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谚语或寓言，都因其形象生动，典型意义，以及富涵哲理，言简意赅，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民间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谚语，以及典故“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成语，都因为其情节的十分缺德或相当缺德，而千百年地流传，直到今天仍具有极其鲜活的生命力。
“过河拆桥”本来是很损的了，现在，小毛驴卖了力气，将粮食磨好以后，还得把命搭上，可见这个小毛驴的主人，没良心到了极点。看来这个宰驴的无赖，第一狠毒，第二残忍，第三背信弃义，连眼皮也不眨，就开了杀戒。毛驴服了，扔下两句话，厉害！厉害！因为它刚拉完磨，还没有歇过气来，一把刀在其眼前晃着，有什么法子呢？只好任其大卸八块，投到锅里，和以大料茴香，成为卤煮驴肉。
汉代的淮阴侯韩信，一个绝对的军事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政治家，他想不到刘邦是卸磨杀驴的老祖宗，因此，我想他对那头驴的感想，深有体会。因为，当他在云梦，可能是现在洞庭湖一带，被汉高祖刘邦抓起来问罪的时候，他没说“卸磨杀驴”这句民谚，而是说了一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意思相类的话，足见他和被宰的驴所扔下两句话，厉害！厉害！是有同感的。据考证，毛驴这种牲口，上古时期，中原地区不产，是汉代才从西域引进的家畜，当时还未大量繁殖、普遍役使，所以，这位受过胯下之辱的将军，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了。
刘邦立国，张良，萧何，韩信，最有功劳，韩信的战功甚至更显赫些，所以，封楚王。其实在楚汉相争时期，韩信多少了解一点刘邦这种无赖习气，就说，为了指挥作战，号令部众，你就封我一个“假王”吧！刘邦那时被项羽打得晕头转向，很需要韩信为他卖命，便装作大发脾气的样子：真是荒唐，当什么假王，要当就真格地当王。因为韩信平楚有功，遂封楚王。等到刘邦江山坐定，觉得韩信是个尾大不掉的实力，就防着他，当然，一直也对他放心过。而这个韩信，认为自己是楚王，在巡行所属县邑时，免不了带着前护后拥的甲兵。有人向刘邦告密，说他存谋反之心。刘邦一想他不但善战，还有实力，更有地盘，为防激则生变，接受间谍头子陈平的建议，假作天子巡狩，会诸侯，放一个烟幕弹，趁此机会把他擒获，将他押回咸阳。
韩信没料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半点旧情不念，于是，这个缚在槛车里的阶下囚，扼腕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功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句话虽然不如“卸磨杀驴”精练简洁，但可以想像韩信说这话时，一定很气愤，也一定很懊悔。
为什么气愤？刘邦的手段透得卑劣。其实韩信不了解，封建社会里的开国皇帝，即或不是流氓，也是不反对使用流氓手段，来夺取江山和巩固政权的；为什么懊悔？当初不该不听蒯通的话，如果自立门户，刘邦也许打不下天下，坐不成江山，说不定现在和他平起平坐？
蒯通就是他说的“果如人言”的那个谋士，是这句话的最早创意者，版权应该属于他，毫无疑问。当楚汉相争未定局时，他曾经跑去给韩信进言：“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于是建议韩信“叁分天下，鼎足而居”，还引文种、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后被弃绝的例子，说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道理，韩信的牢骚，由此延伸发展而来。
韩信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在用兵上，多多益善。但在政治上，却不是刘邦的对手。别看他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得心应手，在官场上，就常有败棋。他未必不知道自己是举足轻重的一个方面，也未必不想称王成霸，可他对蒯通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以事，吾岂可以以乡利背义乎！”
他曾经批判过项羽的“妇人之仁”，结果他自己却感情用事，成了一个大老娘们，估计他对蒯通说出这番充满知遇之情的话时，眼中说不定还闪着泪花咧。政治家在决策时，要是搀进了私人因素，无有不败的。搀得越多，败得越惨。韩信“载人之患”，“怀人之忧”，“死人以事”，作为一条汉子，绝对够格，作为一个朋友，天下难寻。但他不知道刘邦为了维护他的政权，是一点也不能汉子似的讲义气，也不能朋友似的讲交情。
老实说，从一开始，对他就十分防范，百倍警戒的，从来也没有放心过。要不是韩信南征北讨，立下汗马功劳，刘邦能不能当上皇帝，还是未定之数。但一旦坐稳江山，对不起，就要收拾这些有功劳，但不放心的元勋了，也不念往昔为他拉磨的历史了。这也不仅仅刘邦如此，封建社会里很多皇帝，立国以后，都按照卸磨杀驴的原则，无情地对待当年共生死的战友，打江山的伙计，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舍命相随的左膀右臂。
所以，凡称得上是皇帝的股肱，或非股肱却是皇帝眼中认为具有实力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大多数是不值得羡慕的。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北海敬王睦薨。这位分封的诸侯王刘睦，就是个比韩信要聪明得多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汉明帝眼中是并不放心的。是处在脆弱险恶的环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始终保持清醒，不敢有丝毫令汉明帝生疑的表现。有一年，“尝遗中大夫诣京师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土，臣敢不以实对！’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乃为相爱耳。’”《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写到这里，给他一句评语：“其智虑畏慎如此。”于是，总算得了一个善终，没有死于非命。
刘睦所以这样一生“智虑畏慎”，因为他不过是皇弟，按祖宗规矩，“非刘氏不得王”，才得以分封一块土地为北海王，不过是沾了血统的便宜。皇帝要是不喜欢你，随便找个名目，就可以“除国”，让你卷铺盖滚蛋，这是客气的。弄得不好，让你仰药死，你也不得不喝皇帝赐的那杯毒酒。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后说：“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为什么刘睦偏要部下像班固所说的向皇帝汇报，把自己糟蹋得不成样子呢？很简单，正因为他明白，他有“少好学，光武及上皆爱之”的名声，对汉明帝来说，他不怕你堕落，而怕你有为。统治者最怕的是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包括潜在的威胁。所以，韩信的倒霉，就在于缺乏刘睦这样的“智虑畏慎”。
韩信觉得身上的征尘，胸前的勋章，赫赫的战功，彪炳的资历，与刘邦起事时的交往，是一份谁也不敢拿他怎么样的本钱。其实错了，他忘了皇帝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可以随便“予取予夺”的天子。你再大的本钱，也没有他可以杀你的本钱厉害。“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闹开情绪），信由此日夜怨望（发开牢骚），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肯定是骂骂咧咧了）。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不光言，还有行了）！’”结果，他因策划陈豨兵变，而从中应合，被吕后镇压，夷三族。刘邦征陈豨归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之。”这个“喜”，证明刘邦早就想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假惺惺做出“怜”的样子，也是猫哭耗子的表演了。
比刘邦还要多一份流氓精神的开国之君，恐怕要数朱元璋了。他在杀戮功臣的记录上，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最没有道理的屠杀，莫过于杀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了。
此人是追随他最早的开国元勋，据《明史·李善长传》：他早在朱元璋还没有成气候，说不清是兵是匪是流寇的时候，就同他一齐闹革命。“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他劝朱元璋不能以打家劫舍为目标，而应该目光放远。是他使这位凤阳皇觉寺的小和尚，相信自己也可以有九五之分。“从下滁州，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那时，朱和李都在郭子兴属下，郭很赏识李善长，要他给自己出谋划策，他婉拒了。始终追随朱元璋不变，表现出难得的忠诚，从此，一直成为朱元璋的智囊亲信。“太祖得巢湖水师，善长力赞渡江。”正因为这一步，朱元璋便有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得以打败方国珍、张士诚，最后打败元帝国。由于他多年参与决策，为朱元璋立国，做出杰出贡献，所以，“太祖为吴王，拜右相国。”说明他是一位绝对称得上股肱之臣的人物，要不然，朱元璋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为妻。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对大家宣布：“善长虽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一直担当后勤工作，保证粮草供应，稳定军心，巩固后方，他立下的功绩，和汉代的萧何一样值得名垂千古，所以，一定要进封到大国的爵位！”但是，李善长官至极位，忘了“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的韩信这句名言。而且追随朱元璋大半辈子，竟不了解这位流氓无赖出身的皇帝，其狡诈多疑，残忍冷酷的本性，他逐渐失去了最起码的“智虑畏慎”之心。一些恣意枉法的行为，也惹得朱元璋不快。到了胡惟庸案起，他对所有的功臣都持怀疑态度。于是，大开杀戒，连同蓝玉一案，杀了好几万无辜臣民，最后杀红了眼，脸一抹，连儿女亲家也不认了。“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要不是有这点金枝玉叶的庇荫，这一家就是满门抄斩了。
显然这是毫无疑义的冤案，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有人敢给朱元璋上书，为他平反。理由很简单：如果李善长自己要谋反，还说得过去。他已经位极人臣，再去策动胡惟庸推翻朝廷，是没有道理的。纵使胡惟庸成功了，能够给予他的一切，会超过陛下对他的宠遇吗？朱元璋是个喜怒无常的皇帝，是个动不动在朝廷上要杀人的君主，像这样责问他的一个虞部郎中，而且结论是冲着他的：“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很奇怪，朱皇帝竟然隐忍不发，显然他也觉得这样卸磨杀驴，未免太过分了吧？
相比之下，唐代的尉迟敬德遇到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就是一件幸事了。这位武将，当初，因为他是从隋军投降过来的，唐军上下对他极不信任，建议秦王李世民将他杀掉，以除后患。李世民却很有远见，对他深信不疑，并且说，你愿意走，我资助你，你愿意留，我们是朋友，这实在把他感动了。所以，李世民在一次打猎中，恰遇王世充的几万兵马，亏了尉迟敬德枪挑单雄信，才救了陷入重围中的秦王。
如果说，这多少属于报恩的行动，那么，李世民能够登上帝座的最重大的一次行动，也就是玄武门之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宫廷政变，尉迟敬德起了推进器的作用。因为杀弟逼父，对李世民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一是考虑实力，二是考虑舆论，三是考虑亲情，故而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这时，尉迟敬德给他做工作：“人情畏死，众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虽存仁爱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计，失人臣临难不避之节，乏先贤大义灭亲之事，非所闻也。”然后他说：“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并且还声言，如果你不敢干，我们大家便只有逃命了。
在他的一再说服下，于是李世民动了手，“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绊，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也就从此刻起，李世民正式即太子位，开始他的贞观之治。后来在评功时，唐太宗认为“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
可是尉迟敬德这位武人，“好讦直，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三年，出为襄州都督。”可见他和历代居功自傲的臣下一样，不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跋扈专横，甚至背久了这样一个功臣包袱，连皇帝也不大买账的。可以想像李世民对他不会太愉快的，所以，把他外放了。“贞观八年，累迁同州刺史，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为争座次，把劝架人的眼睛差点打瞎，也实在太过分了，难怪唐太宗一甩袖子离席而去。
但唐太宗李世民到底要有修养多了，对尉迟敬德的处理，与以前的汉刘邦，与以后的朱元璋不同，他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晓喻尉迟敬德，一下子就提到那位淮阴侯韩信：“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谨饬，无贻后悔也。”
给老兄先敲一次警钟，到时候别怪朕不讲情面！
尉迟敬德不是傻瓜，李世民明确提到了韩信，这教训他不会不汲取。于是，从此以后，这位老兄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这就是说，有如此明智的皇帝，才有如此顺达的臣下。从那以后，他只是讲究享受，追求快乐，注重生活，甚至和社会，和政治，和权力，采取绝对疏离的政策，闭门杜客，自我隔绝。这就合乎那位北海敬王希望皇帝知道他的近况一样，到了“声色是娱，犬马是好，志衰意惰”的地步，李世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他一直平安地活到七十四岁去世，给自己画了一个很圆满的句号。
看来，尉迟敬德要比韩信的下场好，比李善长的结果强，但要不是李世民，而是刘邦或朱元璋，他能享有死后“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的荣耀吗？细细分析起来，除了客观情况的不同外，都是九五之尊，文化的有或无，高或低，其文明程度上是存在着相当差异的。也许这就是磨和驴的寓言，在封建社会里还时不时会出现的缘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