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鹦鹉洲怀古》。鹦鹉洲与祢衡有关。祢衡少有才辩，气尚刚傲，不为曹操所容，操将其送与刘表，表又不能容，转送太守黄祖。黄祖长子在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祢衡作《鹦鹉赋》，以鹦鹉自喻，抒写才志之士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后祢衡终因出言不逊，为黄祖所杀。诗人望鹦鹉洲而触景针砭现实：“人生焉得同桔橰？喙长三尺閟不嚣。君不见鲁国巢覆黄口嗷，又不见海隅屯骨苍蝇饕。”表现了诗人对统治者压抑、迫害人才的不满，并预示这种专制统治必将走向覆亡。
(六)山水诗。朱依真一生游历较广，足迹遍及今广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游览所至，辄有吟咏。朱依真的山水诗，闪烁着诗人追求静谧，向往和谐，借山水寄寓“冷面隔俗”之性情，消解与世不合的抑郁之气的真实灵魂，并在模山范水中隐含优患之思。如《过宝应》，用清新自然的语言描绘了宝应(清属扬州府)一带湖泊众多，“网罥修鳞屩漉虾”的水乡风貌。诗人的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又如《阳朔》，写出山峰气势奔突踞傲不就规矩的特点，与诗人的个性非常契合，正可以借山寓其理想：“何如处平世，于此结衡宇。桑麻半无税，鸡犬各有主。毕生青嶂闲，曷必定太古。”
(七)论诗(词)诗。乾嘉时期，活跃着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厉鹗为代表的浙派、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等诗派。朱依真主张不同风格的诗作可争相斗艳，并有选择地吸收各家所长。在《李厓竹宗澳志于诗，闲以诗法质予，愧无以答其意，为述古今得失，平日自厉者赠之》一诗中，朱依真通过总结自己学诗、悟诗的过程，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诗歌创作理论：提倡学古，重视诗歌的质实内容，“措词各有指，托义要非空”；提倡直抒性灵，表现真性情，“至于抒性灵，随境披心胸”；重视学问，主张多读书，使“诗思衡纵”。
朱依真的词学观体现在其《论词绝句》二十八首。这组论词绝句，对晚唐五代至清中叶有代表性的词人词风作了中肯的评价。如论清初词人朱彝尊：“燕语新词旧所推，中兴力挽古风颓。如何拈出清空语，强半吴郎七宝台。”后有一段自注：“词至前明，音响殆绝。竹垞始复古焉，第嫌其《体物集》不免叠垛耳。”宋是词发展的高峰，元、明两代词人成就不高。至清初，词人辈出，朱彝尊词不失为清词中一流的作品，但他主要从清雅的格调方面下功夫，忽视内容方面的拓展，虽追踪南宋词人姜夔(号白石道人)、张炎，风雅与白石相近，但在意度的高远、气象的清越方面，则远逊于白石。朱依真“嫌其《体物集》不免叠垛”，是颇有见地的。
四、唐宋遗韵性灵新风——《九芝草堂诗存》的艺术特色
邓显鹤为《九芝草堂诗存》作序云：“(朱依真)独刻意为诗，以其微渺、夐邃、沈鸷、鑱刻之思，寄其冲夷、高旷、严冷、峭洁之慨，幽而不怨，涩而不僻。”［19］下面简述其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以文为诗。“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11］朱依真作诗“以唐宋为则”，因此他的诗歌“以文为诗”的特点颇突出。如《蜀道难》，以变化莫测的散文笔法，把想像、夸张和神话融为一体，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之貌。其间虽然明显学习了李白《蜀道难》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但能突破前人的窠臼：“蜀主但知金牛能粪金，岂知金牛残尔国；蜀主但知金牛能粪金，岂知金牛需尔人民食。呜呼！蜀主亦何愚！金牛粪金亦区区。何不守尔之要害，粪尔之膏腴。呜呼！蜀主亦何愚！”这段散文化的议论性结尾，意在警戒后人，不要忘记历史教训：为了一时一事的眼前利益，葬送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又如《送白庵回里》一诗，杂用三言、五言、七言、九言的句式，富于变化；不讲究用韵，但并不拗口，反而觉得错落有致，读起来有自然的节奏；议论、对话等散文表现手法，倾荡磊落，带来了诗境的新意。
(二)大量用典。朱依真是一位学者型诗人，诗中铺排典故，目不暇接。如《松圃诺惠酒度岁，恐其久不复忆，诗以索之》一诗，接连用了晋人周顗、阮籍、刘伶嗜酒、孟嘉“得酒中趣”的典故，从中道出自己的愿望：稍稍得到饮酒的乐趣即可。然后用唐汝阳王璡自称酿王兼麹部尚书、阮籍曾为步兵校尉，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的典故，夸赞李秉礼家中贮酒之多，接着又是连用季布重诺言、秦昭王不守信这一正一反的典故，委婉提醒对方记住承诺，最后“宵来食指动”二句，意谓预兆将有口福，到时再邀请有酒嗜的同人，同样也是语出有典。“食指动”语出《左传·宣公四年》：“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日：‘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
李秉礼看到“索酒诗”后，不仅送酒给朱依真，还送了醉蟛(用酒浸泡的螃蟹)；于是朱依真又作《松圃惠酒，佐以醉蟛，作此志谢》诗。这两首诗，通过铺排典故，使“索酒”这一颇使人难为情的事情变得娴雅而有诗意，并凸现了朱李之问的亲密友好以及朱依真风趣调侃的个性。
(三)史识入诗。朱依真“于十七史，丹铅数过”，自称“文史乐余闲，诗思颇纵横”，他以丰富的史识为基础，创作了不少陵轹古今，含蕴丰富的咏史诗篇，如《浯溪》一诗。浯溪在湘水之南，为唐代元结所命名。诗人神往浯溪，是出于对元结的敬仰之情，而一旦身临浯溪，所见“邱壑幽峭”、“楼观骞腾”的幽寂、残败之景，则使诗人产生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沉思。“斒《磨崖颂》”二句，指唐安史之乱后，诗人元结有感于玄宗、肃宗重返长安，写了一首《大唐中兴颂》，后由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刻于浯溪石崖上，又称《浯溪中兴颂》，俗称《磨崖颂》。自唐以来，题咏甚多。而今石崖上的字画已斑驳不清。“后来靖康帝，生不返绍兴”二句，反映的是宋徽宗、钦宗被金人俘去的史实。全诗既有对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的沉思，更有抒发沧桑之感，警策今人，以史为鉴的深意。
又如《过德庆有怀陆大夫》，“陆大夫”即陆贾。全诗蕴含了与陆贾有关的三件事：出使南越，以其善辩之说使南越王称臣；针对汉高祖刘邦“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责骂，答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使刘邦不怿而有惭色；汉孝惠帝时，吕后专权，陆贾使丞相陈平深交太尉绦侯周勃，使吕氏谋益衰。以三件史实入诗，说明陆贾的善辩、智慧和历史功劳，并都融入了诗人的感情和见解，表现了诗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判。
(四)直抒性灵。袁枚的“性灵说”，把诗歌创作与个性自由联系起来，是当时诗坛上一股清新的风气。袁枚晚年客游粤西，常与朱依真唱和，故朱依真也受到了性灵派的影响。朱依真晚年论诗，亦提出直抒性灵，“至于抒性灵，随境披心胸”(《李厓竹宗澳志于诗，闲以诗法质予，愧无以答其意，为述古今得失，平日自厉者赠之》)。朱依真的诗歌创作，亦体现了这一主张。如《马头道中大风见月》，诗中对大风及其威慑力的描绘，汪洋态肆，瑰伟奇崛，并融人了自己坎坷人生际遇的感慨。大风后见月的明朗境界又使诗人产生了惬意、豪迈之情，充分展现了诗人性情中豪情鼓荡的一面。
又如《雪中四咏·独酌》“一酌愁城降，更酌冰天溃。沉沉再三酌，兀兀已昏睡。……融和四肢春，浑穆胸中味。世间铺糟者，谁识醉翁意”。诗人雪中独酌，尽现性情，而沉醉之间，实有深意。清中叶险恶的政治、文化背景使许多正直的士人不仅难以施展才华，而且他们的心灵世界普遍处于压抑、惶邃和不满状态。朱依真作为一布衣，一方面对现实、对自己的处境深怀不满，但又绝无与统治阶级合流之心，坚守独立的人格和自由；另一方面，精神需求和自我价值的难以实现又时时啮噬着诗人的心灵。在这种生命体验过程中，诗人独酌醉酒，酒成为其心灵世界极度压抑苦闷的象征和思想的避难所。
五、粤西诗冠骚坛赤幡——对朱依真的评价
廖鼎声《拙学斋论诗绝句考略》对朱依真的诗歌给予高度评价：“盛宗代有布衣尊(谓朱昌焕、朱绪父子)，晚见骚坛移赤幡。终愧竹丝异钟吕，后来居上不须论。”［12］梁章钜在《三管诗话》中也说：“余辑《三管诗》，于布衣所存独多，且有美不胜收之憾。常喜诵其(指朱依真)《题万东斋课读图》一律云：‘略翦茅茨见古淳，地偏花药有精神。家风远过刘长盛，童子皆如井大春。天际鹤鸣时上下，隙中驹影易因循。绘图拈出穷经力，不取浮荣眩后人。’词旨深稳，落落方家。”［13］袁枚晚年至粤西，常与朱依真唱和，誉之为“粤西诗人之冠”。朱依真诗歌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他“韦布宁无不朽人”(朱依真《徐临谷学谦孝廉挽辞》)的志向、深厚的学养以及唐宋兼采、包容各诗派的创作精华的诗歌创作主张。朱依真以较纯粹的艺术精神从事文学创作，师古而不囿于藩篱。作为一名学者型诗人，他在学习和借鉴唐宋名家的诗歌创作经验方面成就显着，又能自出机抒，直抒性灵，表现诗人自我的思与虑、爱与愤，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其诗歌也存在局限和不足，如有的诗歌，大量堆砌典故，表现出逞才使学、追奇炫博的文人习气。
朱依真的诗歌创作直接推动了清中叶广西诗歌的发展。他与诗友黄东昀、冷昭等结诗社于桂林隐山，一以唐宋为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诗歌创作浮浅不师古的风气。清中叶广西诗歌创作与全国同步，成就斐然，这与朱依真和其他许多广西诗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朱(依真)李(松圃)既往，粤之诗人，益多辈出。”［14］乾嘉时期广西形成了良好的诗歌传统，充满生机和活力，并对乾嘉后的广西诗坛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
［1］［12］廖鼎声《拙学斋论诗绝句考略》，民国二十五年版。
［2］［光绪］《临桂县志》卷二十九，据光绪六年补刊本影印本。
［3］［8］［13］蒋凡《〈三管诗话〉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6］［7］［9］《九芝草堂诗存·李秉礼序》。
［5］［10］《九芝草堂诗存·邓显鹤序》。
［11］赵翼《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张凯蒿《杉湖十子诗钞·序》。
