价沈阳，是不是还用那四个字我不太知道，但至少在一九九○年代之前的漫长时段里，“傻大黑粗”，一直是沈阳的护照与品牌。傻、大、黑、粗，这种讥讽揶揄，最初是关于沈阳民用产品的四字箴言，但一经流行，便即刻成了对沈阳人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结语定评。作为沈阳人，我对这四字箴言的一部分所指不能接受——倒不是因为我儿不嫌母丑或老牛护犊子；同样，作为沈阳人，我对这四字箴言的另一部分意旨则予以认同——这也不是因为我吃里爬外总觉得别处的月亮比自家圆。我的不能接受和予以认同，都只因为作为一个沈阳人，我对家乡故土有一种更深切复杂的体察与理解。
在听我逐一分析傻大黑粗这个四字箴言时，我希望读者眼前能有一部动画片同时上映，以比照我的文字重叠观赏。至于那动画里的故事内容，最好由赵本山与那英合作表演：让他们舞台上的小品歌曲与舞台下的访谈花絮熔于一炉。当然了，若对赵那二位没什么印象，光读我文字也可以的，这并不影响读者神游沈阳。
先说“傻”。沈阳由罪犯流放地和军事要塞发展而来，原住民大多是强人兵士及其后代，这类人往往嗜征战骑射善身体劳作，而对后世的心理遗传，缺乏商业机谋与知识修饰。一般来讲，沈阳人的口头禅是“无所谓”，把衣食住行一概视作“小事”，马虎草率不求精细，即使评判从政经商治学那类“大事”，“大概其”或“差不多”也是最高标准。于是，“嘁哩喀嚓”、“嘎吧溜脆”成了沈阳人的典型风格，说话直来直去，办事风风火火，对“老娘们家家”的“磨叽”作风深恶痛绝。结果，人一爽快利落，心里就没那么多弯弯绕，脚下就不太会使花绊子，加之讲义气信承诺又无城府少怀疑，好听点讲叫敦厚淳朴，难听点说就有了傻气；而敦厚淳朴的人，受骗上当在所难免。不过，沈阳人吃亏往往吃在他人的小算计小伎俩上，若当面锣对面鼓地设擂台比高下，倒未必总是沈阳人一败涂地。公正地说，沈阳人的傻，应该叫做实，而实，就不一定是心里没数，也不见得就是手中无招。非不能尔，是不为也。如果谁带有智力判断成分地认定沈阳人傻，那他的倒霉将必定无疑。说到这里，不妨岔开一句。许多去过西欧北美的人，都说外国人特傻帽，好糊弄，好像老外进化得晚。可我觉得，这种看法，即使抛开其间玩笑的成分，也能证明，我等孔孟子嗣已被自欺欺人的虚礼伪仪毒化到了何种程度，居然对率直坦诚丧失了起码的认识能力。其实，这种能力的丧失已然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不是吗？每每关键时刻，我们虚礼伪仪的小聪明总要在率直坦诚的大傻瓜那里屁滚尿流。
至于“大”，我以为从贬意的角度看语焉不详，而我知道，外地人对沈阳“大”的评价，绝不是伟大那种意思。那大什么呢？好大喜功？巨奸大蠹？大言欺世？可这实在不光是沈阳人的专利特权。要么是大块头大身量？大大咧咧大手大脚？这恐怕也算不得做挖苦文章的上好材料。大块头大身量的确笨拙，可并不比瘦小枯干瘪瘪瞎瞎更伤眼刺目；大大咧咧大手大脚也应该批评，但肯定没有斤斤计较抠抠搜搜那般糟糕。我以为，在四字箴言里，用大与傻黑粗组合并列有凑字数之嫌，这源于国人对三字经四字令特殊的把玩热情。但既然凑数凑上了它，我也就不该绕道而行，我想，用那个大字来附会沈阳人的爱面子好虚荣也许说得过去：摆谱装大嘛。沈阳人的爱面子好虚荣十分普遍，比实在实惠得近于傻的情形普遍多了，尤其是沈阳男人，都能把面子虚荣看得重于——不至于重于泰山，也重于半年薪水了。沈阳男人也有许多怕老婆的，这很正常，沈阳女人也多刚烈勇武之辈嘛；可有趣的是，不论关上门多么懦弱的沈阳男人，出得门去，在外人眼前，都可以蛮不讲理地对老婆吆三喝四，而更有趣的是，这种时候的沈阳女人，对丈夫绝对逆来顺受。近几年，有不少沈阳男人失业下岗，他们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做，宁可闲在家中喝酒打牌侃大山，甚至靠妻子挣钱养家糊口，也很少能放下架子，把家务劳动从“女主内”的“家政法典”中收编过来。沈阳饭店里的菜量一般都大，吃完剩半桌子的情况十分多见，可沈阳人，即使引车卖浆的穷人，回家有了上顿没下顿，在饭店吃完饭也不怎么打包。他们长于以挥霍充大方，用虚弱的大方赢取肤浅的尊重。直到近几年，在沈阳的饭店里饭后打包才不会惹来鄙夷的白眼。再举个例子。还是近几年，沈阳有一批腐败领导被绳之以法了，其中多数人，不查俨然就是清官，因为平常没什么花销，弄到钱，都交给了老婆孩子情人和外国银行；可他们中有个副市长和个什么局的局长却过分张扬，前者去澳门豪赌一掷就能两千多万，后者居然比着苏州园林的样子修别墅建庄园。你一定猜到了，恰恰他俩，在那批腐败领导中，是为数不多的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待这两个热衷于显摆不在乎露富的领导被判死刑后，连沈阳的老百姓都吸取了教训：摆谱装大要倒霉呀，驴粪蛋儿表面光屁用没有。
说到“黑”，其实也不乏可商榷的地方。它针对的是皮肤吗？在我看来，沈阳皮白肤嫩者大有人在，除成都等少数几个城市外，没准和大部分城市的人一同搞抽样调查，沈阳“白人”还比例挺高呢。但抓住沈阳的黑说事我仍能接受，其部分理由与女人有关。女人爱美这是天性，希望皮白肤嫩在情理之中。可沈阳这地方，少水多风，干燥寒冷，为了让自己美艳鲜亮，女人只能浓妆重抹，都顾不上自己本色深浅了，结果就弄得唱大戏般地不伦不类。不过皮肤黑白皆属小节，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沈阳黑，我倒更愿意提及环境污染。夏天似乎还看不出什么，可每到冬天，说沈阳是黑色的城市并不过分。按理说，冬天的沈阳白雪覆盖，即使街路上居民区里由于人踩车轧雪脏了，那公园深处或楼房顶上总该冰清玉洁吧？同样不行，所有的雪上都落一层粉尘，好像天上下完雪又下了场炉灰。如此客观条件，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穿着打扮，即使如花女子的行头，在更多时间里也只敢色泽老旧；而许多“小资”时尚，之所以一引入沈阳就市场萎缩发育缓慢，也因为展览“潮流”与“情调”的舞台太不理想。既然无处示“白”，就窝在家里藏“黑”吧。沈阳人的胸襟阔大与没心没肺，都源于无可奈何。不过近几年，对干净白皙心向往之的沈阳人已开始觉悟，大张旗鼓地发展起了洗浴事业，我估计，按数量比，现在沈阳的浴室澡堂在全国各城市中能排名第一。也许，即使沈阳人真的天生黑色素沉积量过大，可经过这一番浸泡搓洗，过几年，他们中的糙爷们也会变成四川嫩妹子的。但我个人对沈阳人这种近于偏执的卫生观持保留态度。据说，钢筋铁骨的古罗马人最后“糠”得都撑不开弓举不起剑了，就是桑拿房蒸的。另外，沈阳人的黑，可能还有心狠手黑一解，意思是沈阳人尚武好斗，一言不和便拳脚相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但我认为这是误会。沈阳人不喜欢拖泥带水地解决问题，急眼了，的确喜欢张嘴就骂举手就打。可这更适合称之为鲁莽或暴躁，只与理性贫弱与修养匮乏有关，和与心狠紧密相连的手黑截然不同。真正的手黑，是杀人不见血，是咬人不露牙，是摧毁对手的精神意志而不是伤害对手的皮囊肉身。前边说过，沈阳人把面子虚荣看得重于半年薪水，这种人，其实想黑都黑得业余，谁和他们起了冲突，只要能先挤出笑脸抱拳求和，那眨眼间干戈就会化成玉帛。若争端平息后又唠投机了，沈阳人还肯即刻把家里的好烟好酒都翻腾出来，再冲灶间的媳妇高喊一声：翠花，上酸菜——
四字箴言中，最后的粗字用得精彩，它是点在沈阳这条龙额际上的漂亮眼睛：既是对前边傻大黑的总括，又给那之外的诸多余味留足了扩张空间。有好事者若翻开词典将会发现，有粗字组装其间的形容词，在沈阳都能找到用武之地。可能那些词中贬多褒少，但你结合上边我对傻大黑的逐一分析加以体会，恐怕得出的结论会出乎意料：沈阳人粗的结果能导致可爱。但愿这不是我的一厢情愿。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划分可爱的品类，我认为，以下四种比较典型：孩子的天然真率、女人的明媚鲜活、男人的诚笃睿智、老人的慈悲通达。而沈阳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几乎是孩子气的天然真率的最好写照。这里有个极端化的例子不妨一举。所有城市的足球场都是叫骂的海洋，沈阳球迷也骂人这算不得什么；但南京球迷的“呆逼”像恋爱中的打情骂俏，北京球迷的“傻逼”也只像长辈对孩子恨铁不成钢的申斥责詈，全属于偏正结构的操行鉴定，唯有沈阳球迷那山呼海啸的“操你妈”，整个是一次动宾组合的打家劫舍。可如果在足球场上，你是一个与踢球看球全无干系的旁观者，我敢说，即使你比教育部下派的德育督导还绅士淑女，对那此起彼伏的“沈阳骂法”也会会心一笑。因为你刚一皱眉，就会惊讶地发现，这句比“南京骂法”、“北京骂法”恶劣两倍半的脏话经沈阳人一喊，居然能把德育里边最忌讳的性意味消解得一干二净，还并不比诗人鸟瞰上海浦东新区时高声吟哦的“生活啊”更伧俗鄙陋。这种神奇的效果，大约也只有孩子的可爱才能生成出来。
沈阳是个尚未开蒙的生猛孩子。但这也不坏，谁都知道，孩子的别名叫一张白纸，能写新文字好画新图画。然而我必须承认，沈阳有一个致命的地方比不得孩子，那就是，敢于想象一向是孩子的伟大禀赋，可沈阳人的想象力却太不发达。
从土里刨食的角度说，农业的沈阳从古至今都能自给自足衣食无虞，它不需要想象；从大机器生产的角度说，工业的沈阳对人的最高要求只是当好齿轮螺丝钉，它更是拒绝甚至扼杀想象。这样，保守闭锁，小富即安，唯命是从，按部就班，就成了沈阳人思维行为的主旋律，连艺术创造与思想交锋也只能进行内部循环式的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生自灭。这里有个不恰当的例子，也许能变相地说明点问题。如今大陆的演艺明星，多以模仿港台腔为闯江湖的正途捷径，只有很少人不把乡音视作旁门左道，而敢于把出处亮在明处的寥寥几人里，那英就是突出的一个；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选择她为沈阳风格的另一半示范代言的又一要素；再顺便说一句，单纯的模仿并不存在，想象力是模仿的重要依托。当然，我不想借此赞美那英如何不随波逐流，也不想评价大陆人操港台腔好还是不好，我只想强调，连沈阳口音都有一种排斥异己的冥顽根性，更何况那些固执坚挺的意识积淀与理念薪传了。必须承认，一个人以怎样的声气语调遣词造句，这既是思想外化的必然，也是思想框限的结果。还有，前边分析“大”时，我曾想到过那里所包含的胆大的成分，胆大妄为嘛，沈阳人敢铤而走险也名声在外。可在那一节我故意略掉了这层意思，而是留到这里说。据我观察，沈阳人的妄为并非胆大使然，实为无知所致，所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的气魄，其实是无知者那种可怜的无畏。因为沈阳人所妄为之事，多半对他人对自身都只起破坏作用，是非创造性的，这等事，有知者即使胆大也不为之。我以为，真正的胆大，那种建设的胆量与创新的胆识，是需要以有知为前提的，而想象力，恰好也是有知的重要依托。
不过已有端倪显示出来，现在沈阳人在勾勒自己的粗粝生活时，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精雕细刻的杂糅技法。
照片里的西藏
去西藏的日子定下来后，我整理行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相机和胶卷装进包里。早就听人说过，在西藏随便拍些照片，拿回来就值得在报刊上发表——倒不是说任什么人一到西藏就都能让摄影技术提高得如何了得，而是说西藏的风光太出色了。等我在西藏切身地感受了一番，我发现上述观点果然不谬，那些个山光水色蓝天白云，漂亮得让你无话可说。于是回内地后，一讲起西藏，我就进一步发挥别人的观点，说即使是一个平庸的画家，只要勤奋用功，在西藏待上三年五载，肯定能拿出一流的画作。所以，不会画画的我虽然也不谙摄影，但毕竟拍照片还不至于把人脑袋拍成狗脑袋，这样，我把相机胶卷作为进藏旅行的首要必需品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我那个家用相机的牌子不值一提，而我之所以一家伙买来好几个正宗进口胶卷带在身边，也只是因为我怕在西藏那种旅游热点地区碰上假货。若到时候捧回一堆别说达不到发表水平，连人脑袋和狗脑袋都让人分不清楚的照片来，可就太扫兴了。
我是和朋友一路开车向高原挺进的。从沈阳出发，迢迢万里，沿途可供拍照的风光景致数不胜数。可朋友说，这些景色与西藏一比，就不足挂齿了，还是省着你的胶卷拍西藏吧。朋友在西藏已生活多年，他本身又是画油画的，无论他的审美经验还是审美品位，其权威性都不容怀疑。我便收起相机凝神窗外，看那些“不足挂齿”的景色稍纵即逝。说心里话，轻易放弃沿途美景，我不能不间或生出遗珠之憾。那么好看的自然景观，没及时收入取景器内，说消失它可就毫不客气地无影无踪啦！
好像是车过都兰以后，还在青海界内，朋友就提醒我该拿出相机了。这回你拍吧，朋友说，往后你就可以随便喊停车咱们下去拍照。我看出来这的确就是货真价实的青藏高原了。其实早晨车过青海湖时，我就看到了什么叫青藏高原，什么叫青藏高原的风光景色了。这一段路程，有六七个小时的样子，我始终不错眼珠地看着窗外，对着我看到的一切惊叹不已，只是忘记了拍照的事情。这会儿朋友提醒了我，我也把相机拿了出来，可这时候的我，却不知道该在哪里下车，不知道该朝着哪个方向举起相机。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无一不是拍照的最佳景致。我在选择，车在疾驶。
这时是黄昏的日落时分，我只能说这时的我其实已是一幅最恢弘最壮丽的《高原落日图》里的画中之人。这是一片难得的一马平川的广袤世界，公路像被人用尺逼着画出来的一样，平坦笔直，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如同一脉流质的金子在波动荡漾。向远处看，天地的衔接仿佛没有过度，斜垂的天和翘仰的地所共同结构的，不是生硬的夹角而是流畅的椭圆；朝近处瞧，那些一丛一簇稀疏低矮的康巴草，也并不只是反衬大漠的空旷荒凉，反倒用虬结的劲须和老绿的色泽把大漠点缀得颇有生机。时不时地，还会有一座两座三座四座或白头或棕身的大山小岭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角度扑面而来，它们在太阳的光照折射下和我们汽车的飞速移动中，忽远忽近，时隐时现，亦真亦幻，能产生出变幻莫测的离奇效果。当然最迷人的还是距我们近在咫尺的天空了。太阳尚未隐形之前，那种明亮可称之为单纯，不是单调的单纯，而是辉煌的单纯。比如那种明亮所涂抹出来的无际无涯的白，绝对是一种既包容了五颜六色又穿透了五颜六色的白，白得大而无当，白得荡气回肠。而等到明亮开始迁移为幽暗时，极富层次的天空又转化为一种复杂，那种由互不雷同的云霞形状与水乳交融的色彩关系编织起来的复杂，既神秘玄奥得触目惊心，又朴素亲切得伸手可及。那种复杂，只能是一个好女人所独有的复杂。我曾无数次地在不同的地方目睹过落日景观，也曾在许许多多的诗文歌赋中阅读过关于黄昏的描述，但这青藏高原的黄昏落日，似乎是汇聚了所有黄昏落日的精华之后的一次集中展览。然而，我的惊讶并非到此为止。我们的汽车驶近格尔木时，太阳已经消失了很久很久，彩云也早就变成了重浊的铅云，黑暗如城郭似关隘地阻隔在我们面前。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那城郭关隘的缝隙之间，却时时会闪烁出横空出世般的耀眼的明亮。不知是由于城郭关隘的千变万化导致了明亮的千变万化还是相反，反正我们面前的黑暗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的黑暗，失真的黑暗，使人产生一种恍在梦中如在画里的奇特感觉……
我的朋友说，你要是再不拍照，天可就完全黑啦。我脱口应道，不拍了；这里的一切，怎么都像假的一样。
在这之后，我们过格尔木，过五道梁，过沱沱河，过唐古拉山口，惊心动魄地进入了西藏。在西藏，我待了不少日子，不仅读了许多与之有关的地理历史宗教书籍，也兴致勃勃地去了不少地方。像车过都兰后那样令人震撼的美丽，不管早晨还是傍晚，不管白天还是深夜，在我的游玩途中可谓比比皆是，但我依然一张照片也没拍过。朋友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好为什么，只能十分牵强地解释说，大概是因为我把西藏分解出了三类地方吧。我说，第一类地方，和我居住的城市沈阳，和我们这万里征途中经过的城市北京石家庄太原兰州等地都没有两样，不值得拍；第二类地方，和我到过的其他风景区，泰山黄山峨眉普陀什么的，也都大同小异，拍出来了也看不出区别；而第三类地方，那些更广大更普遍更能够标明为西藏的地方，美固然是美了，有特点固然是有特点了，可它们美妙奇特如同海市蜃楼，连我自己都怀疑是否真有其景，我是没法拍的。我笑着说，我可不想回去给别人看照片时，让别人说我弄虚作假，拍的是油画。
现在想来，在西藏我一张照片也没有拍，其实是我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决定。在我看来，西藏已并非一种实有或者叫实在，它与我们生活的浊世同处一界，显然是造物主一次偶然失误造成的结果。最简单地说，它至少也应该是一幅油画，当然是比波提切利的《春》还要瑰丽一万倍的一幅油画。它的一切真实都只能是画出来的，是假的。在羊八井的温泉里游泳，你会觉得身旁那错落有致的皑皑白雪是假的；去贡嘎的老百姓家做客，你会以为土屋后边湍急清冽的雅鲁藏布江是假的；那个找不着历史寻不到出处的古格王国遗址必然是假的，它肯定是被一个幽默大师为了恶作剧才摆在那里的；那幢突兀地耸立在拉萨市中心的布达拉宫也只能是假的，它那身洁白的衫裙若不与哈达和唐卡同一质地，难道还会与黑砖黄泥同宗同祖吗？还有那曲以西的暴风雪，还有林芝以东的泥石流，它们假得已经失去了灾难的属性，让你只知道欣赏，不知道害怕……
假的并不是伪造出来的，而是幻想出来的，西藏不属于制作而属于想象。整个西藏，整个青藏高原，它的地理历史和宗教，共同决定了它不是物质世界的产品而是精神世界的结晶，它来之于天地的造化和自然的奇迹。所以，单独的美个别的美具体而微的美都只是它的表象，只有集合的美整体的美无所不包的美才是它的本质。要把这样一种美剪割得支离破碎，即使是用照相机的镜头把它剪割得支离破碎，我也担心我犯下的不会仅仅是一个舍本逐末的过失小罪，我担心我将犯下的，会是一种破坏罪和亵渎罪，就像当年的革命毁弃了甘丹寺一样，就像今天的建设污染了拉萨河一样。我是一个对天地造化自然奇迹充满敬畏的人，如果可能，我只愿意让我的心成为一幅无边无际的大照片，将西藏，将青藏高原，包括它们所有的美也包括它们所有的丑，都印上去。
天边外
小时候，我常听姥姥这样感慨：人是地里仙。
人是地里仙，大概很有点《封神演义》中土行孙那种遁地术的意思：快，迅捷，来去只在倏忽之间，既有对时空的敬畏，又不乏人的主体精神。那时候，我爸常去北京听党中央瞬息万变的各种声音，我舅常去东京向日本人推销他们统治东北时就垂涎三尺的镁矿石，每当我爸从北京回沈阳我舅从东京回大连路经沈阳时，我姥姥都会这么感慨。
后来，我长大成人了，也常出门。特别奇妙的是，只要我独自旅行，只要那旅行中有机会让我看着车窗外胡思乱想，即使去铁岭（距沈阳车程仅一小时），我也能情不自禁地想到姥姥的那句感慨，若胡思乱想的时间充裕，我还能想到姥姥那样感慨时的音调口吻、表情神态：她努力做出淡然甚至不屑的样子，显得见怪不怪；可她的淡然与不屑，却无法掩饰她对一件很容易让人习焉不察的平凡事物所包含的不平凡因子的陶醉与痴迷。我不知道，我时常喜欢四处走走，不能忍受长时间地待在沈阳，是否与姥姥早年那频繁的感慨有些关系，与我从小就渴望成为“地里仙”有些关系。
除了读大学那四年，我的居住地一直是沈阳。与我去过的其他城市比，沈阳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我与它的关系，就像大部分人的夫妻关系，习惯了，适应了，既自然而然又无可奈何地彼此接受了，那就夫妻下去吧。但我又不能安安生生地在沈阳待的时间太长，当然待长了也没什么，死不了人；可待长了，比如超过了一个季度四五个月，我就闹心，就烦躁，就茫然无措，就六神无主，就什么东西也写不下去，就如同性欲了或烟瘾了。这时候，没能力没条件的话，不用远，只跑铁岭住三五天，我的欲与瘾也能得到平复，欲消瘾退了，我也就可以重回沈阳写小说了。
我的这种欲与瘾，我把它称为离开的需要，它源于我对那种离开的状态的想象性热爱。离开是个动词，但有时我把它当形容词理解。表面看，它创造的是一段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距离，可在我这里，它参与的，更是一项既有主观需求又有客观契机的里应外合的精神调适活动，而这一活动对我来说，就如同大雁需要迁徙长虫需要蜕皮那么重要。离开，当然是对家的离开，但矫情一下升华一句，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僵化、刻板、熟腻、一成不变、按部就班、死气沉沉的拒绝和反抗。这里的悖论在于，我喜欢变动不居天马行空，喜欢自由自在没收没管，喜欢离开；可如果我没有家了，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了，甚至没有因长时间耗在一地而产生的渴望离开的欲与瘾了，我便无从享受那种离开的快乐。也就是说，一旦没有了离开的对象，我的拒绝与反抗就不能成立。
去哪都是离开，去铁岭都算嘛；可从我的心理感受上说，真正的离开，其实是要过了山海关才作数的。从中国的地域特点与人文习俗上看，黑吉辽三省虽然面积不小，可在人们眼里，却是不分彼此的浑然整体，这三个省份，一向被人统称为“东北”——我不知这是否与它们同样经历了“满洲国”的历史有关。作为东北人，在我这里，与作为沈阳人的概念是一样的，这样，尽管长春哈尔滨比铁岭都远，甚至远上不少，但去那些地方，我的“离开”只等于实现了一半——离开沈阳了，可没离开东北，几乎相当于还在家里。但如果往与铁岭长春哈尔滨相反的方向走，往山海关那个方向走，情形就会大不一样，对我这个偏于一隅的东北人来说，山海关那边就是南方！
是的，在我这里，南方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方位概念，东北以南皆为南方。而我那周期性的离开，去“南方”已足够让我有脱缰之感，若去的是真南方，地理意义上的南方，那些“南方”以南的地方，我简直就如同去了天边，或者套一个尤金·奥尼尔创造的概念，就如同去了“天边外”了，我所感受到的，是插上翅膀的自由飞翔。
我也知道，把去南方，即使去三亚的天涯海角那样的南方，就当成天边外的自由飞翔，也不免有点小题大做。现在这年月，别说杨立伟那几个真去过天边外的宇航员，就是那些没资格搭乘“神五”“神六”的普通百姓，去过各洲各洋那些相当于天边外的地方的人也不在少数，我这么不知遮掩地把一副没吃过肥猪肉也没见过肥猪跑的土鳖嘴脸亮出来示众，容易让人笑掉大牙。但没办法，我得诚实，不知道真天边外和准天边外啥样就是不知道。其实我三亚也没去过，使出吃奶的劲，我的脚也只踩到过中国境内的北回归线，所以，我那简陋而局促的天边外，只配悬挂在山海关至珠三角那样一个泥粘土连的宽度里。
但我从不为我井底之蛙般地把山海关至珠三角那样一个“南方”憧憬成天边外而感到羞愧，也不为自己都活进二十一世纪了，还没见识过真天边外或准天边外的世面而觉得自卑。其实，不写这篇文章我都没想那些。中国那么大，大得惊心动魄，大得匪夷所思，只要一路向南，在国境之内就有我所认同的天边外供我徜徉，这足够我享受离开和地里仙的双重快乐了，我挺坦然。自然了，我坦然倒不在于我始终是阿Q的学生，是相对主义者，没本事跟人家杨立伟比，只敢觍着脸在我已故姥姥跟前长能耐——她一辈子最远去过大连。我坦然的原因在于，在我这里，天边外从来不是物质化的实在，而是精神性的虚有，它对具体区域的确认，必须有我抽象意念的指令才能完成，所以，南洋南非南极也好，南京南昌南宁也罢，甚至我愿意的话，南市南塔南湖（皆为沈阳城内南部地名，而我住在沈阳城北）也行，它们都可以成为我的天边外，当然，也完全可以什么都不是。
从我本心讲，既然天边外只存在于想象中感觉里，那去了天边外与哪也没去，并没什么本质区别。这我不是自欺欺人，我自己比较了解自己。我一向对去“哪”没有计较，我喜欢的，仅仅是“去”。我说过，我出门，不为呼应外部的吸引，只为顺应内心的骚动，我追求的只是“离开”。可有“去”才有“离开”呀，既然我只为“离开”而“去”，那“去哪”当然就不重要了。我从来没有往大树或墙垛上刻写“到此一游”的习惯嗜好，倒不是我讲文明守公德，而是我自小缺少名士意识，觉得游了哪与没游哪全无所谓，这样，念小学时就背熟了要领的“游记体”作文法，一直缺少实际演练，结果，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是地里仙的时代，几乎所有国人都成了为地球村签字留言的名流雅士，别说中国的名山大川，连欧美日的赌场妓院都成他们刻字的大树墙垛了，唯独我这个吃写作饭的，却思滞笔涩，失语忘言，始终交不出“游记体”答卷。可没办法，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连续性，人的精神成长轨迹更是一步一个脚窝，而不可能过分偏离他童年经验中好恶观念与抑扬趣味的引领左右。小时候看什么都新鲜时对“到此一游”都没热情，老大不小了，吞了K粉摇头丸也很难兴奋的我，怎么还会把游没游过“此”或到没到过“彼”当回事呢？
可既然如此，我这边又大惊小怪地把去趟福州广州就当成去过天边外了，连苏州杭州都算，连郑州兰州都算，恨不得把北京边上的通州也捎上，还把这种人人做得到的“州游”夸张成“飞翔”，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
这我需要解释一下。我说过，我是个某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者，而相对主义的自慰手段之一，就是凡事都能为自己找到个“度”。我喜欢离开这是个前提，去北京去上海都属于离开也没争议，那为什么去上海我能更兴奋呢？道理很简单，上海与沈阳距离更远，生活习俗也差异更大，到那里，我会觉得更新鲜些，那种身处天边外的感觉能更强烈。可我这样一解释，也许有人要追问了：那悉尼离沈阳比上海更远，生活习俗也差异更大，为什么从你的表述中，听不出悉尼也是天边外的意思呢？是这样的：单从距离和生活习俗上看的确如此，可相对主义的度，在这里就发生了作用。就现在已知的情形我分析自己，若去悉尼，不可能是工作，或探亲访友，即不可能是进行与我的日常生活交融为一体的个性化旅行，而只能是独立于我日常生活之外的程式化旅游。可我这人，喜欢的是日常生活的通俗自然，其间少有刻意的穿插，而旅游，在我看来太刻意了，它容易成为我那个圆融整饬的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部分。出门玩乐不同于政治学习，率性而为才叫和谐。为说明问题，我想顺手举两个例子，它们恰好都与成都有关那只是巧合。
多年以前，我二十多岁，在成都玩时，满街的旅游招贴蛊惑了我，我随一群陌生人上了峨眉山。汽车把我们送到山腰，众人被安顿在一家小店休息，为次晨登山看日出逗猴子积蓄力量。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忽觉自己非常荒唐。我喜欢睡懒觉，一直对早上的太阳耿耿于怀，我害怕动物，除了人，能喘气的肉身我都厌烦；可现在，我却搭着时间金钱，要起早看什么峨眉日出，看那个每天都照耀我的明亮天体，还要与一群猴子为伴，如果它袭击我，我不仅无权怒气冲冲还得傻瓜一样欢天喜地，这太滑稽也太窝囊啦！于是，第二天天色依然漆黑时，别人爬山，我逆流而下，搭车回到了雨后的成都，坐到马路牙子上，看那些水灵灵的四川妹子——啊，这让我身心自如了许多。多年以后，一两年前，我又攒足了一笔盘缠，正琢磨着应该往哪花时，成都的朋友来了电话，说他刚买个挺大的房子，邀我有空过去看看。房子大了住就方便，我出门旅行，由于经济原因，哪里有张免费的床铺，哪里就容易成为我的目的地终点站。这样，我便去成都待了两周，住人民南路，最远去过火车站，所有时间都用于在朋友家聊天睡觉看闲书，间或去河边的露天茶社喝茶，或在街头品尝花样翻新的成都小吃。朋友问我想去哪个风景区走走看看，我说，最对我心思的，就是站在你家窗口这个风景区看楼下的车来人往。
基于以上理由，尽管我知道这地球上有无数针对沈阳更天边外的地方，可我的天边外，估计只能伸展到我至今尚未去过的三亚，而悉尼，即使哪个旅游团带我去瞻仰它了，它也仍是悉尼而不是别的。当然，我并非成心把旅游和旅行对立起来，我也愿意让连裆裤把这两者套在一起。可对我来说，“游”如同守家在地的朝九晚五，没什么意思，只有“行”，才能把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确定的感觉、如梦似幻的状态、不着边际的瞎琢磨和游手好闲的无厘头，一股脑地赏赐给我。
铁岭也可以赏赐我这些，可为什么我总觉得去南方受封领赏才更开心呢？这倒没什么难理解的，既然出门，就该远走，就好比，既然当兵，就该努力去当将军。毕竟越是南方，越是真正的“南方”以南，才越能让我感受到与东北的不同。倒不在于那些人杰地灵的历史掌故，也不在于那些山光水色的仙界胜境，更不在于那些改革前沿的经验教训，对那些东西，我不是很懂，也兴趣不大；对于我，光是我看得明白的那些物事，那些衣食住行的特殊之处，那些风气习俗的奇异之点，以及由那特殊与奇异哺育的人性，就足以带给我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惊喜满足了。是的，天下的日常生活都殊途同归，都异曲同工，人性来之日常，日常塑造人性，从这个角度说，对什么都不必少见多怪；可在我看来，日常生活虽然简单，却从来不只是低档次功利性的活命手段，那抵达同归同工的殊途与异曲，其实很复杂，是个高级的审美过程。不过，我最想说的，还不是这些，至少主要不是这些。多年以来，南方能够吸引我的，更表现为只针对我个人才有意义的两个方面：一是路途遥远，一是语言不通。
可能又有人要诘难我了，或许还会再举悉尼的例子。是啊，悉尼路更远，语言更不通，但为什么它就不能充任我的天边外呢？或者退一步讲，举中国的例子，西藏青海新疆，也都远，也都有让我听去不知所云的藏语维语哈萨克语，可为什么我对更“像”天边外的藏青新忽略不计呢？
这问题的确提得很好，要解说清楚，得写篇长文，尤其针对藏青新，我不好像敷衍悉尼那么轻易打发。但在这里，我只想三言两语说个大概，理由我就不细说了，权当我不愿意破坏命题作文的章法规矩。我说过，我对日常生活更感兴趣，所以，路途遥远与语言不通，只有站立在日常生活这个大底座上，才能对我发生作用，否则就像凌空蹈虚，就像对我而言的旅游之于旅行，只有观赏意义而无参与意义。我当然知道，全中国哪也没有藏青新更“像”天边外，甚至就称它们为天边外也不过分，但由于它们与生俱有的那种异国情调性，在我眼里，我总觉得它们与悉尼更属于同一系谱，而无法让我把它们想象成一个世俗化的、伸手可及的、可以让我嬉戏其间的天边外。打个比方吧，舞台上的明星肯定更千娇百媚，但与之相比，那个同我调情逗笑的街坊少妇，却更能打通我的感官。
好了，现在，我可以来到我路途遥远并且语言不通的广袤南方了。
我前边说了，路途遥远与语言不通，需要站在日常生活这个大底座上，才能对我发生作用，那么，我怎样理解日常生活呢？其实我指的日常生活，并非恋爱结婚穿衣吃饭那种人类本能的一致需求，而是在结缔效应下，那种社会情态与文化心理的貌合神离或形散神不散。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再不同，树叶也是树叶而不是烧饼。比如，一方菜肴口味适应一方人，但差异再大，东北吃饭使筷子南方也不上桌就分刀叉；再比如，各地的婚丧讲究千差万别，但讲究再不一样，东北把婚丧仪式看做发财良机南方也没逢婚遇丧时偏偏散金放银；还比如，东北人喜欢赵本山的小品而南方人对此热情不高，可这并不影响东北南方都过春节并且把喝酒耍钱看电视作为最有群众性的假日文化三部曲……总之吧，结缔效应下的日常生活，能在一个上挂下连的亲和前提下凸显东北与南方的差异，而观察揣摩这种似是而非的和而不同，最令我愉悦最给我刺激。我一向觉得，拿鸭子比较大象没什么意思，让猫和老虎同场竞技才耐人寻味——它们同属于一个科里的主任科员嘛。
离开东北，去往南方这个天边外，在行进途中，我愿意长久地望向车窗外边（即使不从经济上考虑，我也喜欢针对飞机而言火车那种相对的缓慢），望着车外的景物一点一点地向后退去，感受着脚下的泥土一寸一寸地被我踏过，我常常会莫名地激动，有一种占了大便宜的剧烈快感。人是地里仙！不论我已经出过多少次门，还是每回都要为我能目睹到我那离开的过程如此神奇如此神秘感到诧异。当然，对于火车的运动，慈禧可以感到神奇神秘，我不应该；可没办法，在我这里，火车那种不露痕迹的神奇神秘，好像比“挑战者号”或“哥伦比亚号”那种炫耀张扬的神奇神秘更为迷人。也许质朴的力量更强大吧。是的，离开是我的全部目的，本来能有铁岭那么远的离开我就满意；可中国的地域如此辽阔，能满足我离开愿望的地方那样众多，路途虽远，却去哪都不用办护照换钞票，方言虽杂，却哪一种都属于汉语这口大饭锅里的八宝粥，而我，尽可以在不断延长我感觉上的神奇神秘时，多跨几座山，多涉几条河，去万水千山的另一侧，去天边外的“南方”以南，与和我多有雷同但又迥然有别的人交流沟通，往来厮混，这样的情形，在我就是无以替代的莫大消遣，我怎能吝啬为它而喜出望外乐不可支呢……
离开东北，去往南方这个天边外，在落脚地，除了窝在住处看书或与当地朋友聊天，我多半会像个逛市场的家庭主妇或蹲街边的退休职工那样，自得其乐地将自己置身于南方的曝晒下或潮湿中或温润里，在长街短巷间东游西逛，在商厦店铺旁东张西望。我的游逛没有目的，我的张望没有目标，无目的没目标的懒散与松弛，再加上耳畔那连绵不绝的当地土话的冲撞揉抚，能让我最大限度地接受到南方气息的渗透、灌注、氤氲，由是，在那稀奇古怪的吐字发声的催眠下，我会被一种既清醒又迷惑、既孤独又放任、既茫然无着又无忧无虑、既不知所衷又脚踏实地的感觉搅拌起来融化开去。语言是最基本的交际工具，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信息，又同样用汉语进行表达，居然就可以托付给那么多的字与词、语与句、音与调，这难道不是造化的杰作吗？想想吧，我和他们，那些南方的同胞，多半同源同脉同宗同祖，又有着毫无二致的意识形态背景与思想文化资源；可不可思议的是，从我们彼此认同的最初一刻，就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在阻隔着我们，而且它像坍塌了的通天塔一样既可以逾越又难以逾越。我实在参不透又实在想参透，那表面上的混沌无序与感觉中的暧昧不明，到底藏匿了怎样的寓意与含义呢……
显然，离开东北，在南方这个天边外，能更多享受到“飞翔”自由的不是我身体而是我心灵，是我那推己及人由此及彼的无羁想象。
但我必须承认，离开东北，在南方这个天边外，不论我玩得怎么尽兴，想得怎么畅快，我心里边翻腾最多的，也还是我的家乡东北、我的居住地沈阳。越是在与东北风物反差大的地方，我的家乡故土在我的意识中就浮现得越鲜明透亮，每每如此，从无例外。是我这人容易想家恋栈吗？一离开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心神不宁，就魂不附体？我知道不是这样，因为我想的恋的，从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具体的居所，甚至用想和恋形容我心态都不准确，但以前，我没操心过我何以这样。现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似乎恍然有所省悟：原来，我心中的那种翻腾，其实是一种纠缠，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一种对我渴望离弃而又无法离弃也不可能离弃的一方水土及建基在那方水土之上的习俗生态的爱之纠缠。正是经由这样的爱之纠缠，我方明白，那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是深埋在泥土里的永生的根，不论我们把它栽到哪里，它结的都是同一种果实；而我们对它的背弃与反叛，只能是叶，尽管足够妩媚妖娆，但经过周而复始的生长和凋零，它必然要平静而心甘情愿地化作腐殖质，为根提供新的滋养。同样，那诱人的天边外，不论远及星辰还是近在脚下，也只能是我们想象和感觉中的参照坐标，而不是可以任我们抢夺占据的高地要塞；我敢说，当我把给了我那么多神奇与神秘启示的南方视为天边外时，身处那天边外的许多人，也正把悉尼，把欧美日，把藏青新，甚至把东北，把沈阳，视作了他们的天边外。
南非有个作家叫纳丁·戈迪默，她说过的一段话我一直喜欢回味，就像回味我姥姥那句“人是地里仙”的感慨：“生活、见解，都不是作品，因为只有在远远站立与涉足其中之间的张力中，想象力才改造二者。”戈迪默说的是艺术，是小说，可联想到她的身份特点——一个黑人世界里的白人，一个属于白人统治者阶层却能从黑人被统治者角度思考人性的小说家，我以为，她的话中，“远远站立与涉足其中之间的张力”那一句，说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生存的形态、生活的方式。一个人，无力“远远站立”便是笼中鸟、槛中兽，而不敢“涉足其中”则是迷途的羔羊断线的风筝。当然，“远远站立”并不意味着冷漠麻木，“涉足其中”也不一定就要狼狈为奸，因为在它们之间，还有“张力”牵拉着我们，而那“张力”，便是我们打开笼门槛舍的钥匙，是归家的路标与扯不断的红丝线，是帮助我们的骚动本能得以正常呼吸的理性之风，是质疑、批判、抗争、颠覆、改变、创造，是理解、包容、爱……
文章最后，我想转述一则别人的轶事。在法国，十九世纪末，纪德的大师文凭还没混到手呢，他只是马拉美身边的伶俐学徒；而那会儿，对纪德他们来说，马拉美早是艺术与道德的双料大师了。当时，为回敬左拉的自然主义冲击波，为弥补马拉美的象征派阵营不出产小说这一重大缺憾，纪德写了部小说叫《乌有源游记》（我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否写完了或是否发表了）。在写作过程中，纪德先把其中的两个部分抽取出来，印成一本小册子，取个名字叫《斯皮茨山游记》。现实中并无斯皮茨山，那是纪德虚构的地方。纪德把小册子给马拉美时，马拉美一看书名不由皱起了眉头。后来述及此事的纪德认为，那一定是马拉美认为书中讲述的是实有的旅行。过几天，马拉美与纪德再次碰面时，笑得天真而又释然，他对他的小兄弟说：“啊！您可把我吓坏了，我真担心您去过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